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口袋里有了钱，中央大佬的底气就足了很多，真所谓“家里有粮，心中不慌”。他们也就能够进行早就想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敢进行机构裁减，也敢推行受保守派指责的政策措施。
能够担任中央大佬的人都不是傻子，都是人精，他们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情况之所以这么好，郭拙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完全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
这就是郭拙诚这个带括号的副部级干部能够参加这次部级以上会议的原因，要知道，有很多带括号的部级领导都无权参加这个会议。
开会的时候郭拙诚心里也沾沾自喜：我可是改变历史的人哦，呵呵。
在这次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会议的工作人员微笑着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鼓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的讨论稿》。
看了这个讨论稿，特别是里面有关企业雇工问题，让郭拙诚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如果说机构精简、提出市场经济、改善僵化老龄的干部队伍比原来的历史提前了半年到一年，那么这份文件的出台至少将时间提前了三年！
他清楚的记得前世在雇工问题，特别是私人企业雇工数量上的争论，改革派和保守派对抗非常激烈。因为有人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私人雇工的人数超过七人就是资本家，就是搞资本主义。当时有部门领导同志在布置工作时强调雇工数量不得超过这个莫名其妙的数字，虽然后来又容许技术性较强的私人企业的主人可以带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多个主人可以多带几个学徒来默默地打破这个规矩，但私营企业雇工数量还是卡得死死的。
一直到1984年最高首长借“傻子瓜子”的创始人雇佣一百多工人而被判刑的事情说他无罪，这才慢慢地解决了私人雇工数量的限制。
虽然在1991年有一定的反复，有人重新提限制雇工数量，但在1992年最高首长南巡之后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国家反过来鼓励企业多雇佣工人。
这种事在后来的人心里感到很好笑，感觉当时的人真是可怜，真是无事找事，多雇几个人少雇几个人有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郑重其事吗？但在当时这个数字“七”可是新与旧的碰撞，甚至可以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失败了很可能身败名裂。
就算郭拙诚是重生的，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触及这条红线，也一再要求牟小牛忍耐又忍耐，不要过于出风头。
讨论稿一发下来，果然如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几个老同志立即要求发言，坚决反对中国朝资本主义的邪路滑下去。与保守派同志旗帜鲜明的行为相反，那些改革派反而有点畏首畏脚，看到这些老同志大义凛然，他们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感觉自己理亏，自己有点见不得人，有人甚至把目光看向了坐在后排的郭拙诚。虽然郭拙诚已经尽量低调，但在人们心里，郭拙诚还是一个十足十的改革派、激进者。
最高首长显然预计到了这种情况，他先请军队的领导离开会场。面对有人质疑，最高首长掷地有声地说道古往今来军队就是管军队的事情，不参与政务上的纠缠，不参与地方上的事务。
最高首长的话犹如滚热的油锅里倒进了一瓢水，水珠、油珠立即飞溅。刚才正在反对扩大雇工人数的保守派立即将枪口对准了军队不参与政务纠纷这个问题上。对于最高首长所说的“军队不许参与地方上的事务”，这些保守派同志甚至认为这个议题才是最高首长今天会议的最主要目的，其用意就是要把军队独立出来，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来实现政治改革。
刚才之所以抛出《关于鼓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的讨论稿》，其实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让大家分心。
自以为识破了最高首长计谋的老同志们一下将火力转移了，纷纷要求发言，反对将军队从政务和地方事务中排挤出去。
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前几年那个特殊事期，军队深深搅进到了地方政务中，甚至取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很多时候军队不但担负起了社会治安和厂矿企业保卫的责任，军队领导有的干脆担负起了行政领导工作，很多地方、企业经常执行军管，很多军队领导很乐于在地方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现在最高首长突然这么宣布，把军队从地方上赶走，让那些保守的老头担心自己的权力进一步削弱，急了，争先恐后地说什么现在的军队不是古代封建社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就应该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就应该与所有的人打交道，就应该帮助、监督地方政府。
这些话或多或少引起了地方领导干部的反感，于是他们也一反刚才不敢说话的样子，开始与对方辩论起来。辩论的双方首先辩论的军队职能问题，在最高首长等人的引导下，大家慢慢地开始辩论雇工数量的问题。
通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后，本来有点缩手缩脚的改革派再也没有刚才的胆怯，越辩底气越足，到后来更是全面出击，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整个会场成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直到这个时候，郭拙诚也开始了发言，为改革派摇旗呐喊。
随着风向的转变，保守派人一下子丢盔卸甲，守住了这边失去了那边，守了那边又丢了这边。他们越辩越觉得底气不足，越辩他们这边改变阵容的人就越多。
这不能说他们辩论能力不强，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可靠的基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军队都是不参与地方政务的，保守派人根本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论点论据。
雇工人数问题也一样，他们根本说不出六个雇工、七个雇工、八个雇工是如何来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论怎么引经据典，无论翻出那个先哲的文稿，都抵不过一句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使马克思真的说过超过七个雇工就是走资本主义，但中国具体实际不同，这个数字就有商榷的必要。
等到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能用大帽子压人的时候，最高首长一锤定音：放开私人企业雇工人数的限制！
当然，为了照顾那些保守派的面子，最高首长还是留了一线“机会”给他们：先尝试，看看社会上老百姓的反应，如果遭遇激烈的反对，我们再修改。
这句话也仅仅是安慰而已，所有人包括保守派的人都知道下面的老百姓是决不可能反对的，更别说激烈了。只要老板发工资，私人企业雇佣的人数越多才越好呢，这样大家才容易找到工作，这样才能生活得更好。
川昌省、鲁河省、滇南省等几个省份的省委书记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个讨论稿里有关经济改革的论点，其中鲁河省的姚致雍书记更是指出这个政策如果出台，我们的知青工作安排问题才能顺利解决，如果大家有顾虑，鲁河省可以作为全国的试验省率先执行。
他的发言引起了众官员的一致叫好。
看到姚致雍的表现，郭拙诚真是感慨良多。他可是知道姚致雍在前世的时候是典型的保守派，一直很努力地维持过去那一套，不到撞墙不回头，想不到这世他从楚南省调到鲁河省后就一下变成了走在前列的改革派。
郭拙诚为他的改变而高兴，也再次为自己改变了历史而自豪。姚致雍的改变既是他个人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
刚刚被任命为楚南省省委书记的高国辉也站在了改革派一边。
这位从川昌省出来的省长，看到郭拙诚竟然出席这等高级别的会议大吃一惊，虽然郭拙诚坐在最后排。如果说看到郭拙诚的父亲郭知言在这里开会，他也许只是稍微惊讶一下，会马上认可这件事，毕竟郭知言从县委副书记做起一步步晋升的，现在主管全国第一家高科技开发区，成为副部级干部、部级干部都有可能。
可这个小子怎么也能坐这里？他不是读大学吗？不是读大学的时候参军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战场立了战功吗？怎么就成为了部级干部？
这怪不得他，因为郭拙诚的事是保密的，而且他做的事情与高国辉的工作实在没有太多的交集。郭拙诚不是在军队、军工企业那种高度保密的地方，就是在长河县那种小地方，根本不可能入高国辉的法眼，他不清楚郭拙诚的仕途升迁是肯定的。
在开始的时候，高国辉还真不想当出头鸟，只想坐在这里看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争论，可是看到了郭拙诚后，他观望的心理一下就改变了：这小子能如坐火箭般地蹿升，不就是因为粘了改革的光吗？如果不是领导赏识，就算他的技术最好、军功最多，也不可能坐在这里。
而领导之所以常识他，肯定是因为他积极改革。中央领导让他坐这里，还不就是给其他人一个样板，给大家树立一根标杆？谁支持改革，谁就能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