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力工工资收入偏低，同机械工的较高收入对比，力工的心理波动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完全在意料之中。
力工是我们雇佣的当地劳务队伍的主体，在一天天延伸的公路路基上，力工手持铁锨、洋镐或手提油桶、机件材料在酷热的骄阳下劳作奔波。对于他们，我是心存感激的，也是由衷尊敬的。
在他们的也许是简单的劳动中，蕴藏着几内亚人的耐力和质朴，虽然我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身影，非洲人的面貌，将永远是非洲大地上最动人的画面和风景。
因为接触较多的原因，有两个在基地灶房工作的力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是玛玛迪，一个是丘拉蒂。
玛玛迪在灶房负责洗菜烧火，丘拉蒂负责压面条和蒸馒头，对于这两个力工在灶房帮灶，起初大多数人难以接受。
有的人说，他们用黑手洗的菜、压出来的面条、蒸出来的馒头吃不下去，这样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非洲各种流行病比较多，加之大家对非洲大量存在的奇怪的病谈虎色变，对于黑人在灶房工作，不免让人心存顾虑，为此，项目部的高大夫专门对他们进行了体检，排除了上述情况。
起初，玛玛迪和丘拉蒂仅仅是烧火当帮手、打扫卫生，时间一长，由于项目部人员的补充，伙食工作量的加大，额定的两名我国炊事员就忙不过来了，有时候，两个炊事员偶然患上了疟疾，不得不打针休息，于是玛玛迪和丘拉蒂就慢慢干上了台面上的工作，洗菜、压面条、蒸馒头，而且越干越有模样。
非洲人是从来不会蒸馒头、压面条的，但他们竟然通过悉心学习和摸索，蒸出来的馒头绝不亚于一个有职业资格资质的炊事员。
相信，他们学会的这门手艺，通过他们的传播，也许会为非洲人民增添一个新的食谱。
我曾应邀到随拉的家里做客，对几内亚人的饮食习惯和方式有了一些了解。
他们做饭的燃料用木炭，吃饭主要用手抓，在城乡各地的几内亚人一般保持着不吃独食的淳朴古风。
每当用餐的时候，家庭主妇就把一盆煮出来的米饭连同熬好的菜汤或牛羊肉汤混在一起端出来，有时候就放在芒果树树荫下的地上，一家老小，甚至是来访的亲戚朋友就都围蹲在饭盆的周围，直接用手抓食，而且不管来人多少，只要盆中饭食用尽，用餐就算完毕。
随拉几次邀请我一起进餐，但是我始终没有鼓起勇气加入。后来，当我赶在饭点去的时候，随拉就不再客气了。
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同他们一起进餐呢，几内亚人家庭的饮食到底是什么滋味，我竟然没有一丁点的尝试，只能引以为憾。
由于我在项目上主管后勤工作，灶房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关于灶房，还有一件今天看来只能算是有趣的故事。
主角是玛玛第，事情发生在灶房的仓库。
一天下午，当炊事员正在准备晚饭的时候，灶房的管理员杨学礼师傅到仓库去取油桶，无意中发现玛玛蒂正把鸡蛋和草鱼偷偷地往夹克衣服的两个袖子中装，一边装一边四处张望。
杨师傅悄悄停住了脚步，默不作声地看着玛玛蒂的一举一动，等晚饭结束收拾完毕后，两个炊事员叫住了正准备拎着衣服下班回家的玛玛蒂。玛玛蒂似乎一点都不慌张，十分镇定的问，有什么事吗？杨师傅对他说，你拿走了你不该拿的东西。
玛玛蒂的神色一下子变了，只得把衣袖中中的东西一件件放回原处，原来，玛玛蒂用细铁丝事先匝好了夹克衣袖的袖口，想趁人不注意顺手牵羊拿一些东西回家。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给了随拉，随拉也感觉非常好笑。
玛玛蒂害怕因此失掉工作，苦苦哀求随拉和我。
经过我们研究，只是对玛玛蒂作出了停工反省一个星期的处罚，玛玛蒂以后在工作中非常勤奋，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现象。
虽然以后工地上偷盗油料的事件比比皆是，但玛玛蒂用自己的行动成为一个让人信任的人。
在同随拉研究玛玛蒂的问题时，我始终没有用过偷盗的字眼，只是说，他采取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玛玛蒂在几内亚贫困的社会背景中处于极端贫困的劣势，因为贫穷去生出一些直截了当的举动，也许只是处于人生存的本能，有很多东西也许更值得我们在同情的基础上去思索。
在机关工作，我常年负责信访接待，登门上访的人，不外乎为了分包结算、劳资待遇以及子女就业安排等，说到激动处，言语不免有些激烈，甚至会扯出横幅。
但这些远远比不上罢工，罢工是几十人或是几百上千人的风潮，有时候局势会难以掌控。
在出国前，常常是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场景，而在几内亚，作为项目人事部经理，我却不得不站在解决罢工的第一线，成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主角。
回想起来，在几内亚项目上发生的数次大大小小的罢工，原因有两个，一是项目劳动用工制度与几内亚当地法律的冲突，二是在民俗上的不同。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劳动合同的纠纷。
按照几内亚劳动法，项目部每招一名当地员工，都必须签订劳动合同，除了明确工资标准外，还要明确补贴标准和休假制度，这样的规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我们的项目是从河南国际分包而来的，扣除不菲的承包佣金，再加上项目本身标价较低，事实上是处于基本保本经营的状态。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支出，保证项目的顺利经营，我们在同几内亚交通运输部谈判合同的时候，就提出了临时用工的概念，也就是尽量不与当地用工签订合同，而改为支付标准工资，这一点也得到了几内亚交通运输部的认可。
但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锡吉里劳工部和社保部不同意这样干，要求我们必须与当地用工签订劳动合同。
为此，项目部委派我与锡吉里劳工部和社保部进行了多次协商，鉴于我们项目低标价的实际状况，两个部门经请示省长同意，予以妥协，只要求我们必须同机械操作手签订合同，并指定项目部的用工选举成立了工会组织。
于是，挖掘机司机嘎马拉就成了项目的工会主席，在项目工会的要求下，我们同部分长期固定的操作手签订了劳动合同。
事情远不止于此，随着项目用工的不断增加，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签订劳动合同，对在项目上工作的几内亚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是劳动工资标准、工作时限、补贴标准等有了保证，可以享受工资待遇和生活补贴的高标准，即便合同到期，也可以拿到一定期限的工作补助。
二是在出现了人身伤亡事故后，可以享受到当地政府的补助，遗孀和孩子可以按月领到一定额的生活补助金，正是因为这样，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呼声始终贯穿在项目的进展中。
作为项目部，一方面是当地法律的规定，一方面是项目的保本或是亏本经营现状，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
作为项目人事部经理，我又何曾不想照章行事，最大限度消除用工矛盾和纠纷，于是，我常常周旋在项目工会和当地劳工及社保部门，采取尽量拖延的策略，期待着项目早日完工，一切矛盾和纠纷随之化解。
作为项目工会主席，嘎马拉也常常为此伤神，在劳工中不厌其烦地做着解释。
为此，项目部还专门为嘎马拉和其他五位工会成员增加了工会工作补贴，嘎马拉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了，解释再解释。
作为一个当地人，在为一个外国公司打工的同时，不得不承受着来自自己人的咒骂和怨恨。
我无法评价嘎马拉在项目上的工会工作，但我深深地知道，工会就是员工的维权组织，就是监督用工单位落实对员工的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因为工会是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的维权机构。
可以肯定的说，嘎马拉以及他的工会成员以及随拉，我们是这个项目上的接触最多的几个人。
嘎马拉以及五位工会成员代表着劳方，我和随拉代表着资方，我们是矛盾的一方，也是矛盾的共同体。
我和随拉经常向他们沟通项目的经营和管理情况，阐述着项目的切身困难，而嘎马拉和他的工会组织在体谅我们项目难处的同时，本着尽量减少矛盾的目标，也会定期催促我们与一些主要的当地机械操作手签订劳动合同。
事实证明，正是我们同一些操作手签订了劳动合同，才使后来的一些伤亡事故处理得到了当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
机械操作手本身就处在危险行业，在繁杂的施工现场，他们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
以一位修理工为例，他在工地现场修理自卸车，当时正躺在车下拧螺丝，而司机上车后全然不知，竟然发动了车辆，车轮从这名修理工的一条腿上碾过，导致这名修理工腿骨骨折。
在处理这起事故时，由于我们同他签订了劳动合同，项目部仅支付了一定的抚恤金表示慰问，而他在未恢复劳动能力的时间内，由当地政府社保部门逐月支付伤残补助金和生活费。
可以说，这样的结果，对他和项目部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的生活有了持续的保障。
但罢工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与项目部签订合同的必定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力工拿到的只是定额或计件工资，面对用工内部的反差，他们的不稳定情绪逐渐积累，最终酿成了罢工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