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办副主任和几个副部长是不急着发表意见的。说什么？说困难吗？当然不能说，人家要帮你们扩大业务，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不能说，多少有想吓跑人家的意思，说没有困难吗？又不实际，更不能否定以前的作法，因此，不发表意见为妙，倒是那几个科长都觉得不应该揽这任务，都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人说，我们的工作总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但是，征订党报党刊工作就有点不切合实际。机构改革进行了无数次，机构越精简越少，人员也越来越少，但是，征订报纸数却每年不断增加，我们叫谁去订？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在单位征订的是党报党刊，单位给我们私人也征订党报党刊，上班已经看了党报党刊，家里那份党报党刊其实是多余的，是浪费的，有这个钱，还不如给我们另订一份报纸。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一户人家，四个大人，父母是退休干部，儿子媳妇也是机关干部，单位为了完成党报党刊的征订给他们订了同一样的报纸。每天四份报纸塞在信箱里，你叫人家怎么看？
有人说
，我们也知道征订党报党刊，不能只局限于党政部门、机关干部，但是，我们现在的企业体制跟以前不一起了，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大多数都转制了，取而代之的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些企业，我们怎么要求人家多订党报党刊，人家认为订个三几份也就够了，我们再要发动人员，别说不让我们进企业的门，就是让我们进了，就是把我们当机关干部，有别于那些上门的推销员，人家搬出不准硬性摊派订书报的规定，以子矛攻子盾，更让我们难堪。
有人说，现在，我们的党报党刊天天都喊市场经济，天天都教育我们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但是，他们自己怎么样呢？他们自己有没有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他们办报刊有没有考虑到读者？如果说他们也考虑读者，那只是考虑到党员干部这个层面，有的甚至只是考虑到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层面。总是那副老面孔，别说群众不看，就是党员干部也未必看，作为宣传部的干部，不看这份报纸可能还不称职，但说老实话，又有几个人看？报纸怎么拿回来的，又怎么堆放在那里。
几个科长便哄地笑起
来，显然，大家都知道是哪份报纸。
有人就说，党报党刊应该改版，应该贴近生活，应该少点官气，多点民趣。
有人就说，党报党刊不能依仗自己姓“官”，只是单方面要求基层宣传部门想办法扩大征订范围。
有人就说，办报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有的非党报党刊，一纸风行，但是，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见得比我们的党报党刊弱。
会场有点乱了，有点声讨的意思。
杨晓丽敲了敲桌子，很严肃地说：“谈到哪去了？叫你们研究对策，你们却提困难，叫你们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却跑去指责党报党刊了！”
她说，这些是你们操心的事吗？你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任务，如何完成上级下达的征订任务指标？发牢骚没有用！
她心
里想，我就愿意吗？我就想去干这项工作吗？难道我就不知道不切合实际吗？不知道这么订报订刊有多浪费资源吗？
杨晓丽说：“你们是宣传部的干部，征订党报党刊是你们的职责，你们都那么多牢骚还怎么做好工作？也不怕其他单位的领导听了笑话？今天这些话，到这里为止，大家主要研究如何应对，如何更有力更切合实际地做好征订工作。”
老副部长说：“我想，目前扩大征订范围还不实际，还是按往年范围，按往年的作法，每个科室分派任务，划定具体负责的单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落实。每个科室这阵辛苦一下，到各单位去跑一跑，直接找一把手，死磨硬泡也要把任务完成。”
杨晓丽说：“还是老套套行得通吗？”
老副部长愣了一下。
杨晓丽说：“要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首先，我表明自己的观点，征订工作一定要完成，但是，要我们的科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
跑不行，这像什么话？为了征订几张报纸，要我们的科长厚着脸皮上门求人，这和那些推销员有什么区别？以后，我们宣传部还有什么威信？以后还怎么指导下面开展工作？”
她这段话很得几位科长的心，他们又议论起来：有人说，我们宣传部虽然是没钱单位，但走出去人家也给几分面子，不要搞得我们连面子也没有了。
有人说，春节就要到了，每年春节又要开始了，我们又要组织协调其他单位开展春节文娱活动，人家看我们原来是那几个死皮赖脸来搞征订报纸的人，谁还听我们的？
其实，杨晓丽一听老副部长要各科室上门发动征订党报党刊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个问题，宣传部的干部，说什么也是市委机关工作人员，每年要下去检查基层，每年要组织协调基层开展无数项活动，如果不维护他们的自身威信，谁还听你指挥？不能什么事都要部长亲自出马吧？
陆副部长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一直以来，我对采用上门征订是有看法的。老部长
负责这项工作，工作进展不理想，心里急，想尽快完成这项工作，不管负出什么代价，采用什么方法，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要考虑方式方法，不能硬搬邮政部门的作法，不能把我们的科长干部与邮政部门的员工等同起来看待。”
他说这话的时候，老部长和邮政部门的人脸色都不好看，然而，其他人都觉得，他说到了点子上。很显然，这种上门征订完全是邮政部门的工作套路，邮政部门的员工上门是职责所在，是提高优质服务，宣传部的科长干部上门多少就有向人下跪的意思了。
陆副部长继续说：“我认为，各科室有个明确分工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我们未必就要上门。其实，我们的科长们在机关工作了那么多年，对各单位的一把手基本都有些交往，彼此都认识，只要打个电话说清道理，邮政部门的同志再及时跟踪，上门征订，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
老副部长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不是加大力度，反而是削弱了力度。”
陆副部长说：“你听我把话说完。”
他说，我们几个副部长也按分管的科室进行一下分工，如果，科长这个层面解决不了，再由副部长解决。真到我们这个层面不能解决的，再由常委解决。我想，真要上交到常委那个层面，这个单位一把手也太不会做人了，钱又不是自己的，订几张报纸还要常委督促？
几位科长当然拥护这个办法。
有人说，行，这个办法行！打打电话，多少还有点下指示的意思。
有人说，只要不上门，多打几个电话也没关系。
有人说，只要不把我们与邮政部门的员工等同起来，干什么都行！
杨晓丽问市委办副主任和邮政局长：“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他们都摇摇头。
市委办负责的是各镇的征订工作，看似量大，其实工作并不复杂，十个八个镇，一轮电话给镇委书记就解决得七七八八了，再派人下去跟踪，也不一定就专门谈征订报纸的事，即使专门谈这事，那也是一件大事，每个镇的任务数三几百份，谈起来也大气。因此，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宣传部不一样。那副主任也没必要说什么。
邮政局长当然有意见，正像老副部长说的那样，这力度显然是削弱了，有宣传部的人和邮政部门的员工一起上门征订，效果必然比邮政部门单独上门好得多。但杨晓丽反对这种作法，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
杨晓丽说：“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事就先这么定了。大家不要以为不上门了，就不关心这件事。征订党报党刊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这一点不能含糊，回去后，一定要更加负责。”
会议结束后，最开心的应该属那几个科长。要知道，这口气他们忍了好多年都不敢说啊！
因此，他们都认为，杨晓丽维护了他们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