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政策开始见效,阳嘉的农村形势正在迅速好转。
分自留田时,各生产队都拿出了最好的田来分,自留田的庄稼长势格外的好,生产队那稀稀拉拉的庄稼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经过了濒临死亡的饥荒,人们首次收获自留田的粮食,无不喜笑颜开,都称自留田是“救命田”。
有些勤劳农民开垦了被公社荒芜了的土地,也想尽办法开垦了零星的“十边地”(地边、渠边、道边、沟边、坟边、房边、墙边、树林边、荒滩边、水坑边),种了蔬菜、马铃薯、番薯、毛芋等,以及在屋前屋后种南瓜丝瓜等。
一旦允许家庭副业,农民就开始养鸡鸭、养兔、养羊、养猪,还有竹编草编,如编筐、编篮、编草帽、编草包袋等。
开放自由市场,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是无奈之举,但却被农民充分利用,成了农民生活好转的通道。他们省吃俭用,把自留田和荒地里种的产品和农副产品出售,换回了日用品。而此时城市居民还在挨饿,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奇高。
当时城市里流传着民谣是:“城里八级工,不抵农村一捆葱”。阳嘉县也有一句农民颇为自豪的民谣:“工人工人,不如农民一条田埂”。
由于粮食和副食品奇缺,“黑市”里的粮食和副食品高得离谱。在武临的黑市上,大米卖二元五角左右,一斤青菜一元多,一瓶豆油十多元,一只老母鸡要三四十元。当时一般干部月工资三四十元钱,因此有人戏称“一只鸡干部”。还有“两瓶油工资”,那时城市学徒工才18元月工资,一级工才24元月工资,只能买两瓶油。
不但黑市如此,此时国家为了回笼货币,也推出高价食品,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饭菜,高价酒,高价烟,大城市流行高价饭店。这些高价食品“高不可攀”,比平价食品高了许多倍,如茅台酒,平价不到3元,高价卖16元。食品商店不凭票的半两的糕饼,卖上五角多钱,用粮票到粮店可买4斤米。这些高价食品很有市场,但普通工人农民是享受不起的。
黑市粮票也很贵,临海省粮票每斤3元,全国通用粮票每斤4元,武临面粉票每斤5元。一方面用粮票买粮食奇低,另一方面黑市粮食奇高。这是一个物价畸形的年代,也是这些年来少有的能让勤劳农民开心的年代。形势开始好转时城乡之间的时差,才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时期。
让劳力好的农民开心的还有,生产队打破了平均主义,基本上按工分分粮食。但是这个政策对没劳力的家庭却很惨,如申智才家,家里没劳动力,他家在枣溪的四个人几乎分不到什么粮食。靠申智才的那点工资,买不了几斤黑市米。好在刘颖芝会持家,她让在武临的三个孩子假期里都呆在枣溪,省下粮票卖黑市,再用卖粮票的钱到集贸市场买米糠番薯萝卜,好歹不至于挨饿,后来情况好转一点,也买一点米。“自由市场”并不真正自由,而且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三自一包”,粮食自由市场便关闭了,只是地下的“黑市”交易仍然屡禁不止。
多年实行统购统销,集贸市场买卖粮食被视为是投机倒把,被当做犯罪行为。受这样的宣传教育,在人们眼里,在“黑市”买卖粮食就是十恶不赦,参与“黑市”的就是罪犯。申智才二儿子申廉通放假回家,听说母亲在“黑市”买粮食,极为愤慨,责问母亲:我们家为什么要买黑市米?你为什么要做犯罪的事?我为你感到羞耻！刘颖芝闻言大怒:你不让我买黑市米,是不是想让弟弟妹妹都饿死啊?
在经济形势好转的同时,阳嘉的政治生活也悄然发生变化。张廉忠调银山地委,仍为第三书记,由洪士任阳嘉县委第一书记。洪士接任后,调整了一批干部,钱政加调任水利局局长,吴翠蓝调任上溪区委书记。
阳嘉县委宣布给59名右派分子摘帽,其中有余赛君。摘帽右派落实政策,余赛君回枣溪小学教书。余赛君摘帽后,马上宣布与杨德贵结婚,并很快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不久,《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下达,所有在反右倾中受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全部甄别平反,官复原职。王洁任银山县委书记(此时第一书记改称书记,书记处书记改称副书记)。组织上安排,杨海凤回武临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但是她要求到银山工作,被安排为银山专员公署卫生局长。黄秋生原来安排阳嘉县佛堂区委书记,被银山地委分管文教的张廉忠调走,担任银山公署教育局副局长。按照干部级别,杨德贵可以担任县机关部门一把手或区委书记,但在他本人的强烈要求下,仍回枣溪担任公社书记。龚德兴官复原职,应该安排为公社书记,可是他不愿意回去当干部,宁愿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