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雍熙五至六年冬春之际的大汉帝国对真腊战争，无可争议的宣告了中南半岛的大变局。
这场战争，以真腊国的惨败而告终，丧师失地，屈辱求和。曾经的半岛第一大国，就此沉沦，在南北两面都丢失了大片国土，损失惨重，沿海国家，几乎被打成个内陆国家。同时，内部也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中央权威大丧，地方实力派抬头，部族叛乱，分离主义大兴……
真腊国的统治阶层具备一定延续性，其统治也没有那么脆弱，就像发生在南北金洲及爪哇岛上此起彼伏的袭扰、叛乱一般，朝廷如欲彻底征服真腊，不大兴杀戮，通过“人口政策”，是极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的。
但是，如仅从“乱其国”的角度出发，对大汉来说，尤其在已经攻破其国门的条件下，那是没有多少压力而言的。
这场半岛战争，时间持续并不长，但动兵规模却一点不少。初期的“自卫反击”就不说了，后续几个月出国作战，迫于军情，为保辎需供馈，后期又增派了三万对民夫，前前后后，为平“真腊之乱”，朝廷总共征调了十二万军民。
这样规模的战争，放在任何一处都不是小仗，何况是在中南半岛上，耗费钱粮之巨，也是可以想见的。至于伤亡，也是不浅，足有七千余人，半数以上都是非战斗减员，同时，足以两千多名汉军将士长眠于半岛高原与密林之中……
诚然，真腊国的损失更为严重，是数倍乃至十倍于汉军，并其汉军还攻取了以文单为中心第六大片真腊国土，但这笔买卖，在大汉朝廷那里，怎么算都是亏的。
因此，在雍熙六年夏四月，当真腊使节历经辛苦，抵达西京洛阳，带来真腊国王阇耶跋摩地五世的乞和信后，几乎没有经过多复杂、激烈的讨论，皇帝刘旸便同意其所请。
至于条件嘛，称臣纳贡是必需的，割地赔款也少不了，同时要求真腊大开国门，准备大汉商贾前往货殖经商，并且，对于流亡于真腊国境内的那些来自安南、云南两道的反抗势力，真腊国也需协助清剿。实事求是地讲，朝廷的条件也算宽仁为怀了。
真腊国所不清楚的是，事实上他们只需再扛一扛，情况就会好转，因为大汉帝国的高层达成共识，决议罢免兵，结束与真腊国这场争端。
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与真腊这场战争实在是亏本，打下去对朝廷并没有多少好处，只会空耗国力，在真腊战败服软后，没有必要再浪费钱粮兵力；
二则是打进入雍熙时代起来，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便是朝廷最重要的政策方针，如非必要，是不会轻启战端的。
当然，像剑南叛乱，真腊入寇，这种情况是必须坚决镇压、反击的，只是到什么程度，朝廷诸公是有个心理底线的。
平心而论，皇长子刘文涣率军反攻入真腊国境，虽然很提士气，大扬中国武功，但并不是那么受大汉上层认同。
即便是皇帝刘旸，虽然后面下令相关部司全力保证大军后勤，但也给了一个“莽撞”的评价。
至于还有一些不便名言的理由则是，像朝廷出兵出钱出力，给封国谋取好处的事情，是越少越好，朝廷封国，是为了减省扩张拓殖带来的成本与消耗，这是从开宝后期就在朝廷内部形成的共识。
只不过，世祖皇帝在时，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群臣建议，表明态度，而雍熙皇帝，对于封国王们，却多多少少要顾及一些影响，顾念“兄弟之谊”。因此，有些事情可以做，却需少说。
而在整场战争中，当然有获利者，而获益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刘曙的林邑国。由于在北方面临着帝国军队的强大压力，对南方，真腊即便有所防备，但力量有限，在应对上自然勉强。
而林邑可谓是精锐尽出，又有大量南下勋贵、海商的大力支持，领军的又是刘文演、刘珙这两个林邑国最能打的将领。
战果是硕大的，二刘不只将实现“攻取河洲”的既定目标，还超额完成任务，向北挺进，直抵洞里萨水与湄公河汇流口，筑巴山堡方止，以为防御。
而巴山堡，距离真腊国的核心统治地区，洞里萨湖平原，已然不远了。而比起北面大汉朝廷的数万大军，来自林邑国的“背刺”，威胁显然要更为致命。
即便刘文演由于兵力、交通、后勤等诸多因素，没有急进，但也在刘文涣于北方持续施压、攻城略地的同时，率军北上洞里萨湖地区，虽然没有刻意追求攻破城池，但也杀伤了大量真腊臣民，掠夺无数，极大地破坏了真腊国的社会与生产秩序，大大延缓了真腊国对林邑反制、反击的速度。
而经过刘文演这么一番折腾，真腊国自然又迎来了一场伤筋动骨般的损失，而林邑国几乎全占湄公河三角洲，其中包括一部分已经被真腊国开发过的城镇土地，这也为后续林邑国的开发，节省了一定的人物财力。
毕竟，即便再优良水土，拓殖垦地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仅一个水利条件就能难死个人。而从占据湄公河三角洲开始，林邑国在半岛上真正的立国之基，也开始逐渐打牢固，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也值得大汉子民扎根。
和林邑国一样的，是西边的临海国，在真腊受到南北交攻的同时，临海王刘文海也派遣了一支军队，自直通地区越过山地之阻，向真腊西南部海湾地区（泰国湾）进攻，即便只是实现了一种名义上的统治，通过这次行动，也拓地数百里。 若不是刘文海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北部蒲甘地区的攻略上，真腊这块肥肉，刘文海是必定要大分一杯羹的。
而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中南半岛实则一点也不安宁，不只林邑国在就是吞噬占城遗产，构建封国军政体制。在南边，齐王刘昀也在加紧对北金洲地区的掌控，在他的招徕以及朝廷的支持下，又有几十家勋贵、功臣子弟，奔赴南洋发财，刘昀的“新齐国”也的确是大家伙在南洋的首选之地。
最不安宁的，显然就是大肆攻略蒲甘、直通地区的刘文海的，在朝廷及南洋海上的支持下，刘文海率军，仅用一年的时，便将“缅甸”东南地区的孟族政权直通国给消灭。
然后，一边从国内、南洋地区征募汉人力量，一面对本地土著进行驯服工作，同时向北挺进，迅速与蒲甘国叫上手。
在过去几年，半岛西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大汉帝国之临海国于土著蒲甘国的战争展开的。
到雍熙六年为止，临海王刘文海在尽取直通国故地的基础上，正与蒲甘国争夺“下缅甸”地区，但与林邑国不同，刘曙那边还能顾及到商业、农渔业的发展，也有一些实际的经营成果。
而临海国这边，则就完全是一套军事体系了，刘文海完全建立了一个以汉人军功地主为主体的军国主义国度，从雍熙元年到六年，几乎无岁无月不战。生生打断了蒲甘国的上升之势，还得竭力抵御来自凶恶的汉人军民的侵略.
也是在雍熙六年四月，在刘文海纠集三万大军（亲军+汉人武装+仆从军）再一次向蒲甘国发动夏季攻势。
这一回，蒲甘国没能抗住来自临海国海陆两面夹击，于是，抵抗了整整四年多的蒲甘国向北溃退，刘文海终于全据“下缅甸”，蒲甘国则真的被打成了一个“内陆国”。
至此，刘文海方才停下扩张的脚步，把目光放到内政治理上。来自朝廷的直接支援，早就已经停了，在主要依靠自己以及先父遗泽的情况下，刘文海在完成初期扩张目标后，也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番。
雍熙六年八月，在文单城待了大半年的皇长子、汝阳公刘文涣，终于收到朝廷的召还，带着最后一批远征军撤向安南，回朝献捷。
当然，在回朝之前，刘文涣还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已经攻取的真腊土地，还是不可能还回去的，刘文涣、赵氏一系更是坚持将之纳入大汉国土范围，这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开疆拓土的功劳没了，反而会让刘文涣陷入“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攻讦旋涡中去，慕容氏那一派的人，是必定会揪着此事不放的。
而直接纳入帝国的行政管理，成本又太高，于是，当从朝廷那里拿到全权处置权之后，刘文涣对开拓的北真腊土地做了一番安排。
首先，名义上设立了文、万、蒙、真四州，同时从安南、云南、广西调集了一批官吏。而在名义之下，刘文涣于四州代朝廷赐封了三十多名土司，这些土司之中，有真腊投降的权贵、将领，也有当地的土著部落首领。
对于大汉的土司制度，这些势力自然是有所耳闻的，隔壁的安南道同样也不少土司，因此，这些新利益集体接受得很快。
因此，刘文涣固然无法保证新取的文、万、蒙、真四州能彻底稳定下来，成为大汉始终巩固之国土，但至少保证其不会轻易复归真腊，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会走在“汉化”的正确道路上，毕竟如今的中南半岛乃至整个东南来，汉人的影响正在持续不断的加深、加强。
而对刘文涣的善后处置，不管背后是否有人指点，皇帝刘旸终是给了一个“不错”的评价。而随着刘文涣撤军回国，中南半岛持续了近一年的动乱，终于恢复稳定。
即便，这份稳定并不是那么牢靠，但同时，一个全新的半岛乃至东南亚局势形成了。
从宏观上讲，几个月的“半岛战争”对整个东南亚的历史，都有重要影响，即便从结果上并没有出现“灭国”的情况。
但与往年发生在南洋地区的“灭国”战争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下场的，不只是来自大汉帝国中央的强权，还有如林邑、临海这样的大汉封国，甚至于战后东南亚的新格局正是在这些封国的努力下促成的。
到此时，似乎才真正出现了世祖皇帝曾经所期待的情况，大汉的开拓精神，不该只是来源于皇帝个人的喜好与支持，封国也不该被动地等待朝廷的哺育，他们需要更积极、更铁血，需要有一股发自内心的扩张的散播大汉文明的源动力.
当然了，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央帝国而言，究竟是好是坏，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至少在雍熙六年的当下，整个东亚地区的形势便是，以大汉帝国为核心的中国势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大汉旗帜下山川河流、海洋岛屿的影响控制。
大汉帝国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一个充满攻击性与不确定性的全新藩属国体系正在形成，这也天朝上国真正走出传统“九州”舒适圈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