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机关以后，丁露贞如撞笼的困兽一般在屋里来回疾走。她突然对我说：“现在省纪委调查组对我干晾着，一点信息不给，显然对我怀有极大的不信任。而我怎么样呢？等着人家在武大维和孙海潮身上查处问题，然后给我来一个‘负有连带责任’的帽子扣脑袋上，等候处理？我是不是太被动太无能了？”我说：“你是不是和副书记商量一下，看看从正常工作渠道干点什么，总比坐以待毙强。”
虽然，一个副市长蓦然死亡，一个检察长被双规，对整个平川市的工作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市委市政府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一如既往地在贯彻落实当中。怎奈各级机关的干部们在精神上受到的冲击绝不亚于八级地震！伯母告诉我，现在连在公园里晨练的老头老太太都在说武大维和孙海潮，而且知道他们俩是连襟，娶的老婆是奇丑无比的亲姐妹！因为老百姓并不了解实情，还说出了这种话——武大维是个肯为底下办事的人，双规是冤枉的！上边太官僚了，选人选不准，处理人也处理不准！
我把这话告诉丁露贞以后，她说：“现在除了你和马齿苋我谁都不相信。”这时，市委副书记打过电话来，问她这两天有没有急着做的事。她在电话里回答，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然后对我说：“本来我应该和他商量一下眼下最应该干的事，但他这个人自打孙海潮一死就突然变得十分张扬，没事就请办公厅的处长喝酒，以前却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你说说这算什么领导？盼着市领导都出事吗？他现在说不定天天在猜我几时双规呢！我进去他才有可能官升一级不是？”我说：“那你现在就采取守势，坐等上级领导招呼吗？”
她此时停住了脚步，说：“我有一个想法，把与武大维和孙海潮过从甚密的人都弄到市委党校集中学习，不许回家，学习中纪委文件，对他们敲山震虎，让他们对下一步谈出有关问题做好思想准备，在全市也起到配合省纪委调查组的造势作用。”我说：“把他们集中起来不正好便于他们串通一气吗？”丁露贞道：“党校是什么地方？难道他们一点忌惮也没有？”我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确实是太官僚了。党校是个严肃部门这没错。是轮训、培训领导干部的学府，是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基础理论、方针政策、省委市委指示精神的重要阵地。应该肯定，这些年来，平川市委党校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进党校建设，在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党校学员基本上是被列入升迁名单的大小官员，所以，在学习期间，他们大都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虽说，为期半年、一年的轮训、培训，使他们暂时‘有职无权’，但对某些怀有心计的人而言，这正好成了‘感情投资’的黄金时段。
于是，以‘看望老领导’为由，恭请学员到歌厅卡拉一番，或去色情场所‘放松放松’的有之；拿‘多谢以往对某项目的重视’作借口，驱车数百乃至上千公里，上门送钱送物的也有之；更有甚者，选派公关人员，陪伴学员妻儿，入住省会或京城星级宾馆，充当‘亲情大使’，取悦官员及其亲属。而问题在于，不少在党校学习的官员，竟认为这纯属‘人之常情’，非但不予严词拒绝，反而欣然受之。其实，对方之所以百般殷勤，出手大方，无非是指望在某书记、某局长掌握更大权力的那天，能够在政治或经济上得到成倍的回报。
至于有些党校学员轮流作东，用公款请吃请玩，表面看来仅仅是一种有违财务制度的‘礼尚往来’，但稍加深究，就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彼此心照不宣的目的：一个班的学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领导岗位，结业或毕业之后，不管是易地升官，还是原地主政，大家手里都掌握着呼风唤雨的行政权力。到这时候，以吃喝、‘潇洒’结成的所谓‘同学之谊’，就演变成一张相互关照，冲破制度底线的利益共享网络，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事实一再说明，由此滋生的，比常见的官商勾结更为可怕！因此，我认为必须通过缜密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强化对党校学员的监管，严防一座座锤炼党性的熔炉，成了省市纪委鞭长莫及，各级党校基本不管，或者管不到位的反腐盲区！”
“你是不是因为在党校工作得不到领导提携重用，因此对党校工作心怀不满？”丁露贞怀疑地看着我。“你就这么看我吗？我就这个思想水平吗？”我非常不满地回敬她，同时也诧异地看着她。因为她对我的猜度简直南辕北辙，太离题万里了！此时她却压低了声音说：“等市里工作都稳定下来以后，你如果想回党校我就满足你，想再官升一级我也满足你，但你首先应该爱党校，一个人对任何一个岗位或行当如果不爱，在那里干就等于受折磨，你说是不是这样？”
我咳了一声，清清嗓子说：“我怎么不爱党校呢？这些年来我在党校干得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评不了职称，提不了级我都不计较，为什么呢？就因为我爱党校。我既爱党校门前记录了我和露洁初恋的大片树林，我还爱党校一年两次的寒暑假，我还对党校的所有教学门类耳熟能详。但这些都挡不住我对党校工作的更高的期待。你是学文科的出身，自然知道，咱们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存在一个内在的深刻矛盾，那就是现实实践与某些传统理论的严重冲突。一方面，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这一实践又为传统理论的思维逻辑所不容。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我们过去长时间采取的是‘绕过去’的办法，*在南巡讲话里说的‘不争论’就是例子。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理论问题最终是绕不过去的。争论的实质，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和对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的认识上。实践的坚定性最终有赖于理论的坚定性。只有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真正辨明是非，才能推动改革不断深入。”
我知道丁露贞是学行政学的，对马列原著读得很多，对基础理论问题自然也是耳熟能详，并且时时产生探索的冲动。这是一个学文科，特别是学社会科学的莘莘学子的良好素质。但丁露贞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是做实际工作的，把理论问题留给专家学者好不好？”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的市委书记怎么会对理论问题这么麻木呢？我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咱们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崛起和苏联的一朝覆亡，成为20世纪末期最具对比性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但另一方面，这一实践又为某种僵化的传统理论思维逻辑所不容，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问题，始终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我们。为了推进改革开放，一些先行地区不得不打‘擦边球’，有时甚至冒险‘闯红灯’。但正如不能绕过产权问题推进市场经济一样，理论问题最终也是绕不过去的。
事实上，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路线确定、建立经济特区、价格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配制度改革到当前的企业制度改革，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是在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中实现的。但是理论发展滞后，仍是制约改革深入的一个严重问题。特别在当前，这一问题愈显突出，不仅关系改革的方向，并且和社会发展中的很多实际问题，如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扩大，污染和生态环境问题日趋突出，权力严重以及看病难、学费贵、房价高等搅和在一起，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一些人把中国现存的问题归罪于市场化改革，认为是‘市场经济讲多了，社会主义讲少了’造成的，甚至提出要为苏联和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一直实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名’。由于是打着反思改革的旗号，迎和了部分民众对社会上一些消极现象的不满，极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酿成新的矛盾，导致新的不安定因素。
认为改革开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也说明，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发展，不可能在传统的思维逻辑中运行。改革本身就意味着突破。如果我们不能在关系改革方向、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真正辨清是非，改革将如何深入，并走向什么方向呢？‘不争论’只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并不是不要把问题弄清楚。而问题的实质还是在‘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其有用的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究竟在哪里，在社会问题凸显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应坚持这一理论’这样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理论的突破是深化改革的基础。实践的彻底性最终有赖于理论的彻底性。而各级党校正是研究理论问题的权威机构，可是我们的党校教师和工作人员天天在干什么？”
丁露贞神色怪异，像不认识一样看着我。显然，这些理论问题离她已经很遥远了，或者说，她放下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已经年深日久，再想拾也已经拾不起来了。但她似乎不承认自己的落伍，于是振振有辞地说：“我对理论问题不这么看，现如今当务之急不是研究理论的前沿问题，而是有的放矢地让理论走进群众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推动理论大众化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不是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理论需求、心理特征，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了？是不是使理论真正切合群众的实际需要，符合群众的‘口味’了？据我所知，现在群众的理论需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真实的东西。这是群众需求的底线和最起码的要求。从事实本身出发，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体现事物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体现事物的规律性，是推进理论大众化最起码的前提。‘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只要提供给群众的理论内容中存在虚假的成分、掩饰的解释，都会在群众中被无限放大，最终受到损害的必然是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2，通俗的东西。群众喜欢听大白话、大实话，喜欢开门见山、直来直去，不喜欢那种搞文字游戏、云里来雾里去的方式。‘话糙理不糙’就是群众好恶的形象表达。3，鲜活的东西。内容、形式鲜活的东西符合群众的接受习惯，能够引起群众的兴趣，吸引群众的眼球。内容要活，语言要活，形式要活。要多用鲜活的事例、群众身边的事例和人来说明问题。4，管用的东西。对于群众来说，管用的东西就是能够触发他们的兴奋点，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能够用以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的东西。在实践中，人们对社会公平、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比较关注，对城市动迁拆迁、土地征占补偿、企业职工社保医疗和涉法涉诉等方面的问题反映比较集中。这些问题，是理论走进大众过程中回避不了的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打开群众的心结。而群众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重经验判断’、‘重形象直观’、‘重现实利益’。而你说的那些前沿理论问题老百姓是不关心的，所以只能局限在专家学者之间进行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与你意见不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