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七点到晚十二点，从我搬来城中村就看见老杨头一年到头，风雨无阻摆摊了。他瘦高个子，穿着辩不出颜色的长衫子，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镜，经常让我联想到华亨酒店里伸手要茴香豆的孔乙已。老杨头的摊子是一张破旧的学生课桌，正面大书“代人写信”，侧面一端楷书“口风紧”，另一端“懂你心”，算是广告。只是头顶的红色“可口可乐”大伞跟下面的破败极不协调，像很多新兴城市一样看着别扭。
前几年农村出来的人多，找他写信的人也多，这几年很多农村都安装了电话，他的笔闲了下来。但这阵子闹金融危机，失业的人多了，原来尚能维持的家庭，大难临头各自飞，好合好散的请他写离婚协议，一方要离另一方坚决不离的只好写离婚诉状了。
这时候，上千户的城中村已经沉睡了，凄风冷雨里像阴深深的坟场，而老杨头伞下的小灯泡像鬼火。我上前跟他招呼，他递给我一枝烟，两个各怀心事的男人就躲在伞下，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由于刚才在任强身上我的仇富心理得到宣泄，这会儿快乐无处安放，就想起兜里还有许胖子送的一瓶酒，便邀请老杨头去我家痛饮。老杨头迟疑片刻，让我先走，他去弄点花生下酒。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想欠我太多，便勉强答应了。
酒过三巡，身子暖和了，心里也活泛了。我问出一直藏在心里的疑问，“老杨头，我看找你帮忙的都在白天，晚上没生意啊，你为什么守这么晚？”
唉，老杨头叹口气，端起杯子一仰而尽，又叹口气，说出来的理由令我目瞪口呆。
原来，老杨头的原籍在大巴山区一个穷乡僻壤，30多年前作为青年突击队长在四乡八邻也是响当当人物。他现在的老婆，我们统称胖大嫂的正好插队到他们大队，一来二去两人就搞在一起了。提起年轻时的荒唐，老杨头用了“一成千古恨”来形容。
他说，同时插队到他们队上的还有几个知青，山里没什么娱乐，那几个就靠谈恋爱来打发漫漫长夜，胖大嫂（当时应该叫胖妹）丑得像头披头散发的野猪，没人要，但她人丑心眼却多，利用“一帮一”的机会接近老杨头。有一夜又是两人独处，学完的《为人民服务》后，女知青胖妹直钩钩的看着青年突击队长，问他你知道在城里这时候男人该怎么对待女人吗？
老杨头不懂，胖妹就激他，你不是一个男人！
我怎么不是男人？年轻人最怕别人说自已不是一头雄壮的公鸡，小杨青筋毕露、眼冒火花问。
你连怎么对付女人都不懂，还自称男人？胖妹轻蔑地说。这一下把突击队长彻底激怒了，正好又饿了20年，立即扑上去囫囵吞枣的把胖妹吃了——更大的可能是被胖妹吃了。
事毕，他竟然伤伤心心哭了，没什么获得感，倒有种被利用的空虚。胖妹忙拿出早准备好的饼干喂他，像妈妈诳哭闹的婴儿。这是他长那么大，第一次吃到一种叫饼干的东东，由这饼干他联想到胖妹的城市人身份，以及这身份背后的城市——那是繁华的代名词。于是乎，糊里糊涂被破了处，又糊里糊涂做了胖妹的新郞。看着胖妹在喜宴上翻滚的身影，除了哀叹造华作弄人外，小杨只好像大多数娶了丑婆娘的丈夫那样自我安慰：天下女人不都一样吗——脸一抹，林青霞；眼一闭，张曼玉。
出于对城市的向往，小杨熬成老杨头后，他进城了。兴奋没几天，就发现这城市户口既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工作也不好找，还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比如洗碗、掏粪、砌砖、捡破烂。进城的农民真没了路的时候，也就是怎么走都是路的时候了。猫走猫道，狗走狗道，他原来在乡上干过文书，写得一手好字，干脆在家门前干起了帮人写信的勾当。但胖大嫂的脾气却随着年龄愈发大起来，尤其工厂破产她下岗后，对老杨头非打既骂，好像她倒霉都是丈夫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