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篇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中国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
这首歌曾经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特区的诞生，一个城市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成长。人民感谢故事里那位睿智的老人，感谢他将春天带给了中国，将幸福生活带给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任岁月更改，物是人非。时光可以带走过往的一切，唯独留下镌刻在心里的记忆：那首歌曲的名字叫《春天的故事》，那个城市叫深圳，那位老人叫邓小平。
“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几年中，奇迹般地从南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变为了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但是，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经济特区的最初建设却步履艰难。
20世纪70年代末，深圳还叫宝安县，那只是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破败小城。而仅仅一河之隔的对岸，则是被称为“东方明珠”的香港，是世界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那时候，深圳河两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象：一边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边却是衰败破旧的低矮平房。当时，临近河边的罗湖区渔民村的百姓一天拼死累活只能挣到8分钱，而对岸香港人的人均月收入却可达到2000多元。这种差距，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也毫不夸张。
巨大的反差促使深圳的人们不惜铤而走险，从罗湖区渔民村涉水偷渡至香港谋生。这种情况越演越烈，从深圳逃往河对岸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边防部队也无力阻止，酿成了改革开放前著名的“逃港事件”。
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首先视察了广东。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将“逃港事件”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听后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隔着烟雨蒙蒙，若有所思地望着深圳河对岸的香港。沉默了许久，邓小平像是下结论似地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对邓小平的话感触颇深。在前一段的实地调研中，他发现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深圳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7角，最多能拿到1元2角，而香港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是接近70港元。近在咫尺的两地，经济收入却天差地别。吴南生再一打听，原来所谓的新界罗芳村，居民居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新的时代要求，迫使中国必须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变化。1978年秋，当国务院副总理古牧率领的赴欧考察团返回北京时，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里，听着这些来自欧洲的新鲜事物，决心改变国家经济落后面貌的中国政治家们兴奋异常。汇报从下午3时一直延续到深夜11时，整整进行了8个小时。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说：“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聂荣臻元帅也说：“这次调查可以说该看的都看了。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该拍板了。”
也许拍板也需要一个契机。不久，一个香港厂商写信给广州市领导，要求回到广州开设工厂。这封信辗转报送到了邓小平的面前。1979年1月，邓小平在信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邓小平的批示给了广东领导人极大的鼓舞。1979年3月3日，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实验，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过来。吴南生表示：“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下去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了！”
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集中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用3年的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
4月17日，与会的习仲勋、杨尚昆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汇报，提出多给广东一些自主权，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这一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正需要这样一块试验场。那么，这块被划出来的地方该如何命名呢？中国人凡事讲究名正言顺，这毕竟是一种没有先例的做法。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第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特区。同时，50号文件也给了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较多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全国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从此，中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万事开头难，特区在质疑和非议声中起步。在中央的支持下，经济特区这块试验田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短短几年间，特区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一时间，不仅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云集于此，国外的资金也大量涌入这里，昔日的小渔村、破旧小镇迅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改革开放热土。
至1983年，仅仅三四年间，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和外商签订经济合作协议500多个，成交金额18亿美元以上。与开放前相比，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1倍，财政收入增长了十倍，基建投资比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总和增加20倍！以至于好多外商惊呼：深圳是“一夜崛起之城！”
1984年1月，一辆专列悄然驶出北京。它一直向南，向着改革开放的窗口。专列里的人正是中国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他要到特区亲自去看一看，亲自判断这意义重大的举措是对还是错。
1月24日，来到深圳的邓小平认真地听取了当地领导人的汇报，几乎没有插一句话。听完汇报后，他登上了当时深圳最高的建筑——国贸大厦的第54层。在这里，邓小平俯瞰了迅速发展的深圳，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1月26日，回到广州的邓小平欣然提笔，写下了一段意蕴深远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天，邓小平手书的这段话就镌刻在深圳特区，应该说，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
如今，“深圳速度”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习惯用语。在短暂的几十年间，深圳从一个人口只有3万人的边陲小渔村发展到人口过千万的现代大都市，城区面积也从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700多平方公里，GDP也从1979年的1.79亿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6700多亿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目前已经成长为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产业是其四大支柱产业。此外，作为中国主要的外贸口岸，深圳进出口总额连续十多年位居大中城市第一。2007年，深圳人均GDP达到10628美元，成为内地首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
2010年9月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完全正确的，中央作出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重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一句口号不能不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个地方不能不提——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袁庚。
蛇口工业区位于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是招商局全资开发的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1978年10月，一位戎马沙场大半辈子，又从事多年情报工作的花甲老人来到了南海边。他是袁庚，刚刚受命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虽然在此之前他从未涉足过商海。
招商局是1872年由李鸿章设立的，在洋务运动中曾盛极一时。招商局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等，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和其他许多近代经济领域，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历经百年的风云后，香港招商局已从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沦落为一条船都没有的“空壳”。袁庚接手的招商局，只有一个破码头，一个修船厂。
炮兵出身的袁庚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住，一贯雷厉风行的他经过一番考察，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他在《请示》中提出要“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
按照当时中国普遍的思维模式，这简直是一份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是犯上作乱。但袁庚凭着军人的执着，游说了三天，最终中央批准了这份报告。事实上，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袁庚的报告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愿望。
袁庚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用笔在地图上一画，把包括宝安区到华侨城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袁庚，这个都给你。”但袁庚考虑到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是“面向海外”的工业区，稍有闪失，必然责任重大。思之再三，他只要了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就这样，蛇口工业区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开放点。
1979年7月2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下发50号文件的13天前，蛇口工业区传来了一声炮响。这是袁庚在蛇口主持的第一个工程，准备打通五湾、六湾，建设蛇口港。而蛇口工业区的这一声炮响，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当时，蛇口港工程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于吃惯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工人干得没劲头，每人每天运泥20至30车，工程进展极其缓慢。袁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经过了一番调查，大胆决定采用香港企业定额超产奖励的办法，在码头工程建设中实行超产奖。具体规定为每人每天定额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励两分钱，超出定额部分一车奖励4分钱。工人热情高涨，主动加班，最多一人一天可运泥131车，领取4.14元奖金。
这一办法施行后，工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工程进度果然得到了快速推进。据统计，半年时间，工人为国家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额奖金仅24.3元，只占多创产值的2%。
但是，袁庚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尽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尽管1980年国家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但是，中国发展经济的路该走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当时仍存在极大争议。那时，没人敢提市场经济，更没人敢提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这都象征着资本主义。
1980年4月，有关部门根据奖金额不得超过工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的规定，勒令停止了蛇口的奖励制度，“大锅饭”重新端上来，施工速度急剧下降。
袁庚看着重新陷入慢吞吞状态的工地，心急如焚。按照这一速度，码头交付使用的计划将要落空，从而影响吸引外商投资的契机。
为了这几分钱的“小事”，袁庚不惜将官司打到了胡耀邦的案头。在中央的亲自过问下，蛇口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结果，工地运泥量又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
在如
今的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是袁庚把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了“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
这句风行几十年的口号是袁庚根据亲身体验总结出来的。那是袁庚接手招商局后做的第一笔生意——以6180万港元购买香港中环干诺道上一幢24层大楼，先交定金2000万元。买卖敲定的时间刚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然后一起吃顿饭，对方却坚持在下午2时之前。双方签字交钱，对方匆匆下楼，跳上没有熄火的汽车，直奔银行。
袁庚说：“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将支票递进银行，就要损失2000万元3天的存款利息，以当时利息计是几万元。而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招商局到我接手时所有的资产加起来才1.3亿元人民币。以船运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才2条船。28年后，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
其实这句口号还有后两句，袁庚称当时很胆怯未敢说出来，但口头传达了下去，就是“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
口号提出来后，袁庚感受到了外部强大的压力，他开始就这个问题求教一些领导和专家，希望得到正面支持。1983年下半年，袁庚在与谷牧副总理谈起这个口号时说：“我是准备带‘帽子’的，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谷牧笑而不答。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袁庚斗胆向邓小平提起这个敏感的话题。邓小平随之作了肯定的答复：“对。”袁庚总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1979年9月，蛇口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中宏制氧有限公司”落户蛇口工业区，拉开了外资企业进驻的序幕。在随后的两年中，相继有数百家合营、合作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资金来源、法人地位、股东权益、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从而使蛇口在管理上也采取了相适应的市场方式。
在袁庚的推动下，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原来的建设指挥部。令人兴奋的是，这届管委会是由民主投票产生的。而且规定，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得下台，包括袁庚自己。袁庚说：“群众监督干部，有权选举罢免干部，这可以改变干部结构和工作作风。由组织部门提名，上级批准的做法容易滋生干部‘人身依附’的观念。我想做一个改革，冒一点风险。”
然而，袁庚的这些大胆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备受指责与怀疑，尤其是作为对外开放试验场的特区更是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有人说深圳 “精神污染严重”，“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一些从内地到深圳参观的老干部甚至视特区为异端，认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
面对诸般责难，袁庚没有退缩，继续带领着蛇口大踏步前进。这份勇敢和坚持，和当时广东省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袁庚后来回忆说：1984年，中共广东省委下发31号文件，给蛇口4个行政特权：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使蛇口真正成了“改革试管”。
1984年1月24日，80岁高龄的邓小平抵达深圳，他想亲眼看看5年前自己画的那个“圈”到底发展得怎样。他一路上认真听、仔细看、不说话、不表态。即使得知深圳在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在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他也没有表态。
随后，邓小平来到了蛇口工业区。袁庚向邓小平介绍说：“我们有句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老人点了点头，仍然没有表态。
1月28日上午，邓小平登上珠海罗三妹山。有人建议原路返回，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显然，面对建设经济特区的变化和思考，邓小平已经有了答案。
邓小平的话很朴实，却一字千金。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不走回头路”，这不仅是对特区的肯定，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步鉴定，更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态度。
1984年2月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烟台、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
一年之后，中央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四年之后，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成立。
……
南巡讲话
20世纪90年代，全球风云多变，世界动荡不安。国际共产主义连遭挫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改变了颜色。随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出现了剧变，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了。这一严重结果，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倾斜，给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蒙上阴影。
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利用这一时机，加大和平演变的力度，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攻势。
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外一系列尖锐问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中国的改革是继续前进，还是向后退；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退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1992年1月末，在争论声中，一辆专列悄然驶出了北京。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此时的邓小平是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到南方巡视的。在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完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但是，谁也不能忽视这位老人在中国，甚至世界上的影响力。这从他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风云人物中可见一斑。
时任《时代周刊》驻北京分社社长的理查德·霍尔尼克回忆说：“《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评选，因为影响巨大，一直颇为慎重。大家别忘了，邓小平刚刚获评1978年的年度风云人物。1985年度风云人物的遴选，经历了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过程。最初的热门人选是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但当年10月，《时代周刊》到中国实地考察后，这个次序发生了变化。”
由《时代周刊》高级主管和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等美国大公司高层领导组成的参观团，先后参观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最终一致得出结论：邓小平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比1985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其他所有事件都更加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事实的确如此，当历史的车轮从20世纪80年代一路行进至90年代时，还没有人能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准确的历史预言。在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时，这位已经宣布退休两年的老人再一次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拨正船头，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驶向光明的彼岸。
从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88岁高龄的老人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一向寡言的邓小平，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几乎没有停止过讲话。最激动的一次，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他整整讲了一个钟头，对有关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理论做了系统阐述。
1月20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53层俯瞰深圳市容，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
1月23日，邓小平从蛇口港乘快艇抵达珠海。他在离开深圳前再次叮嘱市委负责人：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1月25日，邓小平视察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听取情况介绍时，老人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我相信这是正确的。
1月29日，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小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时，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这就是著名的“南巡讲话”：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全面解决了困扰国人的姓“社”姓“资”问题，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主要依据南巡讲话，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最终写进党章，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
1992年12月，邓小平被英国《金融时报》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这份殊荣之所以授予邓小平，是因为他已88岁高龄，而且没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却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加入WTO
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它的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
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1996年1月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
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素有渊源。中国是关贸总协定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1948年4月21日，当时的中国政府签署了《临时适用议定书》，同年5月21日，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在未得到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授权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于1950年3月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虽然中国指出这一退出决定是无效的，但由于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中国未能及时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自此之后，中国遂与关贸总协定中断联系长达30多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外贸制度与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和规范已逐步适应，恢复缔约国地位的条件逐渐成熟。自1980年起，中国开始逐步增加与关贸总协定的接触和交往，参与关贸总协定的活动。
1986年4月23日，香港以单独关税地区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7月11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交了申请关于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的照会。自此，中国开始了15年的漫漫复关征程。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提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及“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之后，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才在10月第12次会议上结束了对中国经贸体制长达6年之久的审议，进入了有关中国复关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江泽民曾讲过：“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大大推动了我国‘复关’谈判的进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主动进行了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工作，客观上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环境。比如，从1995年开始，江泽民代表中国连续三年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宣布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的高度评价。
1992年以来，经过一系列的减让，中国平均税率已从43%降至2000年的15%左右，并逐渐取消了1200余种非关税措施；逐年降低了外资准入标准，有步骤地扩展了金融、保险、电信、商业等服务业的开放范围和数量；加紧清理、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约2300件。这些举措，都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1995年12月12日，关贸总协定128个成员国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告其48年的历史使命终结。1996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取代关贸总协定的临时机构，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成为一个独立于联合国之外的全球性贸易组织。至此，中国从“复关”谈判被迫转为了“入世”谈判。
众所周知，中国的“复关”—“入世”的具体谈判分为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两部分，两者同时交叉进行。双边谈判即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进行的市场准入谈判，重点解决市场准入问题；多边谈判即中国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谈判和起草过程，重点解决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在其中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对于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争议很大，谈判极其艰难。当时，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始终抱有最大诚意，体现出坚定决心，但这一切都以我们坚持三项原则为前提。
所谓三个原则，即是1998年6月17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出“入世”三原则：一、WTO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二、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WTO。三、中国的“入世”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
关于入世谈判的原则问题，江泽民曾指出，谈判还要进行，但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我们决不做软骨头！”“如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损我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那还加入它干什么！不加入又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照样向前发展？我们绝不会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拿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底线！”
从1997年开始，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率团在日内瓦与欧盟、澳大利亚、挪威、巴西、印度、墨西哥、智利等30个世贸组织成员进行了双边磋商；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签署了结束中国 “入世”双边市场推入谈判协议，并与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印度等基本结束了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曾任外经贸部“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坦言：谈了15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15年。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经过艰苦谈判，双方最终妥协，我们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确写出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而发达国家成员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实际上的谈判结果，就是中国承诺遵守规则、履行义务，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过渡期和相应的权利，从而充分体现了三项原则的基本精神。
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进行复关和入世谈判已经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现在存在这种机遇。第一，WTO成员已经知道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没有代表性，就是忽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对加入WTO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国准备为加入WTO作出最大的让步。”
1999年9月11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APEC第七次会议上正式会晤。江泽民说，中方对加入WTO一直持积极态度，中国加入WTO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我们希望谈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尽早加入WTO，希望尽快地结束同中国的谈判，希望双方能为此进一步努力。
两个月后，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达成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就此正式结束双边谈判，中国加入WTO的进程越发加快。
2000年4月至10月，中国分别与马来西亚、拉脱维亚、欧盟、瑞士达成一致，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与所有世界贸易组织缔约方的双边谈判。
2001年11月11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在厚达1000多页、重达10多公斤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上签下了名字、日期和“须经批准”的字样。随后，他又向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递交了江泽民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
历经15年艰辛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一员，这不仅有利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有机会更多的接触到世界，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注入新的动力。
2010年底，在环球网和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作的一个名为“21世纪头10年中国发展回顾”的公众态度调查中，“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排在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事件中的首位，同时排在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事件的第二位。
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这将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加入WTO是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将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么，加入WTO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首先，加入WTO后，将使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可以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出更大的贡献。有利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
其次，有利于密切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将是一个有力的推进，同时对市场的法治也是一个促进。
再次，由于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存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入世有利于中国更快、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社会，更好地利用国际经济社会、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优化资源的配置，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有，加入WTO后，中国可获得多边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获得普遍优惠的待遇，有利于实现市场的多元化，使中国的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增长，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同时，由于关税的下降，非关税壁垒的减少或取消，开放服务市场，进口贸易也会大幅上升。随着投资环境趋于统一和得到普遍改善，加上中国潜在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将会有较大幅度增长，外资来源将进一步多元化。中国将对外国企业逐步取消各方面的限制，给予他们以国民待遇，有利于消费者得到更优质、更廉价的服务。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享受其基本权利和入世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并做好准备接受各种可能的挑战。
首先，中国政府现行的管理体制机器运行方式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不相适应。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政企尚未完全分离，经济管理缺乏充分的透明度，在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上，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才结构等，这些都与WTO的惯例和规则不相符合。政府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事务的基础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将政府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上来；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来调节，调控经济动行，履行好调控者、管理者、仲裁者的职责是摆在各级政府前面的一项新任务。
其次，中国企业将面临国际竞争力的挑战。中国加入WTO后，必然会对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造成冲击。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管理，这一弊端在中国入世后会暴露无遗。另外，观念问题、体制问题、环境问题以及高科技企业本身的行业规律问题等等，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和应对。
再次，过渡期失业人员增加的问题。入世后中国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这就必然伴随大量的裁员与转岗问题，最直接的显现或许就是一些失去了更好保护的大中型企业及其相关行业所将面临改革调整问题，这都可能直接导致失业人员的增加。中国是农业国家且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很大比重，但是入世后中国的农业并不具备竞争的优势，反而将面临着更大的冲击。
正因为机遇与挑战并存，才更要辩证科学地看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有弊，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