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落脚点——延安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延安落脚。至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红色大本营。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13年，直到1948年3月23日才离开。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是中国革命力量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更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的关键时期。延安，黄土高原上的贫瘠小城，是如何成为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又是如何成为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和陕北两地的党组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分别建立起来，是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正式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也是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刘志丹、谢子长等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清涧、渭华等武装起义，接着又搞了三年兵运工作。沉痛的失败教训，使他们总结出一条真理：要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
为了创建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打开“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刘志丹于1931年秋到甘肃东部的南梁地区，创建了一支拥有三百余人的南梁游击队，标志着党在陕甘边兵运工作的基本结束和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开始。11月中旬，谢子长也来到南梁。12月下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将南梁、晋西游击队和两支商贩队改编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从此，西北地区正式成立了工农武装红军游击队，西北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2年3月22日，陕甘红军游击队打下了正宁县的寺村原、湫头等七十二村后，成立了正宁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也是陕甘边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这支队伍在刘志丹、习仲勋同志的积极协助下，开辟了照金革命根据地。
在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和根据地日益扩大之际，杜衡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导致在敌人的围剿中失败，照金根据地沦于敌手。
为了确定新的进军方向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刘志丹、王太吉、习仲勋等同志，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主持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联系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际，在清算杜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建立红四十二师；开辟陇东、关中和陕北三路游击区；进军桥山中段，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此，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陕甘边的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开始蓬勃发展起来。1934年，南梁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南梁根据地的建立，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体现。
1934年1月，谢子长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陕北。他积极协助陕北特委，加强了对陕北游击队的领导。7月，在安定县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在谢子长的领导下，游击队攻克安定县城，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游击队的第一次“围剿”，陕北游击队和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1935年1月，正式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下辖三个团，共千余人，并于同年选举成立了陕北工农民主政府，辖17个县。
1934年7月，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和赤卫军二百余人，到陕甘边首府南梁与红二十六军会师。25日，陕甘边军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举行了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志丹、谢子长正式提出了统一陕甘边和陕北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问题，并做出决议，建议党中央派得力同志组成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的全面工作；同时决定由谢子长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并派红三团随谢子长到陕北，协同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红军游击队的第一次“围剿”。
阎家洼子联席会议，对进一步加强陕北和陕甘边党、政、军的联系，为后来建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打下一定基础。
1934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调动五六万兵力，准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发动“围剿”，妄图消灭全国仅存的这块革命根据地。这时，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武装虽有很大发展，但总兵力（红军和游击队）也不过六千余人，而且两支军队不统一，分由两地特委领导，而两地特委又各有自己的直属上级，要战胜十倍于己的强大敌人，是很困难的。此时，很有必要将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
1934年11月，中央驻北方代表立即派黄汉同志为北方局驻西北巡视员到陕北，向陕北特委传达有关指示：一是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先成立一个八十四师作为骨干；二是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甘边和陕北党的领导，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北和陕甘边的红军；三是积极做好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同时，还将这三条指示通知陕甘边特委，并调刘志丹同志到陕北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的军事，做好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志丹、惠子俊、崔田夫、张秀山、马明方、郭洪涛、白坚等。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未能出席会议。
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了三项决议：（1）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根据北方局指示，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2）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3）制定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
周家硷联席会议，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使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会议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指引下，紧密联系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实际，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会议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制定了第二次反“围剿”和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作战方针，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西北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刘志丹根据周家硷联席会议精神，亲自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整个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齐心协力，从1935年2月7日开始，到同年7月5日止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亲自发动的“围剿”，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次战役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共消灭敌正规部队2200余人，消灭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定边、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杨森和刘景范等同志指挥红军和游击队，也胜利地完成了控制咸榆公路和牵制敌人的光荣任务，歼敌1000余人，攻克敌据点五十余处，开辟了三块新的游击区。从此，陕甘边和陕北连成为一块完整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且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当时红军发展到九个团，7000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比较强大的能征善战的正规红军。
到陕北去
毛泽东曾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至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周恩来也曾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不会有新中国”。由此可见，在伟人的眼中，延安具有极其重要的革命地位，它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
延安，古称“肤施”，后因延河穿流而过，取安详之意而得名。它像镶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千沟万壑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1936年，默默无闻的延安城一瞬间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大本营”。这其中的变化，不仅仅取决于它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是在机缘巧合中与一张旧报纸息息相关。
事情还得从1935年6月开始说起。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党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并寻找合适的落脚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供长征后的红军休息整顿。当然，在长征途中，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一再调整长征路线和确定最后落脚点。一开始，党中央选择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来又根据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先后决定在川黔边、四川、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川西、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及靠近中苏边界的沙漠地区等地落脚。不过，这些落脚点最终都没能确定下来。
1935年9月20日，党中央带领中央红军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大草地，迅速突破天险腊子口，又翻越白雪皑皑的大雪山，终于抵达甘肃的哈达铺。
9月21日，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参谋长曹德连正在吃午饭，突然接到命令，说军团部有新任务下达。两人赶紧放下碗筷，匆忙赶往军团部。梁兴初和曹德连打了报告，走进屋内，迫不及待地问道：“首长，什么新任务？”左权笑了笑，说：“瞧你们俩这急性子”，接着招呼他俩，说：“你们立即到哈达铺镇子里，侦察敌情、征集粮食和物资。”
“就这些常规任务？”梁兴初心中有些诧异，他本以为是什么重大又特殊的任务。
“等会儿啊，毛主席一会儿来给你们布置一项特殊任务。”左权似乎看穿了梁兴初的心思，接着说道。他们正说着，毛泽东走了进来，对梁兴初和曹德连说：“你们就到镇上给我弄点‘精神食粮’来！把国民党的报纸、杂志，一样给我弄几份来。记住，要近期的！”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梁兴初和曹德连两人领命后，赶紧跑回连队，商讨着如何完成任务。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主力军进入哈达铺镇。
梁兴初和曹德连两人带领侦察员们穿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哈达铺镇。镇上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镇长和保安大队，听说国民党的主力军“驾临”于此，纷纷出来迎接，并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侦察连的战士们兵分两路，一路留在原地与国民党所谓的“头面人物”周旋，一路趁机到邮局等地搜集最近的报纸、杂志。任务完成后，梁兴初和曹德连赶紧将搜集来的最新报纸、杂志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拿到报纸后，一言不发地看了起来。他一生
酷爱读书看报，这是从青年时代就养成的习惯。尽管战争期间时间难得，但只要有空，他都会找来当地的报纸、杂志细细阅读。通过阅读报纸，毛泽东不仅能够了解当前的革命形势，更能通过刊登的一些消息确定重大战略目标。
此时此刻，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如饥似渴地翻看侦察连带回来的报纸。突然，刊登在《大公报》上的一篇名为《论陕乱》的社论引起了他的注意。报上说，“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北共匪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之后，毛泽东又拿起一份《晋阳日报》，上面提到阎锡山部正在攻打陕北根据地刘志丹部，说：“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多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毛泽东看到两条消息后，眼前一亮，兴奋地站了起来。虽然《晋阳日报》上面的报道有些夸大，但可以肯定的是，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陕北根据地。他又仔细阅读了一遍报纸，还用笔将有用的消息勾画出来。
正在这时，叶剑英派人来报告情况，确定陕北有刘志丹的根据地，群众基础也好，是一个可以与敌人进行周旋的好地方。叶剑英是如何知道这一情况的呢？原来，他手下的贾拓夫是陕北本地人，对陕北的情况比较了解。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知道后，聚在一起仔细分析，了解到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陕北。最终，他们一致认为，陕北地域广阔、群众基础好，又有现成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落脚的好地方。就这样，党中央最终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并决定到陕北找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去。
“到陕北去，找陕北红军”的消息在部队里不胫而走，全军上上下下都洋溢着喜悦的精神头。弥漫在中央红军心头上的“南下”与“北上”之争的乌云，骤然间被这一好消息吹散开去，全军散发出一缕明朗的希望之光。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会上，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国民党的报纸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振奋精神，到陕北根据地去！”此外，党中央决定将部队缩编为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会后，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彭德怀的带领下，开始往陕北根据地开进。
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的榜罗镇。在镇上的一所高级小学中，党中央寻找到一份报纸，进一步证实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
中央红军在党中央的带领下，经过二十多天的急行军，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困，最终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的吴起镇，结束了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转战一年多的中央红军终于有了“家”！
落脚陕北的“奠基礼”——直罗镇战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合编，全军达到一万多人。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委。
两支红军的胜利会师，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极度恐慌，蒋介石本人更是如坐针毡。他思来想去，决定将红军消灭在陕北，否则等红军站稳脚跟后，会对他的统治集团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以东北军为主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进攻。
事实上，张学良根本不愿意领这份差事。此时，东北军因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而流亡关外，为了获得国民党中央的军需供给，他不得不执行蒋介石下的命令。
10月28日，张学良集中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兵分两路夹击陕北的红军，企图趁红军尚未立足之际“围剿”中央红军。这一次，张学良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钱”，派出的部队均是东北军的主力。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张学良这样安排“围剿”计划：首先沿葫芦河的东西构成封锁线，并打通洛川、富县与保安之间的关系，然后构成洛水的南北封锁线。在完成这两道封锁线后，再由南向北，把红军逼进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的狭小区域消灭掉。
11月1日，东北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慢慢由西向东推进陕北。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中央红军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他们会有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经过长达一年的行军，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一直疲于奔命，现在刚刚抵达陕北，还没缓过劲儿，就即将遭受再一次的战火洗礼。加上时值寒冬季节，中央红军从南方辗转来到陕北，不太适应当地的气候，且缺少过冬的棉服与粮食。相对于国民党五个师三万余人的兵力，仅有一万多一点的红军，实力相差过于悬殊。根据目前的境况，人困马乏的红军所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但是，这一仗非打不可，而且一定要打好。否则的话，红军很有可能再次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当然，这场仗并不意味着红军毫无胜算。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两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士气也很高涨。更为重要的是，陕北的群众基础好，加上有根据地为依托，物资运输、安置伤员都能得到保障。这样完善的作战条件，相较于长征中的作战而言，已经好很多。况且，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历经千难万苦，多次从濒临死亡的境地中化险为夷，难道还怕国民党这几个师的“围剿”？
根据敌人的战略布局，毛泽东等人细心研究后，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诱敌深入。有了这个锦囊妙计，一定能够打破敌人的“围剿”阴谋。
毛泽东通过观察敌情、地形认为，国民党部队的战略部署最重要的就是东西、南北两道交错的封锁线，而这两条封锁线的中轴线即葫芦河。如果能在葫芦河沿岸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则他们的作战计划就被完全打乱，红军便可在东西、南北自由穿梭，并可抵御敌人的增援部队。为了确保战斗的最终胜利，毛泽东等人审时度势，将歼敌的战场确定在葫芦河中游地带的直罗镇。
11月18日，毛泽东召开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战役部署和动员工作。会上，毛泽东用《水浒传》中武松打洪教头的例子，深入浅出地告诉大家，一定要利用有利地形，将敌人引进直罗镇，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不备，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同时，他还特意嘱咐大家，这场仗一定要打好，要当成歼灭战而非击溃战来打。
11月19日，红军主攻部队红一、十五军团先锋部队到直罗镇勘察周围地形，并将镇子周围的墙垣故意拆除。第二天，国民党军一○九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孤军深入，率先进入直罗镇，落入红军的包围圈中。国民党一○九师的师长牛元峰仗着是张学良的亲信，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根本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认定红军抵抗不住他的部队，指挥部队一路向红一、十五军团追去。等到了直罗镇，他没有发现红军，更是得意忘形。牛元峰一面向西安的“剿匪”总指挥部发“捷报”，一面命人在镇子里大摆筵席、犒赏全师，庆祝“胜利”。
当天晚上，等国民党军喝得东倒西歪、放松警惕的时候，红军主力迅速包围直罗镇。21日清晨，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从南北方向攻击镇子里的国民党一○九师。还在睡梦中的敌人被枪声惊醒，仓促应战，很快就被骁勇善战的红军打得陷入混乱状态。牛元峰部队多次组织突围，始终没能冲破红军的包围圈，一时间死伤不少。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红军还对国民党军展开了政治攻势。针对东北军内部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的情况，红军多次向他们喊话，希望他们不要继续替蒋介石卖命。原本国民党一○九师曾有人做过红军的俘虏，了解红军的优待政策，不多时就自动缴械投降。没过多久，国民党一○九师的防线不攻自破，大部分人都配合红军停止攻击，只有师长牛元峰带着500多人逃到了镇子南部的一个土寨中负隅顽抗。
红军对土寨多次冲锋，因缺乏重型武器而均未得手。毛泽东等人亲临战场，考虑到部队的伤亡情况，决定对土寨围而不打，集中兵力对付国民党四个师的援兵。
11月22日上午，红军击溃敌军四个师，并乘胜追击，歼灭敌人一○六师的一个团。23日午夜时分，被围困在直罗镇土寨中的牛元峰余部，见无法指望援军，遂兵分几路突围。没想到，他们的突围行动很快就被红十五军团发现。红军尾随其后，跟踪追击，于第二天上午将牛元峰部全部歼灭。打了败仗的牛元峰无地自容，当场自杀身亡。
东北军的溃败，令张学良和蒋介石大为吃惊。蒋介石见东北军损失了三个师，不但没有给予安抚，反而趁机撤销了部队的番号，并减少了给养。蒋介石的这些举动，让张学良彻底对国民党死了心。于是，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与红军秘密达成协议，并与之建立了统战关系。
直罗镇战役，不但打破了国民党部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还使红军在陕北真正站稳了脚跟。不得不说，直罗镇战役是中国革命落脚西北的一场盛大奠基礼。
三大主力会而宁之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七律·长征》真实而全面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辗转前进的路线。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宣告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全部结束。
会师的那一刻，每个指导员和战士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而激动的神情，他们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为时已久。那么会师前夕，红军各主力部队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的策应下，取得岷洮西战役的胜利，冲破了国民党军阻止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封锁线，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底，红四方面军日夜兼程，赶往会宁。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入会宁。当他们爬上一座山头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小队红军边走边唱。听到红四方面军的欢呼声，那一小队红军停下来，高声喊道：“喂，同志们，你们是哪方面军？”
“我们是四方面军！你们是一方面军吗？”这边山头齐声喊道，千军万马般的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是啊，是啊，你们辛苦了！”说完，两方面军欢呼着跑向对方，紧紧地握在一起、拥抱在一起。有的战士放下身上的担子，有的战士把枪往身后一背，就奔向了兄弟战友。阶级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革命同志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不少人热泪盈眶，也有不少人紧紧拥抱不言一字。在这一瞬间，好似之前经历的万般磨难已不算什
么，为的就是今天胜利的欢聚。此时的山谷中，涌动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喜悦的心情。
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们兴奋地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打下会宁城来迎接你们的！”听到这话，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情不自禁地说啊、笑啊、跳啊，好似这样才能宣泄出自己内心的诚挚情感。
等红四方面军的后续部队赶上来后，整个山头人声鼎沸、一片欢腾。一方面军的战士们抢着为四方面军的战友挑担子、背枪、背包袱，那股亲热劲儿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随后，红四方面军在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带领下，随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们缓慢走进会宁城。
会宁城门楼上扎起了彩虹门，城门楼上插满了红旗，在风中自由飘扬。道路两旁都是夹道欢迎的群众和部队，他们敲锣打鼓，气氛极其热烈。当红四方面军从南门进入会宁城时，不时有乡亲们送上瓜果和粮食，迎接千里迢迢赶来的红军战士们。多么激动人心的红军大会师啊！这大概是会宁城最热闹的一件事了。
两方面军的战士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来走去，互相握手、拥抱、倾吐盼望之情，接着又兴高采烈地互赠礼物……在这场盛大的会师现场，听到最多的话语就是“辛苦了，欢迎你们！”和“谢谢，谢谢！”
会宁，原本是甘肃中部地区一个很不打眼的小县城。不过，这个地方被毛泽东“钦点”为红军会师地点后，便名噪一时、载入史册。临近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周恩来问毛泽东：“咱们这三军在哪里会师比较合适呢？”毛泽东稍作考虑，笑了笑说：“一定得选个好地方才行啊！一年前，我们与张国焘所率部队在两河口会合，结果没过多久就让合为一股的红军再次分成了两股。可见，‘两河口’这个地名不好。”随后，他走到地图边，用手指着会宁，对周恩来说：“我看，会宁就不错。会而宁之，此地吉利！”
10月10日，整个会宁城是红色的海洋，是热闹非凡的大舞台。红军即将在这里召开一场空前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会。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绚烂的晚霞给会宁城镀上了一层灿烂夺目的色彩。庆祝大会的场地，设在会宁西津门内的文庙广场上。那里，人们正忙着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好不热闹。孩子们兴奋地穿梭在忙碌的大人身边，好像比过年还要期待、还要幸福。
不一会儿，两方面军的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扛着锃亮的枪支，英姿勃勃地列队来到广场上。随后，两方面军的领导也悉数到场。开会前，大家先在文庙前照了一张会师合影照，留作纪念。照完相后，各部队按队列进入会场入座。
由于广场很小，所以会场的布置也很简单。主席台是由门板临时搭建的，上面并排摆着两张桌子。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会”的红色横幅，两旁挂着几盏大油灯。此外，会场周围也贴着各类标语，比如“热烈庆祝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日本救中国”等。
此次联欢会，朱德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方面军总部发表了讲话。首先，他向两方面军胜利会师表达了热烈祝贺和亲切问候，其次以红军在会宁会师的盛况，表达了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铁军的称赞。同时，他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只要红军团结，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号召，三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互相学习、团结互助，完成党所赋予的一切任务。
两方面军领导依次讲完话后，红军宣传队开始表演精彩的节目。一阵悠扬的歌声由近及远，慢慢地浸润着每个人的心灵。“十月里来好风光，心中的歌儿尽情唱。欢呼三军大会师哦，歌唱毛主席好领导。红军长征二万五，急得老蒋瞪眼珠……”
在这欢乐的时刻，红一、红四方面军将会师的盛况向中央发了电报，表达了他们会师时的激动心情。党中央复电，向两方面军表示了祝贺和慰问。
这次联欢会足足开了两个多钟头。整场联欢会，一直洋溢着激动兴奋、亲密团结的氛围。欢呼声、歌唱声、掌声不绝于耳、经久不息。
就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开庆祝大会的同一天，红二方面军突破敌人的阻击，渡过渭河，抵达静宁地区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至此，红军战士期待已久的三军会合终于完满实现！
革命的红色大本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抵达陕北，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站稳脚跟。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延安，是党中央和红军第一座没有付出任何牺牲代价而进入的大城市。此后的十年间，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领导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初期的斗争。直至1947年春，蒋介石不顾一切阻拦，悍然发动内战，派重兵围攻延安，党中央才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延安，是中国红军的“大本营”，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性战场。
就在党中央进驻延安的七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己任，积极奔走，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接受将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游击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怀着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背负着全国人民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同胞的希望，英勇无比地开赴抗日前线。
在这八年的抗日历程中，中共中央在延安制定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坚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领导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段期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此后，蒋介石又以十万大军的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妄图切断红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加上，华北各地资源匮乏，又遭遇连年灾荒，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在这段极其艰难的岁月里，党中央领导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铁道游击队战等诸多斗争形势，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的多次反攻浪潮。
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一开始的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而人民军队则由数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至260万人，战斗力大大提高。
1938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困，使延安的军民陷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面对自然和人为的双重困境，毛泽东在这一年的冬季会议上，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经典理论。他说：目前，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只有三个解决办法。第一，不干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不解散，又找到解决办法，大家只有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的双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共渡难关。
大家表示不愿意解散，当然也不愿意等死，所以最后一致表示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渡过困境。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自救运动开始了。上至司令员，下至小孩，人人都下地干活，人人争当生产能手。一开始，大家考虑到毛主席的公务繁忙，没有为他分配开荒任务。后来，毛主席知道后，主动要求加入到大生产运动中。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和工作等问题，中央机关将杨家岭山脚下的一块荒地分给了毛主席。繁忙的工作之余，毛主席就带上农具，到地里整地、开沟、松土。等地整好了，他在上面种上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和南瓜等蔬菜。由于地整得细、肥料上得足、杂草除得勤，毛主席地里的菜长得格外好，结的果实也多。除了供自己吃外，毛主席还将自己地里的蔬菜瓜果送给身边的同志们。
朱德总司令从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后，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上。他亲自勘察南泥湾，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此外，他还经常到田间地身体力行地指导生产，成为首长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楷模。
周恩来经常工作在大后方重庆，在百忙之中组织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种菜、养猪。有时候，他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抽出时间去参加劳动生产。他的右胳膊曾经骨折过，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干活时使不上劲儿，就摇起纺车纺出又匀又细的线，还被评为“纺线能手”。
中央首长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劳动生产，大大鼓舞了延安军民的生产热情。1941年春，八路军三五九旅以惊人的毅力开辟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没有住的地方，就搭建草棚、挖窑洞；粮食不够吃，就用野菜充饥；缺少工具，就到处搜集废铁自己制造；没有纸笔，就用沙盘练字或用桦树皮代替。
在重重困难面前，战士们高唱：“南泥湾好风光，红红的太阳照山冈；革命战士不怕苦，扛起锄头上山岭；开荒生产反封锁，气死鬼子和老蒋。”延安的革命者用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大地，用汗水浇灌了片片良田。
南泥湾的生产运动，推动了整个边区的生产。一时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遍地开花。边区的生产自救运动，不仅保障了边区军民的生活，而且打破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阴谋，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初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延安迫切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支援各方面的工作。为此，毛泽东做出指示：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批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间，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入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数万人之多。
为了培养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等二十多所干部学校。延安成为一所“窑洞大学”，成为一个培育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
其中，在众多学校当中，党中央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尤为关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抗大讲过课或者做过演讲。自1936年创办到1945年结束，抗大历时十年之久，先后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十万多德才兼备的军事干部。当时，毛泽东称赞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学校，还称“抗大的旗帜是千百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旗帜，是民族解放胜利的旗帜，是创造未来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到达旗帜”。
延安各大干部学校如雨后春笋，一个个蓬勃发展起来，保障了前线作战的军事人才需要。这些学校很多培养出来的人才，为抗战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为新中国的诞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不曾忘记，恰恰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全面发展的延安，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走向辉煌的重要时代。延安，无愧于中国革命的“红色大本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