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安排，下一个应该是杨金芳，可是她死活不肯上台。张廉忠怒道：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吗？元亮，你去把她叫上来！
程元亮下台，死拽硬拖把杨金芳拉上台。杨金芳站在申智鉴身边，只是一个劲地哭，越哭越伤心，以致于嚎啕大哭。张廉忠满意地朝旁边的干部点头。程元亮喊道：说啊，别只顾着哭。
可是此时杨金芳说的话把人们惊呆了，她边哭边说：做人得讲良心，申先生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斗他呢？大家说说看，申先生是不是好人？你们为什么让好人受这么大的罪？
张廉忠大怒：下去！叫她下去！
杨金芳不用别人来拖，说了几句便扭身下台了。
她这一闹，会场出现了冷场，陈小春连喊几声“下一位”，也没人上台来。原来安排好的人都不愿上台了，其他人更不愿上来。申智鉴平时对乡亲们不错，对山村的人也比较关心，他对公益事业很热心，对穷人富有同情心，经常接济穷人。他虽然也有宗族观念，但处理事务比较平和，在他当乡长期间基本上没有欺压龚、程两姓。八大队在枣溪几年，很多农民跟八大队关系密切，但由于有申智鉴和申智高两兄弟保护，乡亲们没什么遭罪。斗争申智鉴，大家都不太情愿，给杨金芳一提醒，就更不愿意斗他了。
没人上台，没人说话，台下一片寂静，气氛十分尴尬。张廉忠很窝火，没想到发动了这么久，做了这么多工作，这些农民仍然不觉悟。他不敢再硬叫人上台了，弄不好再像杨金芳这样，只会起反作用。当然，他还有一颗连工作队和农会干部都不知道的重磅炸弹，他原来想最后用，看来不得不提早用了。于是，他叫了一声：钱政加，上台发言！
钱政加穿着一身黄军装，迈着四方步走上台。他慢悠悠走到申智鉴面前，说：东家，你也有今天哪。然后他“嚯”地转过身，手指申智鉴对台下说：乡亲们，贫雇农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被蒙骗，他是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啊！他是最大的恶霸地主，长期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他仇视革命，仇视共产党，一贯从事反革命活动；他伪装善人，心里是恨不得榨干穷人的血。
钱政加很有风度地捋了捋西洋发，继续说：申智鉴疯狂地进行封建剥削，他一年的地租收入有多少？足有一千担！一千担哪，同志们，这些可都是我们穷人的血汗哪！申智鉴除了收地租封建剥削外，还有其它更厉害的剥削，他肆无忌惮地掠夺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我十四岁开始就受到申智鉴的剥削与压迫，先后十四年，直到我参加革命才脱离他的魔爪，这真是深重苦难的一本血泪帐啊！申智鉴剥削我压迫我的罪行，罄竹难书。在这十四年里，我创造了几千担谷的价值，却被申智鉴剥削得一无所有，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更悲惨的是他对我压迫，动不动就打骂，根本不把伙计当人看，我连他住的房子都不能走进去，连他的小老婆都可以无缘无故地臭骂我。我给他当伙计得整天低声下气，战战兢兢，那真是暗无天日，度日如年，受的是地狱般的苦难啊！
钱政加揉揉眼睛，装作哭泣的模样，接着说：我个人受的苦难就暂且不提了，提起来的心酸难受。作为一个革命者，个人的苦难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阶级仇阶级恨。申智鉴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其本质是非常反动的，他仇视农民阶级，仇视革命，仇视共产党，他对革命力量恨之入骨，置于死地而后快。抗战时，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地主阶级参加抗日是被迫的，申智鉴在共产党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点表面文章，但他骨子里仍然视共产党为仇敌，千方百计想杀害共产党干部。他曾经把小老婆的表哥养在家里，指使他刺杀党的主要领导江帆。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他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这是申智鉴欠革命人民的血债。
钱政加本来就能说会道，参加新政权工作后学了许多新名词，更是口若悬河了。他进一步分析说：申智鉴为了欺骗劳动人民，会用一些小恩小惠迷惑人，表面上他好像做了善事，同情穷人，其实背后是包藏祸心的，是攻击劳动人民的糖衣炮弹，他的伪善是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们跟申智鉴是水火不相容的阶级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土改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地主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是不能宽容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自己的残忍。只有通过流血的革命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才能真正翻身过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