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时文的题目是‘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一试贴诗的题目‘秋光先到野人家’的五言八韵诗……按说大明朝只重时文，标准都是考两篇八股文的，但县府一级的考试自由度大，县令是可以出一试贴诗代替时文的。
试题一出，原本鸦雀无声的考场中，却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倒抽冷气声。李县令便看到许多学生面色煞白、如丧考妣，显然是被自己出的题目骇到了，不由微微的得意一笑……
县试虽是大明朝最初级的考试，但因由知县命题，且自主性很大，所以也是最不靠谱的考试……有的县令很懒，随便从经书上找句话应付，有时甚至与考生平时背诵的程文完全相同。因为法律并没规定不许‘剿袭’，所以正好背过那篇的考生，只需将其默写下来既可，而且哪个考官也不敢不取——要知道不是谁作一篇都可以称为‘程文程墨’的，那都是时文大家、历代翰林所作，你敢说个‘孬’字吗？
取是取了，也不犯法。可对出题人来说，却是十分丢人的……国家为选材计，花了这么大人力物力举行考试，你就出了这么个程文满天飞的题目，能考出什么东西来？
实际上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作为题库的四书五经就那么几万字，全国一级级那么多考试，都要从其中出题，除了那些犯讳的话之外，哪一句没有用过？
国初还好说些，毕竟刚刚开始，题目不多，只要去书店买全套程文回来，翻一翻目录，就能做到不重样。但到了前代正德年间，出题官便开始窘迫了……因为历年程文积压太多，他们买不起。实际上就算不差钱，也不可能买全了。
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有位被逼急了的老兄，便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中各提取一半，组成一个没人见过的新句子出题，美其名曰‘截搭题’。要知道排列组合是无穷尽的，所以立刻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到了嘉靖中叶后，朝廷干脆承认了这种搞法，颁布法令曰：‘正考必出大题，预考可出小题。’乡试以上称为正考，以下则是预考。所谓大题便是形式与文意完整的句子，小题就是截搭题。
即使没做过八股文的也能看出来，小题因为割裂经文，牛头鹿身，在士子看来，往往题意难明，题情难得，在破题时但有毫之差，写出来的文章便去了千里之外，所以时人皆认为‘小题难于大题’。
现在李县令所出的，便是一道截搭题，而且是**的‘书’、‘经’混搭，无怪乎大部分考生一看题就想回家。
但也有几个例外的，比如说坐在四排的陶大临，微微沉吟片刻后，便面露微笑，开始提笔在稿纸上疾书，显然已经成功破题。比如说坐在八排的沈襄，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也已经开始面色凝重的提笔书写。
还有几个年纪大些的童生也6续解题完毕，开始构思文章。
但论起轻松自如的程度，哪个都不如坐在二排八列的那位，即使陶大临也要比他差一线。
却说沈默一看到那截搭题，心中马上定位各自的出处……前一句‘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出自《大学》，后一半‘诗云：穆穆文王’则是《诗经》里的诗句，看起来实在是十三不靠。
但他只微微沉吟，便提笔写下‘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耻之，耻之，莫若师文王。’便将两句毫无关联的句子，连缀的合情合理且天衣无缝！
其实这种截搭题看似无理，却是真正能考验考生的水平。不仅要将书经吃透，才能看明白两截分别的意思，还得开动脑筋，将其巧妙连接起来，最起码要自圆其说。这分明是在考察应试者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恰恰是绝大多数考生畏之如虎的原因……
要知道绝大多数读书人，在学完四书五经及相关著述后，便把全部精力放到八股文上，整日里诵高头讲章、背程文窗稿，不看三通四史，不知秦皇汉武，脑袋早如花岗岩一般僵硬，让他们去随机应变，还不如让老母猪上书来得现实。
沈默之所以应对轻松，是因为他的脑袋没有僵化，不会拘泥，很容易便将本不相干的两句话扯到一起……这种联想能力本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在一群拘泥不化的读书人中，竟显得那样特别！
此刻沈默终于明白沈先生为什么大反常规，迟迟不肯教自己时文了——是因为先生从他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不受束缚的思维能力。而这种特质的天敌，就是死板教条的八股文，如果沉迷于应试文章，久而久之，消涨之间，便会与大多数书生一样，古板迂腐，百无一用。
而沈先生虽然本身古板，但阅历丰富，知道读书再多的书呆子也是百无一用，真正能干好事情的，还是沈默这种头脑灵活、心思通明之人，所以他恪守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诲。一面用繁重的课业，磨练沈默的心性，将他性格中的浮躁和投机取巧的缺点除去；一面将其课本扩展到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以历代大家的智慧与心得，来增强沈默的心智。
心性与心智的锤炼，才能使内心真正强大起来。而真正强大的心灵，是不会受到任何外物干扰的。这时候读再多的八股文，也不会再改变他的性格。而且随着内心的进一步强大，将来即使面对再大的变故、再多的**、再难的困境，他都可以从容面对，坦然视之。
世上老师何止万千？如沈先生教书育人者，寥寥无几！
师恩无言，非得车到山前时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