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1908年12月17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日子，这一天有一张新的报纸宣告诞生——这便是《帝国日报》。
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也有自己传统的新闻刊载——邸报。自近代以降，随着欧风美雨的日渐侵蚀，租界商埠的纷纷设立，外国报纸逐渐到中国生根发芽，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本土报纸也日渐兴盛，到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报馆开办，有的甚至有10余家。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应付日渐活跃的新闻界，帝国也尝试改变，在本年3月14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宣告出台。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报律》所承载的内容是可笑的，如最为人所诟病的那一条即是“不准刊登‘诋毁宫禁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甚至讽刺其为“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可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不完善到完备，从小心翼翼到大大方方，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硬要超脱这个阶段，用所谓的缺陷、弊端、保守、封建残余来进行概括，只能是评述者的无知——你见过有人讽刺学步儿童那跌跌撞撞的脚步么？
不过，《帝国日报》堪称是精品中的极品，常数中的异数——这是由皇帝亲笔题写报头名称，由康有为担任报纸总编、梁启超和杨度担任主笔的报纸，是唯一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也是唯一不需要新闻审查的报纸——发行前一天的晚7时，皇帝在上书房便能看到明日的稿样，便于及时更改。
报纸的投资背景则更为显赫，创刊号上赫然刊登有报纸的股份说明。本报社总股本100万两，其中：
皇帝50万两；皇后5万两；庆亲王奕劻2万两；醇亲王载沣2万两；肃亲王善耆2万两……几乎所有最显赫、最重要的大臣都列名其上——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股份名单中找到某人的名字，那就意味着他还不是核心决策圈的人物。
几乎与此同时，各大列强在华开办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记祝贺《帝国日报》的开办，认为这昭示了帝国自我革新，顺应潮流的决心，“不独是中国新闻史的划时代里程碑，亦是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基点……”
创刊号的内容同样震慑人心。
头版通栏是帝、后御容照，虽然是因黑白照片再经油墨印刷而显得不十分清晰，但皇帝的神采奕奕，皇后的雍容华贵却第一次深刻地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任何一个出得起价格的小民，都可以掏钱买一张这样的报纸回去瞻仰。上面不仅有御书，有御容，甚至还有上谕——99%以上的中国人不曾有过机会进行观瞻，但现在却十分容易。
内务府和民政部曾担心有人会买回去对报纸大加损毁，会有大不敬行为，曾数次上书制止，但均为皇帝爽朗的笑声所拒绝：“即便是刊登朕照片的报纸，亦只是报纸罢了，小民阅后如觉不甚满意，可擦桌子，可包杂物，即便扔地上踩几脚也没什么了不起。”
皇帝显然低估了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除了极少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群外，大多数人对报纸以及报纸刊载的内容持有异常恭敬的态度，甚至还有士绅专门在家里成立了供堂，将报纸头版装裱在镜框里，以便每日瞻仰、请安。报纸的售价并不便宜，标明售价为大洋5分（相当于2.5斤大米），但除了最初几张因报童不识货而原价卖出外，其余几乎每一张报纸都是溢价的。从1角，3角，乃至于喊到了1元都不愁销售。甚至几个月以后还有人从外埠赶来，不惜用30个大洋交换这样一份创刊号。
通栏以下，却是比御容更为震撼的内容——由张之洞拟稿，以皇帝名义刊发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向天下认错的文字记载，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展现在众人之前，取代了原先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皇帝的态度很诚恳，一方面回顾了过去34年来的治国历程，痛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殇气运者在一莽字，害百姓者在一躁字”的严酷事实，对34年来帝国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根本性检讨与道歉——虽然明眼人都知道绝大多数方针并不是皇帝所做出的，但他依然大度地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另一方面，《罪己诏》再一次宣示了“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庶政公诸舆论”的决心，重申了“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的认识，明确表示要根本上“改弦易辙”，“与陈腐弊惰病截然断绝”，特别注意“广行新政，加紧立宪”，号召“广开言路，踊跃献策”——允许官民通过信件或电报向报社自由表达意见且不受追究（但诋毁朝政，诽谤他人，阴谋颠覆者不在其列）。
《罪己诏》之下，却是上谕九条，同样举世震惊，大意如下：
第一条：明岁改元，称维新元年，大赦天下；
第二条：发辫藏污纳垢、妨害卫生，有碍健康，去留与否由人民自主决定，巡警、新建陆军一律留短发——众人这才愕然发觉，御容中皇帝脑后的辫子早已不翼而飞；
第三条：编练禁卫军，以荫昌为总办大臣，冯国璋为会办大臣领总教习，良弼为会办大臣领御前统领，载涛为考察大臣，领军、皇双俸，军俸同新建陆军，皇俸由内帑开支；
第四条：新建陆军内部但以军礼为最高礼节，全甲胄之礼，准废除跪拜；
第五条：皇室用度务必从简，暂以2000万两为常数，10年不变，10年后若国家财政仍未好转，仍然不变，今后但有赏赐恩封，概出内帑；
第六条：今后内帑每年赞助海军军费150万两，用于巩固海防；
第七条：为奖掖学术，特将京师大学堂改名帝国大学，内帑出资50万两设立奖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之学生，专设“游美学务处”，拨皇室赐园清华园为办学馆址；
第八条：苏州、江宁、杭州三大织造局划归地方办理，准予商办，大内今后但有购置，一律公平交易——划拨地方后，内务府可以精简大量与织造事务有关的人员，而织造局所制造之精美织品亦可予民用；
第九条：自维新元年始，但按内务府条例，各地原有进贡物品一律依减、免、停原则分别办理，切实减轻民众负担，皇室今后但有所需，一律公平购买——进贡制度的废除使得地方除一大害，上下其手之弊病亦为之大大减轻。
创刊号第二版为重要政闻，大量的官员任免与施政方针刊载其上，择要叙之：
着免去溥颋礼部尚书、荣庆学部尚书、于式枚法部侍郎之职；
任命荣庆为礼部尚书，原学部侍郎严修升任学部尚书，伍廷芳为法部侍郎，唐景崇为学部侍郎；
改陆军部为国防部，以铁良为尚书，王英楷、萨镇冰为侍郎；改军谘府为总参谋部，以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哈汉章、谭学衡为参谋次长；
恩准政闻社重新开设，法部主事陈景仁官复原职；
……
创刊号第三、四版则集中刊登了各省发来的请愿书，分列直隶、奉天、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各省，原文刊登，除少数主张待9年预备立宪完成后再开国会外，其余均要求尽快召开，甚至要求3年内就要召开。
《帝国日报》创刊号的发行对舆论造就了极大的冲击，虽然第一天的发行面仅限于京城，但它的影响力却是散布全国各地——各地的报馆为了吸引眼球，招揽读者，甚至不惜专门发行号外予以全文转载——在版权法还未出台的时代，这种行为非但不会受到追究反而值得鼓励与肯定。
创刊号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自从报纸刊登了军机大臣领民政部尚书善耆笑容可掬地接受直隶士绅要求早开国会请愿书之报道后，原本在京城浮动异常的不同舆情迅速消逝，缓行派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对九年筹备纲要的期盼与热烈。
躁动于母腹之中的《预备立宪九年筹备纲要》即将迎来破茧化蝶的时刻，为了羽化那一时的光明与辉煌，它已经压抑了太久，委屈了太久，但终于迎来了它的新生——1908年的岁末，老大帝国完成了她的华丽转身！
1908年12月29日，上谕：“《预备立宪九年筹备纲要》既众议一致赞同，准予刊印，待朕宣誓太庙后诏告天下。”
同日，钦天监记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第一卷完，敬请期待第二卷《席卷大江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