一刀就要砍掉25万，那些痞子兵还不得造反？”台下
“我看25万都不止，徐大人不是说了，要先压缩空额，万么？照我看，要节俭3，至少得一口气削掉这个数。”还有人将自己的手掌一笔划，五个手指伸展开来——50万。
“难，难！只怕有人要造反，就像张勋那样。”
“造反？张勋？现在怎么死都不知道……”
虽然台下的议员对削减军队这事的操作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但谁也不会否认目前帝国军队确实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境地。
就国防兵力而言，在俄国因为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导致兵员数目下降后，帝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国（可远不是强国），绿营、旧军（指湘、淮军余部）、新军、驻防八旗、禁卫军全部收拢起来大概有15万人左右的兵力。
打仗靠的是战斗力，不是人多。这150军队中，倘若有15真正有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林广宇都要谢天谢地了。但很可惜，连这样的目标都是奢望，新式军队满打满算凑拢来最多只有10万出头。而且根据上次禁卫军选拔时的调查，这10万新军完全符合近代军队标准万出头。
更让人为之气结的是，帝国每年的国防经费却是惊人，按照对维新二年情况的摸底，总军费至少需要21658万元。亦即差不多一半地国家财政收入要用于军费。这2.1多个亿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就相当于能够组建8类似于北洋水师的海军舰队，能组建2～3左右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即便从绝对额上衡量，这2.16亿的军费开支在世界范围内排得上号，仅少于德、英、俄、法、日、美诸大国，却多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如果考虑到帝国2.16个亿中用于陆军军费的比例占九成五以上而其余各大强国还要将很大一块用于海军建设时，这种低效率就更令人发指。
只有站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上，才能明白军队数量不等于国防实力的道理。才能了解军费开支的高低不与军队战力高低正相关地惊诧。即便是最穷兵黩武地俄国和日本。国防经费在非战争年度也不可能占有如此之高地比例。特别是考虑到如此巨额的军费维系着世界上最无用的军队，其中的挫折感和沮丧感就尤其让人感到愤懑。皇帝早就有了推倒重来的心思，这一次着实是动了真格。
按照皇帝的真实想法，全国所有的旧军和八旗都属于被裁撤之列，但徐世昌和铁良两人认为太过激进，费了好大地力气才劝说皇帝遵循“循序渐进”的方针，这25万兵员的裁汰。已是皇帝所能容忍的底限。
上意如此，内阁也没有退路，否则皇帝一纸敕令下来谁也吃不消。所以，面对台下惊疑的目光，徐世昌侃侃而谈。
“裁剪军队的用意有三，第一曰节俭经费，平衡收支。举凡世界各国，在和平时代。无一国将国家预算之半用于国防。帝国现在民生凋，各方面都需大量资金，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既无必要又无效果。第二曰顺应潮流、发展警政。帝国现有军队。特别是旧军一般都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己任，但此一重任其实由巡警完成更佳，下一步朝廷将敕令地方发展竞争，缩减军队。第三曰巩固国防、整顿军力。甲午尤其是庚子以来，旧军腐化堕落、不堪使用已是人所皆知，汰劣留强原本是国防建设应有之意，裁剪名额为的是更好地建设军力。”徐世昌最后提醒道，“此次裁撤安排在维新三年、四年两个财政年度完成，务必要收到实效，检验成果，今后数年朝廷一方面继续编练新军，另一方面仍然将致力于裁汰旧军，最终希望能够9年立宪完成之日将国防开支所占财政比例压缩到3以内……”
三成以内？台下议论声又起，这个似乎难度也不小。
当然，徐世昌也描绘了裁剪军队员额之后地好处，旧军素以军饷低微、拖欠克扣严重而出名，但一旦裁汰，改军为警，将5人地军饷用到2人身上，相对就要有保障的多，至于战力也未必会下降到哪里去。
“诸位议员，本次预算案除了对维新三年有关财政数字做一统筹安排外，对于财政体制也有很大程度的变革。按照财政部清理财政地旧议，维新元年以前均为旧案，需要报部审核，但预算案倘若通过，地方财政就毋庸报部审核。”
毋庸报部审核？那还不乱了套了？徐世昌此言一出，台下很多人就在摇头。
“泽公不是将财政清理大权掌控得牢牢的么？怎么这会儿徐总理又说毋庸报部审核，这到底唱得是什么戏？”
“我也不懂。但是，你看……”有个议员用手一指载泽，“泽公脸上笑眯眯的，恐怕早就胸有成竹。”
“这事情真是越来越怪了，我差点要看不懂了。”
“别慌，朝廷总有这么做的理由，只要不过分，咱们一律同意就行。”
“万一过分呢？你难道还能反对不成？”
“谁说不能反对，投票反对不就结了……”
台下议论声再起，徐世昌稳坐钓鱼台，不慌不忙地予以解释。
“所谓毋庸报部审议一节，并非指朝廷对地方财政不管不问，而是指在财政开支上不用走财政部的路子。诸位想必也清楚，以往费用案子如果要销案，地方先是要统计造册，然后要报部审议，最后才能冲销入账。这当中，还涉及到地方银两成色与京库平的换算。涉及到往返折腾。若是稍微有点纰漏，这来回拖杳，没个两三年根本不能销案，碰到胥吏不良，故意刁难，更是烦上加烦。兄弟原先也是一方大员，深以为苦……”
徐世昌先诉了一通苦，这通苦一诉。台下众人便深有感触：原来报部审议销案当中有很多猫腻。特别是军费案子。不将户部（财政部）地贪官污吏关节打通，休想报销，到时候拖上数年，弄得人筋疲力尽还惹来一身臊。而且由于各地通用的银两标准与京库平不同，光是换算、损耗折记都令人头大。
除了报销之外，解款进京同样也是麻烦。延误的话轻则降级、降职，重则撤职查办。所以各省都非常小心，但财政部的不良官吏趁机要抰，借口成色不足、数量不符以刁难，目的就是一个，让地方拿出银钱来贿赂，只要好处一到手，成色不足马上就不存在了，数量即便不符也能先呈报上去然后慢慢修正。
一条报销、一条解款。原本是两条财政监督的善法就这样成了敛财之道。台下的议员中很多都熟谙官场之道，对徐世昌这番不留情面的点破与鞭挞深以为然，只是未免太折损了财政部。大家伙都在看着财政大臣载泽。
但是。载泽依然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丝毫没有气
样——今儿这是怎么了？泽公撞邪了？
嘀咕归嘀咕，再怎么不对劲也只能埋在心里——难道还能凑上前去问一声：“泽公，徐总理在拐弯抹角指责财政部呢，您怎么没个响声？”
但徐世昌补充说明地后一条，立即让人感受到了分量：
“按照中央税制和地方税制地划分，朝廷对地方收支不加干涉，惟加以监察督促。如何监察呢？方法有三：第一，地方从维新四年开始，同样需做地方预算、决算案，报本省议局审议通过，不被认可者则予以撤换行政长官之责；第二，每年经费核销，虽然毋庸报部审议，但须将审核清单报财政部备案审查，若有不法行径，予以纠核之；第三，监察院将汇同财政部组成地方清查核算监管小组，派遣钦差大臣予以实地检查、清理，若有问题者，一律撤职查办。”
别的都还好，一听“监察院”三字，台下一起竖直了耳朵，脸上却是恍然大悟的神色——难怪朝廷如此放权，原来是捏着如此利器呢。官屠不出则已，一出必然是血雨腥风、牵连一片，而官屠作为命硬之人，前次武昌叛乱都不能奈其何，真是……
难怪载泽如此沉得住气，倘若财政部依旧掌握核销大权，在监察院的严打之下，免不了成为众矢之的，不说牵连，至少失察之责是免不了的，现在一通改革，财政部的权虽然小了一些，但是无形中安全系数也大为提高，出事地可能性降低了，这个财政大臣才能当得稳当——载泽可不想被岑春煊参劾后去颐和园“度假”。
稍一回味之后，诸议员忽地又想到，按照这一番财政体制的变革，岂不是地方议会的权力也要大大增长？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次议局选举及开会，除个别省份外，其余各省的总督、巡抚都抱着不以为然，甚至能搪塞就搪塞，能应付就应付的态度，丝毫没有将议员们放在眼里。现在按照这个思路，议员们掌握了财政审核权就等于掌握了地方权力的要害。虽然免不了彼此间的明争暗斗，可毕竟有了说法，朝廷有了旨意，不怕疆臣大员不买账。
望着台下那100号民选议员脸上露出地兴奋之色，徐世昌心里不由地在感叹皇帝高瞻远瞩、计谋深远。
皇帝曾在国会开幕前召见了徐世昌和载泽，透露相关意思，但不论载泽还是徐世昌，都对皇帝放手地方财政地提议表示反对。
载泽情绪当时十分激动，认为：“庚子以来，地方督抚越发肆无忌惮，对朝廷旨意阳奉阴违，越来越尾大不掉，奴才去年好不容易逮住机会用了财政清理的名义压制了一番，如果今后地方开销不用报部审核，则地方更会与朝廷离心离德。”
徐世昌也表示了反对，虽然他曾也是封疆大吏，但此一时彼一时，坐在内阁总理大臣这个位置上，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皇上顺势而为地主意是不错，但臣以为，倘若朝廷对地方没有财政约束而只有人事约束，即便予以撤换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与大局无益，更不能挽回地方对朝廷的恭顺之心。故臣认为，朝廷可选择若干放权，与要紧处却须牢牢……”
“两位爱卿言之有理，但既然地方对报部审核与财政自主之言呼声日高，朕不顺应民意恐怕不妥。更何况，自维新元年以来，国防部收拢地方兵权，财政部收拢地方盐税，各地督抚早有不满，朕不松绑，只怕他们背地里都要骂朕，何必如此？”
“可是，皇上……”
“不要担忧，朝廷虽然不能直接掌握地方财政，但亦不容许地方督抚作威作福，尾大不掉。朕有个办法，地方财政案务必经议局审议通过方可行使，一来，议局人多言杂，不比财政部经手胥吏只有那么几个，地方督抚要对其加以分化拉拢困难重重；二来，议局议员对本省情况说甚详，而且朝夕相处，即便督抚想玩什么花样也办不到；三来，宪政之意，本来就是要发挥议会力量，议局作为地方议会负有监督、纠察地方政府之责，如果不给予相应权力，岂不是外界以为朝廷空手画饼？既然朝廷监管地方不力，那么让议会监管如何？”
听到议会监管这几个字，徐世昌眼前一亮，载泽则还有几分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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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有云，叫‘以夷制夷’，朕便来个仿效，反正这监督之权朝廷操办起来也不甚得心应手，不如来个以权制权，‘地方制地方’。朕想着，地方士绅绝不会让地方官为所欲为、烂地方的。”
“可督抚权大，议会权小，奴才怕制不住这班人。”
“这岂不是更好？”皇帝哈哈大笑，“如果地方政府和议会闹得不可开交，岂不是都要找朝廷来寻求支持？地方政府要找内阁寻求支持，议局要找国会两院寻求支持，事情一旦闹大，朝廷便有了介入的理由，到时候要方要圆都极为简便，更何况还有监察院的屠官刀呢……”
好一个以权制权，以地方制地方，载泽和徐世昌两人回味再三，终觉可行！于是商定，做预算报告之时由徐世昌唱黑脸，尽管把责任往财政部推，然后权力下放给地方议局。
一句话，皇帝把五权制衡、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发挥到了最充分之处。
“诸位议员，此次提出维新三年财政预算案，除去为明岁编制参照方案外，还有另外三层用意。第一曰理顺关系，税收中央地方区分，财政自然也要中央地方区分，预决算同样也要分开，这样操办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第二曰减轻地方负担，地方财政开支毋庸报部审议实行后，各省就不必疲于奔命、苦于稽核，无论办公经费也好，当差之人也罢，都能减轻负担；第三曰减轻民众疾苦，依预算案的要求，明岁旧军裁撤之后，朝廷将减少对各地解款数量的要求，各地对赔款的认缴亦要相应减轻，特别是朝廷已达成币制改革大借款，对原有借款予以清理，各地亦能从中受惠，光是军费一节受惠即达三成，一方面可以弥补财政赤字，另一面则可将财政用于改善民生……”
虽然徐世昌的提议有这样那样的考虑，但从众多议员的角度来衡量，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各省议局不但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权力，而且还获得了不增加赋税的有力承诺，议员们无一不是有产者，自然高兴异常。这个时候，已经无从去计较为什么财政部那么容易放权。他们脑子里全都是利好消息——手中的权，多了；要缴的税，不会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
太好了。
这样好的大臣不当总理谁当总理？这样体贴民情，顺应民心的内阁不留任谁留任？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