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搞不清社会上有多少富人，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是靠剥削民工的劳动，扣赖别人的工钱和货款来肥己的，这些人的账本上，究竟浸泡着多少人的血汗？！
而他是个下海失败者，良知，品行，和对贫穷的切身体验，以及被黑心人坑苦的经历，让他对那些可怜的弱者充满了同情。
他自己还是一个成功者，却常常能在这种场合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替他们说话，甚至打抱不平。
现在又是一起拖赖民工工钱的事，他从刚才的情景中判断，老刘出去给邹老板，或者是严旭升打电话，肯定是告诉他，江小勇找不到小周，他就可以凭这个理由来赖他的工钱。
现在社会上，许多公司和老板，为了尽快致富暴发，积累资本，都丧尽天良地榨取和逃赖民工的血汗钱，而我们国家治理这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所以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可老刘也不是一个富人，而且又不是这个公司的承包人。他只是严旭升的一个远房亲戚，这赖到的钱，他没有份啊，为什么要替他们一起，赖民工的工钱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替严旭升多得这不足一万元的小钱吗？
老刘，你真的不应该这样啊！严旭升有的是钱，平时，他挥霍起来，特别是在女人身上，都是上万，几万，甚至几十万地化啊。
他真想去问一问老刘，可他知道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问。就闷闷地想了一会，不顾一切地拉起电话，拨了严旭升的手机。
他知道这件事，只有他同意支付，或者出面说话，才能解决问题，否则，肯定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矛盾冲突。
严旭升的手机通了，陈智深压住心头的不快，尽量宛转地说：“严总，我是陈智深，这里有一件事，我想向你汇报一下。温馨装潢公司欠了一个叫江小勇的油漆工一万五千六百元工钱，他来要了八九次了，今天又来要，帐上明明有钱，邹经理却偏偏不给他。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民工的工钱是应该给的，迟给还不如早给。他这样在公司里吵，不仅要影响我们的正常办公，还会影响公司的形象，得不偿失。”
严旭升说：“哦，等我问一下邹经理再说。”
冷冷地说了一声，就挂了电话。江小勇站在他面前，感激得什么似的：“谢谢你了，你是个好人。”
陈智深说：“工钱是应该给的，谢什么？”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桌上的电话响了，陈智深拉起来接听，是严旭升的声音：“陈智深，我问过邹经理了，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以后，你就不要再管这种事情了，邹经理对你很有意见。你其它方面表现不错，就爱多管闲事。这一点，以后要改正，否则，对你没有好处，听见了吗？”
陈智深争辩说：“严总，我这是为公司好，也为你和邹经理好，怎么是多管闲事呢？”
严旭升霸道地说：“陈智深，你有自知之明一些好不好？以后再这样多管闲事，我就对你不客气！”
说着没好气地挂了电话。陈智深愣在那里，胸脯呼呼生风，可他对江小勇还是笑着，摊了摊手说：“真奇怪，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江小勇感激地说：“你已经帮我尽了力，我很感激你。算了，不再麻烦你了，我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情吧。”
陈智深还是安慰他说：“江小勇，这工钱是迟早会给你的，你也不要太着急。我们国家毕竟还是一个法制社会，他们真的不给，你可以去法院起诉他们。”
江小勇苦笑着说：“起诉？嘿，一是来不及，二是我也没有起诉费。”
陈智深想起自己以前跟他一样的处境，叹息一声说：“唉，有些老板，真的让人搞不懂。”
江小勇继续耐心地坐在那里，等着邹老板回来。可一直等到中午，邹老板都没有回来。员工们都开始吃饭了。江小勇到街上去买了两个馒头吃，吃了回来再等。
可等等，眼看就要天黑了，还是不见邹老板的影子，江小勇再也等不得了，来问他：“谢谢你，把邹老板的手机号码告诉我一下，我来给他打个电话。”
陈智深毫不犹豫地把邹老板的号码告诉了他。江小勇就在他桌上，拨了邹老板的手机，里面却传来“你拨的号码已关机”的声音。
江小勇傻眼了，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好。
他住在郊区中一个小镇的一个工地上，光来回路费，就要十几元钱。他身上总共还有五十三元钱，所以每化一元钱，他都很心疼。平时再冷，他也不舍得去澡堂洗澡，都是在工地上用热得筷烧了开水，自己擦的。
天黑下来，江小勇急得有种小便要失禁的感觉。再不走，回乡下的末班车就没了，晚上住哪儿？而回去，明天再来，又得多化十几元的路费。
这时，一个客户打来电话，要陈智深去看房子，搞设计。陈智深就叫过那个漂亮的设计师，骑着摩托车出去了。
过了一会，公司里几个晚上值班的员工开始吃晚饭，江小勇犹豫着不肯走，又去街上买了一碗面条吃。
吃完回来再等，等到晚上七点多钟，公司里几个员工，要关门回集体宿舍，就过来赶他：“我们要下班了，你走吧。”
江小勇强硬地说：“今天晚上拿不到钱，我就不走。”
这时，林工偷偷给邹老板打了一个电话，“哦哦”地听完，脸一板，就过来赶江小勇：“对不起，我们要关门了。”
江小勇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让我在这里坐一夜吧。”
“不行，公司里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能让你坐在这里呢？”林工拉下脸，走过去，拉江小勇出去。
江小勇抓住办公桌不肯走，气愤地大叫：“你们没给我工钱，我就有权不走。”
办公桌被拉动了，发出难听的拖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