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他有一种使他触及的一切变得高尚的才能。
——歌德
巴氏在形容对契诃夫的爱时，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契诃夫感”。许多年来，在我一遍遍阅读巴氏的过程中，也反复涌上一股感受：“巴乌斯托夫斯基感”。
《金蔷薇》，一册薄薄的散文体小书。一打开，扑面而来的森林、溪水和冰雪气息立即让我安静下来，童话般的语境仿佛置身于圣诞夜，而巴乌斯托夫斯基，便是那个挨门逐户送祝福的白胡子老人，他的礼物是诗，是激动人心的月光，是欢悦生命的美……
书的开篇叫《珍贵的尘土》：善良的退伍老兵夏米，相貌丑陋，以清理作坊为生。一天，他遇见了早年照料过的一位姑娘，并再次伸出援手，后来，他突然被一股“依依不舍”的情感所折磨，自卑、怯懦、羞愧……他暗暗祈愿姑娘能遇到真正的爱情，并冒出一念头——送一朵传说中能带来幸福的金蔷薇给她。从此，每天夜里，夏米都背着一个大垃圾袋回家，里面装着从银匠作坊里扫来的尘土，他用筛子不停地扬着……终于一天，他捧着一小块金锭去找银匠。当“金蔷薇”终于诞生时，姑娘已去了异国。不久，夏米去世了。
每一分钟，每一个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心脏每一次不易觉察的博动，犹如杨树的飞絮或深夜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是一粒粒金粉……而作家，以数十年光阴筛取这微尘，将其聚拢一起，熔成合金，然后铸出我们的“金蔷薇”——小说，散文，长诗。
这是对文学劳动最深刻的诠释和忠告了。从读到它的那刻起，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多么艰辛、费力且没有保障的路：一辈子像夏米那样背驮麻袋、汗流浃背地扬尘，无数个不眠夜后，或许还不如夏米幸运——我筛得的粉末尚不足铸一朵幼小的蔷薇，有的只是他的不幸，心爱的女人已擦肩而过……最后又像他一样寂寞地死去。
但我宁愿，为了那朵皎洁的蔷薇梦。
试想一下，有谁像安徒生那样痴爱童话和森林、以至迷狂的境地？我想，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他们的心性、气质和天赋都那么像，仿佛灵魂的孪生兄弟。在巴氏的文学客厅里，你几乎可瞅见那个时代所有的文豪，但倘若只有一位客人的话，那人一定叫汉斯·安徒生！巴氏笔下，这个丹麦人被描述最多，也最动情——
这个腼腆的鞋匠在炉边蟋蟀的歌声中溘然长逝，他是一个极普通的人，然而却把自己的儿子——一个童话作家和诗人献给了世界。
安徒生喜欢在树林里构思……每根长满青苔的树桩，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拽着一只长有透明绿翅的昆虫，就像拽着掳掠来的一个美丽公主），都能变成童话。
他是穷人的诗人，尽管国王们都把握一握他那枯瘦的手视为荣幸……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丹麦那样宽阔而绚丽的彩虹。
对这位早生一个世纪的外国人，巴氏有一股特殊的亲情，他7岁时遇到了对方的童话，这是其生命旅途邂逅的第一朵金蔷薇，“这一点我很久之后才懂得：在伟大而艰辛的20世纪的前夜，我能结识安徒生这位亲切的怪人和诗人，简直走了运。”安徒生童话之于他，有着生命磁场的意义，“人类的善良品质，犹如一种奇妙的花香，从这本镶金边的书里飘了出来。”
和安徒生一样，巴氏才华受孕于善良性情和对美的深沉凝望——一种月光般的能量——由对世界的悲悯、对苍生的关爱、对草木的体恤所喷涌出的激情和美德。
善良有多深，才情和关怀力即有多大。
酷爱自然，几乎是俄国作家的共同品质，而像《金蔷薇》这样执着地寻访文学与地理、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即不多了。
假如雨后把脸埋在一大堆湿润的树叶中，你会觉出那种沁人心脾的凉意和芳香……只有把自然当人一样看，当我们的精神状态、喜怒哀乐与自然完全一致，我们所爱的那双明眸中的亮光与早晨清新的空气浑然一体时，我们对往事的沉思与森林有节奏的喧声浑然一体时，大自然才会以其全部力量作用于我们！
这多少让人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在《洞察世界的艺术》中，他转述了一位画家的话：“每年冬天，我都要到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里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直到今天，我还能忆起撞上这句话时的激动和羞愧，因为我从未留意霜的差别、更毋论“最好看”了——自己的感受原是多么粗糙！
他告诉我：“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汁液一样……散文是布匹，诗歌是经纬。有的散文毫无诗的因素，它所描绘的是一种粗糙的、没有翅膀的生活。”这些话对我的写作影响极大，让我对随意写下的句子抱有一种警惕：是不是偷懒了？能否再准确和精密些？对文字作修改时，我也习惯用他的一句话提醒自己：“我们是否时刻按照这种语言理应得到的地位来对待它呢？”
和同胞作家相比，巴氏似乎是个特例，在作品气质和主题上，他都没有鲜明的俄罗斯式烙印，母邦文化的苦难基因和悲剧资源并未将其心灵格式化，他也没有卷入时代的政治伦理冲突。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都是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灵魂纠结下，以反抗、挣扎、悲愤的姿态实施突围的，而巴氏不，他既没背负那个史诗般的传统，也未被时代的罪恶拦住去路。唯美、温情和诗意，乃其与生俱来的打算，他从未因某种现实而在这些方面打折扣。在《似乎无足轻重》一文里，他提到写作时的精神氛围：“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对我来说，感觉到有一座孤独的果园，感觉到村外有绵亘数十公里的寒林，林中有一个个湖泊（这样的夜里，湖边决不会有一个人影，只有星光跟百年前一样，跟千年前一样，倒映在水中），是有助于我写作的。可以说，那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人。”
或许，正因其写作是由这种美好意境和明亮情绪来启动，所以，他的文字无形中铺了一层干净和温暖的草，并转化为了读者的幸福。这种心灵的舒适与和平，这种不被时代耽误的健康心性和稳定品质，在苏联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是非常罕见的。他这样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里，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我认为，这是个极重要的提示，尤其对工业时代的人和现代教育，尤其对21世纪的我们——沉溺于物理和实用、荒疏了自然、哲学和诗歌——从而远离生命真相和本体意义的人。
阅读巴氏，是一种美和心智的享受，你不会有压抑感，连故事里的哀痛，也是美的，让人感激。正像他解释安徒生时所说：“是的，我们需要幻想家，是停止对这三个字进行讥笑的时候了。”“童话不仅为孩子，也是为成人所需要的。”“对生活的宽容态度往往是一个人丰富内心的可靠标志。像安徒生这样的人是不愿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世俗纷争上的，因为周围闪耀着鲜明的诗意，不要放过春天亲吻树木的那一瞬间……”
虽然有大量现实作品，但骨子里，他不是“现实感”和“斗争感”很强的作家，他更像灵魂方面的美学大师——大自然最亲近、最信赖之人，更像一个理想主义的冥想者和歌颂者，那种干净得能听懂花鸟物语、拿到童话钥匙的人。对现实，他的反抗工具是美，是对丑和恶“背过脸去”的姿式，是以回答“人应怎样生活”“何以不辜负这个世界”的方式来进行。他消化矛盾、超越苦难的愿望和能力都太强了，他不能忍受被阴暗挡住光线、降低视力的生活。而且，这毫不妨碍他对那些英勇的同胞报以爱和尊敬，这在他对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爱伦堡等人的评述中清晰可见，他熟悉对方的价值，清楚对方的意义，拥戴对方的劳动。比如他这样说爱伦堡——
我们每个人都想象一个永久的幸福和平的时代，一个自由、理性的劳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饱经风霜的生命应享受安宁和幸福……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一旦太阳在摆脱了恐惧和暴力的大地上升起，人们就会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怀念所有为它的到来而贡献了劳动、才华和生命的人。在这些人当中，伊利亚·爱伦堡必将名列前茅。
诗性、浪漫、理想人格、美学的纯粹、对永恒价值的守护、对细微之物的深情、对教育和艺术的关注、突破时代纠缠的行走……这一切，奠定了巴氏风格，一种知识和精神上的“百科全书”风格。
正是基于这种高尚的风格，这种完美的人道主义风范，1965年，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多年来，我已惯于将《金蔷薇》搁在枕边，就像小孩子让最爱的糖果触手可及。睡前翻开某页，无论内心多么浮躁，这时都会安静下来，连空气都变得像书中森林里的那样：清澈、湿润、流畅，有股沁人心脾的薄荷的静，绿的香味……
它滋养你的精神，你的呼吸，你的肺……在有益于身心健康方面，我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位。
2000年
伊利亚·爱伦堡
（1891—1967）
俄罗斯记者、作家。1891年生于基辅，中学时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曾经被捕和流亡。作为记者，他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并长期游历欧洲，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等，并有大量札记、诗集和文论。1954年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引起轰动。此后，他历时5年完成了6卷本的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该书以沉痛的感受、深沉的良知忆述了大量同代人的生涯和命运，披露政治的动荡与阴暗，被誉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开山之作、“欧洲的文艺史诗”。
上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掀起“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爱伦堡拒绝在政府号召书上签名，并于1953年2月致函斯大林，表示自己的担忧。该举动为其埋下杀身之祸，幸好斯大林病亡，他才逃过一劫。1967年，爱伦堡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