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正南的城门名为安门，数年前新设的太学便座落在安门附近，位于未央宫之东，长乐宫之南，可谓最为接近长安权利中心的地界。
刘彻居住的宫殿亦是位于长乐宫中，由于长乐宫位于长安城东，亦称东宫，所谓的东宫太子和东宫太后便是此意。由于长乐宫占地颇广，刘彻和窦太后所居的宫殿还是相隔较远的。
刘彻要到太学微服巡视实在很方便，径直出了宫城，便能看到占地颇广的太学建筑。
经过数年的发展，刘启的大力扶持和刘彻提供的包括纸质典籍在内的大量文具，太学从最初的五十名太学博士和一百余名太学生，迅速发展到两百名太学博士和千余名太学生。
可惜太学如今仍主要教授黄老之学的相关经典——道法五经，即《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和《黄帝四经》。
为了避免引起保守势力的反弹，儒家的五圣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并未被列入正式教学，而是以师徒私授的方式，由儒学大家自行收徒传承。
即便如此，如今在太学的儒家教学实力非但丝毫不逊于道家，反而隐有超越之势。
只因崇尚黄老之学的道法大家大多皆是身居高位，平日忙于政务，少有闲暇从事教学或注经，更不可能到太学兼任博士。反倒是政治上颇不得势的大儒们，对太学这个难得的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颇感兴趣，不少大儒甚至主动请求兼任太学博士。
刘彻对儒家历来重视教育的理念是颇为认同的，也愿意鼓励他们对教育的热忱。
他不但示意兼任太学祭酒的太子太傅卫绾预留下不少中高级职位，提供给进入太学的大儒们，以便增加儒家在太学内的话语权，还根据后世司马迁在《史记》提到的诸多颇具贤名的当世大儒，特意派人到各地求贤并极力将其邀请到太学担任博士一职。
所谓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随着申培公和胡毋生等原已退隐在家，默默耕耘教育事业的大儒们纷纷再度出山，兴致勃勃的前往太学教授儒家五圣经，太学之内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儒学热。
刘彻身着学子服饰，领着两个布衣装扮的郎卫信步在太学内闲游。
比起建筑主体大多呈现暗色调的宫城建筑群，红墙黄瓦的太学建筑更显得朝气蓬勃，让刘彻不由怀念起前世在京城大学念书的时光，未名湖畔曾留下他短暂却值得珍视的闲逸岁月。
刘彻一直认为，只需从图书馆的规模和情形便能大体反映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底蕴乃至治学态度。
故而早在太学建立之初，他便要求卫绾营建规模宏大的藏书阁。随着纸质线装书的问世，新华书局更是将大量印制出的经史典籍源源不断的送往太学藏书阁，供其储藏或上架，以供太学师生参阅研读。
此番微服出巡，藏书阁自然是刘彻必到之处。向藏书阁的守卫出示了信符，刘彻三人迈步走入藏书阁。
时值正午，太学的早课已毕，太学生们大多用过了午膳。他们纷纷汇聚到藏书阁内的借阅室，借着午间的闲暇，从百余个满满的书架取下各类经史典籍，放在桌案上细细研读。
刘彻看到偌大的借阅室内，几乎所有的席位上都坐着人，心中不由感叹古人好学的精神。相比于后世获取资讯极为便捷的学生们，还需要“编蒲抄书”的古代学子才真正当得起“求学”二字。
刘彻并未打扰正埋首穷经的众多学子，而是颇有些讶异的打量着一个须发花白，额头上已有不少皱纹的老者。
按面相来看，这老者至少年过半百，在汉初算得上长者了。他的身形魁梧，五官深邃，须髯垂胸，颇有道骨仙风的气度，用汉代的描述即是恢弘奇伟，美姿容。
然而便是这样一个相貌堂堂的老帅哥，此时却仍和周围的太学生般身着学子服，坐在席垫上仔细的翻阅着典籍，这画面实在让刘彻极为疑惑。
太学生内由太常负责选择，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外由郡国察举，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
虽然刘彻对太学抱有传播文化的重大期盼，但在刘启和朝廷重臣眼中，太学的主要目的还是为朝廷培养未来的封建官僚，并设立了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这年过半百的老者，若按照常理，应当没有机会被选为太学生。毕竟汉初的教育资源是极其宝贵的，花费在一个不知还能从政几年的老者身上，实在不太划算。
刘彻作为太学实质上的创立者，自然要试图弄清其中缘由。若是让他知晓其中有官员在选拔太学生时，胆敢营私舞弊，便实实在在触碰了他的逆鳞。
人才是刘彻最为重视的，在他眼里，拖教育事业后腿的官员，比贪渎腐败更可恶。
他缓缓走到老者的席案旁，极力压低着声音，躬身道：“恕小子冒犯，敢问长者高名上姓？”
老者正在专心致志的研读着手中的经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抬起头望着刘彻，露出疑惑的神情。
待他回过神来，便是避席起身，拱手施礼，和颜悦色道：“某适才过于入神，未能听清小哥所言，还望勿要见怪才是。”
刘彻不由一愣，这老者的态度实在有些怪异。虽说礼多人不怪，但他作为长者先进，对一个尚未及冠的少年都要如此谦恭守礼，反倒显得有些过了。
刘彻愈发对老者的身份感到怀疑，过于宽厚谦逊之人，不是读书读傻了的老顽固就定是城府甚深，表里不一的老狐狸。
然而伸手不打笑脸人了，刘彻只能复又躬身行礼道：“长者言重，实在是折煞晚辈了。小子适才不过是见长者道骨仙风，气度恢弘，方才斗胆询问长者高名上姓。”
“不敢，鄙人乃葘川公孙弘。”
老者闻言，打量了一下刘彻身上的学子服，微微一笑道：“你我皆是太学生，本是同窗之谊，无需顾忌长幼之别，治学一途，当以达者为先。”
刘彻猛然瞪大了双眼，心中暗自大呼道：“我擦，竟是这个老货！怪不得那么虚伪！想来便是其师胡毋生举荐他成为太学生的了。”
按照史书记载，公孙弘少时曾为狱吏，后有罪而免。家贫，替人牧猎为生。四十岁左右始学《春秋》杂说，颇受（转相传授）于齐人胡毋生。
直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公孙弘才以六十岁的高龄出仕为官。其才干不在当世任何人之下，最终更是拜为丞相，位列三公之首。
他起身于乡鄙之间，居然为相，直至千百年后，人们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他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精神，乃是历史长卷中最醒目的一章，永垂后世。
公孙弘为人，表面十分宽和。他位高禄重，节俭律己，不奢华，以人为先，所以时时被人称道。他的故旧，宾客，亲朋挚友生活困难，公孙弘全力助之，因而家无余财，世人夸他贤明。但公孙弘内心并非如此，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表面伪善，暗中报复。阴谋“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就是他这种伪善心理的写照。
节俭廉洁却又显得矫情做作，表面宽和却又内心猜忌，才华出众却又妒贤嫉能，这便是刘彻眼中极为矛盾的公孙弘。
对于人才匮乏的大汉朝廷而言，公孙弘此类忠奸难辨的大才，实在是个一柄难以舍弃的双刃剑。
“原来是公孙先生，久闻先生高名，不料今日竟得一见，小子幸甚。”
刘彻虽是心绪起伏，但面上却露出一副欣喜的神色，躬身作揖道，“小子时常听家师提起齐地大儒胡老先生，对其仰慕已久。而公孙先生乃胡公高足，也颇受家师推崇。今日有幸得见，还望先生不吝赐教。若是先生不嫌小子冒昧，可否移步至阁外，寻一清静之地，略微提点小子一番？”
公孙弘闻言一愣，他自从数月前随其师进京治学，便终日埋首经卷，苦读诗书，还尚未与旁人有所交际。眼见这小友谈吐举止之间颇具气度，显然出自大家，却毫无倨傲之色，反而对他这声名不显的乡野之人颇为恭敬，更有折节下交之意，心中难免也有几分意动。
他迟疑片刻，方才笑道：“既然小友如此盛情，鄙人自是不敢推辞。小友且稍等片刻，待我先将经书归位。”
刘彻自是应诺，默默的看着公孙弘小心翼翼的整理好书案上的经书，习惯性的用衣袖拭了拭书卷的封面，方才郑重的捧在手中，缓缓走到书架旁放回原位。
见到公孙弘还书的情形，如同亲手完成肃穆的仪式，刘彻不由心中感叹，华夏自古以来，唯有出自贫寒的学子，方能体会到书籍的珍贵。
后世的新中国虽经济日益强盛，但在文化上却几乎没有再出现任何的大家，这与社会的浮躁和治学精神的缺失是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