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忽而高尚的情操闪烁，忽而在教条主义下不得不折腰，忽而又由于感觉到真理的存在而心灵震颤，忽而又像推土机般勉强地向前掘进。”
他，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中央候补委员，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浮出水面时攀上的第一艘船的船长。他是长官，也是一名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打捞员。他最早发现了这条需要救助的鱼，对，马上！他眉头都没皱。能一眼认出索尔仁尼琴的巨大价值，成了他一生中最骄傲和夸耀的事。
他掌舵的是一艘绝对体制化的铁甲船，悬挂醒目的布尔什维克党旗，满载政府之贵重物资，但他竟允许——简直是盛邀——一名被政府打下水的囚徒成为这艘豪轮高贵的上宾，甚至还鸣放了礼炮，多么不可思议！没有这位老水手破天荒的眼光，就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问世，就没有索氏的一举成名，俄罗斯亦不会这么快就添加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对索氏来说，能在浮出水面的第一刻就遇到一位甘愿跳下水——用臂膀托起自己的人，实属大幸。关于俩人的第一次见面，索氏回忆说：“谦和使他脸上特有的一种孩子似的表情马上感染了我——这是一种坦诚甚至柔弱的孩童的表情，一种丝毫没因长期身居高位和权欲熏染而破坏的表情”。
这不是一个报刊检查官的表情，不是常被别人和自己的诚实吓破胆的鼠辈的表情，不是大人骗孩子时的表情，而是孩子遇见孩子、诗人遇到诗人时的一见倾心和本能的喜悦。
正是这表情，使得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官员堆里很容易被一眼认出，也使得他落落寡合、不合时宜。早在1958年，苏共领导人决定将帕斯捷尔纳克从作协踢出去，会议表决时，他公然为帕氏辩护，表示“坚决反对这种粗暴践踏文学的做法”；在第22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发言道：“早就可以更大胆、更自由地印行一些作品……而我们竟没有做！”他埋怨《新世界》没刊载过尖锐的东西——“而它完全可这么干！”
也正是这表情，削弱了索尔仁尼琴对体制内一切人和事的顽固敌意，使之萌发了利用一部分政治力量以求变局的念头。要爆发，要石破天惊的訇响，须先寻一段导火索，一位帮手——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这样一位。他有胆识，甘愿付出，有着不惧风险的角斗士性情，他的《新世界》亦具可燃性。事实上，他不仅亲自点燃了索氏送来的炸药包，还兴奋地跑来跑去，为“第一声春雷”喝彩庆功。引爆前，为取得一张许可证，他竟让赫鲁晓夫有滋有味地听其唠叨：“只靠接吻是生不出孩子来的！您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如果一本书的手抄本已经流传，那再糟糕不过了！”接着，他又去游说其他政要，还为作者捞了个“列宁奖金”候选人的名额。
索尔仁尼琴终于脱出了水面。恩人举得卖力，鱼儿自己跃得更漂亮——它腾起的高度和浪花超出了恩人的预想——简直是一只猛鸥的表演！这未令恩人惶乱，相反，他更兴奋，他把这位新人彻底当成了自己的作品。他要继续使劲，使之继续向上，升至仰望的高度。
“当没有装订的毛边印张一页页放在我面前时，我想像着劳改营生活的鳄怪，终于浮向人间将为千百万不明真相者所见识，我坐在旅馆豪华的房间里，面对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失声痛哭起来。”“我们拥抱了，特瓦尔多夫斯基高兴得像个孩子，移动着熊一样的身体，连声说：小鸟飞出去了，飞出去了……”
憨厚的老水手看走了眼，这哪是一只“小鸟”？这绝非那种只在自家坟头哀鸣几声的雀儿。它曾是一条遍体鳞伤的“深水鱼”，可如今——
它是鸷，鸷，鸟类中最凶猛的兽！很快，它即会伸出尖喙和呼啸之翼，尽显飞沙走石、摧枯拉朽之能。
索尔仁尼琴是鸷。“古拉格”上空复仇的黑点。
哀鸣？这远远不够。它要把坟头、地皮、连同墓穴里的暗道一齐叼上天，将黑体制的筋骨一齐挑上天，让全世界都看清这个国家的腐烂和恐怖。
借助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位保姆，索尔仁尼琴在“两块巨石”间（1961年——1964年，即赫鲁晓夫的所谓“解冻”期）赢得了一记喘息，并迅速积攒起了声誉，为更重要作品的撰写和问世奠定了基础。
但鸷是清醒的，领取掌声的同时警惕被手掌俘获，他知道警报并未解除，危险将随着自己愈来愈多的“峥嵘”而降临——鸷要做的事是任何地面上的权力者都不允许的，他要利用暂时的自由罅隙全速冲刺，直到再次被剥夺自由。
索氏的独立还表现在他与恩人的友谊上。
在对体制的根本立场上，俩人观点并不吻合，甚至激烈对峙。但谁也没奢求对方作出原则性的牺牲，也不妨碍尽可能多地“共同行动”。
和众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对体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和依附。但他是个诗人，血液里流淌着俄罗斯人文传统的因子，对自由、公正有着不可遏制的渴望和义务感。因此，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痛苦、纠结与闪烁不定的东西。
虽自身常陷平庸，但对不平庸的人和事却本能地亲近；虽本人不持有真理，但总能被别人的真理所感染和激动；虽自己做不出惊心动魄的非常之事，却总在有意无意帮他人完成这样的举动，且不遗余力。
他不反对体制，但在体制与受害者之间，他自觉为后者辩护，就像一位母亲，见了被欺负的孩子总忍不住冲上前……他清楚自己能量的大小、性质，知道该怎样把它用对、用准、用尽——逼近底线，但不会穿透，不会使之报废。
比如他提醒索氏：“我不敢保证您的作品一定能出版，也不确定日期，但我将竭尽全力。”（事实上他做的比承诺还要多）。谈到修改时，他抱歉地说：“有几首诗可以发表，但有枪声的发表不了，虽然希望有枪声。”（索氏由衷地赞叹：“不安的人祈求风暴，不，他完全没有！”）尽管遇到麻烦，他还是郑重地请求作者：“您不要写那种编辑不需要告诉我就能决定发表的东西！永远不要写！”
“特瓦尔多夫斯基具有先天的尊严感和高尚情操，甚至在他被令人沮丧地迷惑住了的时刻，这种精神也没有失落，正是该精神帮助他决不允许其杂志出现直接的卑鄙。”
他掌舵的是一份政府杂志，能量有限，其本人也受到几位政治“保镖”的监视。《新世界》的发稿尺度和空间无论如何不能用19世纪《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但若少了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无疑即《真理报》的文学版。
一个诗人，一个好人，一个英勇的主编，但终究不是一个战士。
他有很多缺点，却把最大的优点给了索尔仁尼琴——这个俄罗斯暗夜里的囚犯。至于他自己，除了索氏的友谊和敬意，所获的全是风险和拖累，随着亲手放飞的“小鸟”越来越大胆——日益露出“鸷”的凶相，他的《新世界》正面临灭顶之灾。但于索氏来说，私谊不能拿信仰交换，他不会基于感恩而作出妥协——以减轻《新世界》主人的压力。甚至，在“《新世界》应办成一个什么样的杂志”等问题上，他继续煽风点火：“它每一期的形成都不应以‘上层’今天的情绪为转移，不以恐惧和传言的摇摆为转移，不应囿于昨天批准的范围之内，每一期都应多少超越一下这个范围，要敢于跑着用额头去撞墙。”
索尔仁尼琴自喻“牛犊顶橡树”，自然希望别人也成为一头猛牛，齐力去撞同一棵树。但同时，他亦不无歉疚和羞愧：“我向特瓦尔多夫斯基要的东西太多了，他早已把秋千荡到了极限。”
“昨天还准备离开《新世界》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现在不准备离开了。他还要像老母鸡一样扎煞一下翅膀，保护自己的小鸡不被吃掉。”
尽管他并不真的理解自己辛苦抚养的小鸡何以成了莽撞的牛犊，却初衷不改，仍以对待雏鸡的柔情表示谅解，他说：“是的，他有权这样写，当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喝茶时，要知道他还在劳改营呢。”
最终，鉴于这只小鸡“越来越不像话”，压力之下，他辞职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病了。癌症。他才60岁。之前他一直显得很强壮。
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他收到了索尔仁尼琴的电报——
“我们亲爱的特里丰诺维奇！祝福您……在频繁争论和严重分歧中仍忠贞地爱着您并感激您的索尔仁尼琴。”
他很兴奋，回电致意。
索尔仁尼琴说：“杀死诗人有许多办法。杀死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法是夺走他的《新世界》。”
1971年1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葬礼举行。此前，他知道了“小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坦率地说，在读这部回忆录的过程中，我时常为索氏感到一股“难为情”：为他在私谊方面不近人情的冷酷，处处设防的戒备、隐瞒，时时表现出的策略与心计……我感到气恼，也替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丝缕的心冷、遗憾。
“就在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仍有所隐瞒，正如过去也经常这样。我没告诉他再过两周《古拉格群岛》一书将在巴黎出版。”
当然我明白，这是严酷体制下必须的代价，是“古拉格”的血腥教训所致，是“地下文学”的纪律使然。
“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喑哑的声音诉完的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劳改营中的发现。”
索尔仁尼琴是5000万囚徒用死亡目光送出的黑点。
“古拉格群岛”上空伺机复仇的风筝。
他不辱使命。
纪伯伦说：“哪怕情人之间，也只拥抱了他们共同的东西。”
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这样。他们以“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主编”的身份拥抱了对方，燃烧尽“共同的东西”，尔后，将友谊的金别针永远留在了对方胸襟上。
1999年
威廉·巴特勒·叶芝
（1865—1939）
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生于都柏林，父亲是拉斐尔前派的画家，1884年进入美术学院，但不久即违背父愿，迷上了诗歌。1887年，在伦敦结识王尔德，参加诗人俱乐部。1904年，和格雷戈里夫人等成立著名的阿贝剧院，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民歌的戏剧。
叶芝在英语诗歌中的地位和影响，堪与德语谱系中的里尔克相媲美。他一生创作大量诗作和二十多部剧本，主要作品有《秘密的玫瑰》《在七座树林中》《丽达与天鹅》《驶向拜占庭》《幻像》《旋梯》等。
1889年，诗人与女演员茅特·冈相遇，就此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很多诗作中，茅特·冈都扮演了女主人公的角色，最著名的即那首《当你老了》。
1923年，叶芝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长久以来，他追随了那使自己成为祖国的翻译者的精神——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就等待着人们赋予她声音的国家。把这样的工作称为伟大，是一点不过分的。”
1939年1月28日，叶芝在法国曼顿一家旅馆病逝。其墓志铭是晚年一首诗里的句子：“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士，策马向前！”
茅特·冈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多年后，她留下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世人应因我没有嫁给他而感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