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的人很多，大概是因为距离年关还有一个月，很多在外务工的人都提前返乡。再加上这趟车是从北京这样的大站开出来的，车上满是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人。我从河北境内上车，一路上车不断走走停停。我是晚上十一点上车的，第二天早晨火车刚太原境内。我计算一下时间，大概到下午两点钟才能到我家所在的市内。大雪还在下，新闻上说未来三到五天，中部北方等地普降大雪。很多地方都已经受灾，网上一片点蜡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势头。幸运的是大雪并没有影响火车的前进，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火车到达我家所在的市内。
从火车站出来，我行色匆匆的走到火车站广场边沿，伸手拦下一辆摩的前往父亲所在的市第四人民医院。在住院部见到坐在加护病房外面的母亲，大雪天母亲身上穿着单薄的棉袄，脸色蜡黄头发脏兮兮的，身边放着个保温桶，旁边还有吃剩下没来得及刷洗的碗筷，看样子母亲应该是二十四小时陪护在病房外面。站在电梯口，我低沉的呼喊：“妈！”
母亲转头看向我，怔神片刻后眼前一热，就要起来。可刚站起来，母亲双腿一软就要栽倒在地上。幸好在这个时候，我已经疾步上前，扶着母亲的身体让母亲坐下来。母亲一只手扶着脑袋，脸上的表情有些痛苦。旁边一个路过的小护士赶紧拿来测血压的仪器给母亲量了一下血压，小护士转头看看我，怯生生的说：“大娘血压有点偏高，该休息了。”
“知道了！”我冷静的对母亲说：“别怕，儿子回来了！”
找主治医生询问父亲的病情，帮母亲找一间病房，让母亲也住进去。前前后后处理一遍，已经到晚上时分。主治医生告诉我，父亲是年龄偏高，出现一些老年人常有的疾病。晚上我去外面买了一些清淡的饭菜，在医院里陪着母亲吃顿团圆饭。母亲告诉我父亲是在早上洗脸的时候栽倒在洗脸池里的，当时脸上都磕出血，送到医院之后三天才醒过来。醒过来后病情一直都不稳定，那段时间联系我又联系不上，只好由母亲在医院陪着父亲。
我听的心里发酸，那段时间刚好恰逢我在上海遇到麻烦。手机连续好几天都处于不在服务区的状态，母亲自然打不通。
“别怕，儿子回来了！”我一味的对母亲重复着这句话。
按照我的意思，我原本是想将父亲转院到郑州的大医院治病。实在不行，直接去北京，反正那些三级特等医院的床位我也能弄来。可主治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病情并不严重，在医院悉心调养几天就可以。我并没有听信医生的话，而是打电话辗转询问到一名在瑞金医院心脑血管病专科工作医生的电话，将父亲的情况向他转述一下后，医生就表示没有大碍，小城市的医院就可以解决。并且医生还叮嘱我，这样的病情讲预防，不讲治疗。心脑血管病疾病是治不好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加预防，有良好的心情良好的生活习惯。
听着医生的话，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给父亲一个好的晚年。
小城市的医院床位并不紧张，晚上我跟母亲就住在医院的病房里。仔细想想，我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跟母亲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过。小时候，我最喜欢趁着母亲在河里洗衣服的时候，站在母亲背后帮母亲数白头发。转眼间，当年能背着我到镇上赶集的母亲，已经满头银丝。能将我驼在背上的父亲，也躺在病床上需要他人的照顾。
“妈！”我转过身，对着对面病床上的母亲叫一声。
母亲没有答应，应该是已经睡着。
第二天上午，医生来告诉我们，我父亲的情况已经稳定，下午就可以从特护病房里转到普通病房里。我没同意医生的决定，坚决的让父亲多在特护病房里等两天再说。不过我却随着医生走进特护病房里看望父亲，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精神并不是太好，目光有些呆滞，手有轻微的颤抖，身上也满是老年斑。与我刚上大学那会儿相比，此时的父亲就像个垂暮的老人。
“爸！”我叫了一声。
躺在床上的父亲答应一声，轻微到听不见，但我知道他答应了。
两天后，父亲从特护病房里转到普通病房里。我与母亲轮流照顾父亲，又过三天医生让我们出院，让我们回家养病。这种病急不得，需要慢慢恢复谨慎防御。我的意思是想多在医院呆两天，母亲却不愿意。于是我只好带着父亲从医院出来，租车回到已经焕然一新的村子里，将后备箱里的折叠轮椅取出来，将车里的父亲抱下来放在轮椅上，推着轮椅回到家里。
父亲一直很沉默，一如母亲一样。
在家两天后，我向母亲阐述我的想法。我想让母亲到大城市里去生活，我也好方便照顾母亲。当然这个前提是我还能回到上海，实在不行母亲最起码也要到郑州去，那样的话我也好方便回去，以后要是看病也方便。母亲熟练的将燃气灶打着，将鸡蛋搅拌着倒进油锅里，平静的说：“我哪也不去。”
“妈！”我还想说，母亲已经再赶我出去了。
我有些无可奈何，在家里五天之后父亲的病情已经差不多。但两个老人有些沉默，下午的时候母亲会推着父亲来到我家门前的大榆树前面，两个人笑笑谈论一些说了几十年也不嫌絮叨的事情。我蹲在我家的门口，看着榆树下的父亲母亲，手里夹着一根在村子里超市里买来的黄金叶，抽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
“妈，我该走了！”我走到父母的跟前，平静的对他们两个说。
母亲点了点头，没有叹气也没有表现什么不愉快，她直视着我，踮起脚尖伸手在我头上抚摸一下说：“张玲的两个孩子，必须随咱家的姓，男孩叫郝惟肖，女孩就叫郝惟妙。姓夏的女人要是不同意，你就说是我说的。她要是生气，你就告诉她，我永远都不认她是我郝家的媳妇。以前只有晓青是，现在玲儿是。玲儿有福，惟妙惟肖，山上的和尚说的。”
我有些愕然，没想到母亲会说出这番话来。我将烟头丢到地上用脚踩灭说：“行，我知道了！”
“别太累。”母亲欲言又止，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母亲还是没说。
其实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在我回来之前，马晓丹曾经从重庆回来照顾过我父亲母亲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辗转在上海与南京两地，数次濒临死亡边缘。那段时间，我梦比天高，心比海阔。
离开家之前，我站在我家门口的大榆树前，看着冬日里凋零的枝桠问父亲：“爸，咱这树有多长时间了？”
“早了，民国的时候就栽下来了。”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仰头看着大榆树的枝桠说。
……
将父母安顿好之后，我就带上为数不多的行李从家里离开。这次我没有再去北京，也没有回上海，更没有去南京。我站在家乡小县城的十字路口，点上一支烟看着周围并不高大的楼群深吸一口。这几天下来，我想我应该明白我自己需要怎么做。
弹飞烟头上的烟灰，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黄哥。”
“我郝仁！”
“我这边可能有个项目需要你帮忙接手一下。”
“不用不用，钱我自己想办法，到时候你帮我吞下去就可以。”
“行，谢谢黄哥了。”
挂断电话，我走进一家兰州拉面馆。
刚才的电话是打给黄子龙的，我让黄子龙帮我在夏天公司的公开拍卖会上并购夏天公司。作为资产，夏天公司的司法拍卖并没有引起众多富豪的注意。但我要是存心在拍卖会上捣乱，何绍必然淬不及防。或许，我可以通过拍卖会来重新将自己的公司买回？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司法拍卖会眼看就要开始，一旦夏天公司落入他人手中，很有可能沦为万劫不复之地。被黄子龙拿到手中，说不定我以后还能自己夺回来。再说黄子龙在拍卖会上花多少钱，我也会给他多少钱。热腾腾的拉面端上来，吃完一碗拉面之后。我坐在小店里并没有着急走，我在思考怎么样弄来一笔跟夏天集团差不多等值的钱。
我这些年尽管人模狗样的，但更多的是资产，现钱真心没有几个。现在想要通过司法拍卖回购自己的公司实属不易，这个巨大的现金流，不是任何公司能肩负的起的。我估摸即便是何绍，也要通过某些利益交换，才敢将夏天公司司法拍卖给自己的公司。
饭店的小伙计见我吃完，就将碗收走笑着问我一句：“哥，想啥呢？”
“钱！”我回答的简洁明了。
饭店小伙计露出垂涎的笑容，咧开嘴巴露出一口有些枯黄的牙齿说：“我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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