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溪村开始分田地了。枣溪村分田地可以说比任何地方都简单，只要算出人均土地，把三个祠堂的田和三个大地主的田分了就行了。当然，在这之前，枣溪村的好多田地给外面调剂走了。申智鉴的田大多数不在枣溪乡，更多的在银山，离枣溪较远，早已被银山县各地当胜利果实分了。程志远原来有一部分田也是如此。他们还有一部分田虽在上溪区的范围内但较远的，也给区里调剂走了。除此之外就是在枣溪乡内部调剂了。在乡政府的协调下，枣溪村把山上的地全给了山里的村子。
除了调剂到外面的，都是枣溪村全村平均分配了。三个祠堂的田地完整无缺都是枣溪范围，这是枣溪贫雇农分田地的主要来源，占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其次是申智鉴、程志远和龚道明没被调剂出去的田。另外还有四个小地主的一点田，他们的田除应留给他们的人均土地外，可以没收并用来分配的土地已经很少。
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龚春莲家要不要分给土地？这个问题必须在分土地前定下来，不然没法计算人均土地。按《土地法》，是应该给地主一份土地的。但是那是指没收他的土地后给他留一份的，哪有拿另外土地给地主的？这好像说不过去。不分给她，不符法律，分给她，不合情理。
农会和工作队左右为难。后来黄秋生想了个办法，从反革命分子家属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按《土地法》规定，反革命分子家属应分一份与农民同样的土地的。经研究，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
确定了人均土地，就可以分田地了。分田地从最穷的雇农开始，接着是贫农。贫雇农分田之后，是自家土地较少的下中农。最后，几个原来对分土地没指望的中农也给补进了一点田地。因此在枣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多多少少新得了田地，除了地主，全村喜气洋洋，人人笑逐颜开。农会干部程元亮是贫农，吴富贵和程志林是雇农，自然分到了最好的良田。
分完了土地，接着该分房屋了。枣溪分房屋也比较简单，当年日本鬼子烧光了村子里的房屋，当时办事处有意识地照顾穷人，基本上都给穷人造了新房，只有吴富贵、程志林等少数人没房屋。这只要没收一些地主家房子，稍作调整就行了。结果，吴富贵和一户少房的贫农申家琪住进了申智鉴家，程志林和另一户少房户住进程志远家。程元亮则住进了龚道明的房子，龚道明老婆詹梅芳搬出来，跟龚春莲住一起。
接着，从地主家没收了“多余”的农具、耕牛、粮食、家具、衣服、棉被等，根据各户实际情况，按照“填坑补缺”的原则进行分配。具体办法是：缺啥补啥，缺多补多，缺少补少，不缺不补，首先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通过农会会员和村民民主评议，农会干部和工作队酌情协调，尽量做到合理分配。所谓“多余”，没一个定量标准，地主家的东西，可以多没收，可以少没收。如龚道明家，基本上是将詹梅芳扫地出门的，申家昌家虽然东西不多，也基本上给他搬出来了。申智鉴家的粮食最多，就只给他家留了口粮，其它全分了。这些粮食一分，枣溪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放开肚子吃饱饭了。因此这些物资分了后，枣溪村莫不欢欣鼓舞，喜笑颜开。
有一次开会，程志林说：该把那些金银宝贝拿出来分了吧？
张廉忠说：谁说要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分了？
程志林奇怪了：为什么不分？是不是再打再挖？
张廉忠说：挖是不挖了，我看就是申智鉴和程志远还有油水，但这里牵涉到一个保护工商业的问题。程志远后来交出来的二十根金条的确是工业资本。
程元亮说：那为什么还不分？这些可是枣溪的东西，总不可能像田地一样拿出来调剂吧？
张廉忠说：我正要跟大家研究处理这件事，现在全国已经开始捐献飞机大炮，我们应该把这些钱财献给国家支援抗美援朝。
程志林急了：什么？这么多全献出去？凭什么？
张廉忠斥道：亏你问得出？凭什么？志愿军战士们没棉衣在冰天雪地里打仗，成千上万地冻死，你知道吗？我们的飞机大炮不如美帝国主义，志愿军死伤惨重，你知道吗？人家都在勒紧腰带支援抗美援朝，你知道吗？不是志愿军在前方保家卫国，我们有安生日子过吗？你现在有好房子住、有好衣服穿、有粮食吃，你就不想想是从哪里来的？人家都在捐献飞机大炮爱国，你就光想着你自己不想国家的困难？
程志林给张廉忠训斥得张嘴结舌，涨红了脸呐呐地说：我……我哪知道这么多，我没说不爱国。
吴富贵说：张部长说得对，我们能过好日子全靠共产党，全靠国家，我们应该爱国。我们现在的日子已经很好了，应该把这些宝贝献给国家。
张廉忠问程元亮：老程，你什么意见？
程元亮不得不说：献吧，献了吧。
黄秋生说：不仅仅献这些，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捐献飞机大炮，我们还要动员群众捐献。
农会干部和工作队到农会办公室，开启了柜子，取出东西，计有金条三十九根，银元一百二十五块，金戒指十七个，银项圈四只，金簪五支。程元亮笑道：我们枣溪对国家贡献最大了，别的地方哪有这么多。
张廉忠安排人护送，将这些东西交给阳嘉的中国人民银行。接着，以乡公所的名义，发动群众捐献飞机大炮。这时候的人民币仍然贬值得厉害，在乡村仍旧用稻谷作等价交换物，再加上村民们都没什么钱，捐出来的都是谷子。在党组织和乡政府的动员下，许多人家就把土改刚分的谷子捐出来，申智才家捐十担陈粮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