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新安全观的内涵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1997年在东盟地区论坛会上正式提出的，在后来的实践中经过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并于2002年向世界全面阐释的。2002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对中国在新形势下的新安全观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即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2009年胡锦涛在联大进一步全面阐释中国的新安全观，核心就是“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此后，推动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的普遍平等、不可分割的新安全观就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努力打造国际安全的核心理念和积极实践的宏伟目标。
中国新安全观之“新”，首先在于超越冷战思维，摒弃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中国主张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关系，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这种新观念的提出，是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产物。中国强调的新安全观，所针对的威胁包括传统的威胁，也包括非传统的威胁；包括军事安全问题，也包括非军事安全问题。中国新安全观强调的是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实力对抗解决问题。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协作”，说得确切些，就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渠道的，包括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对话、双边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对话等。
习近平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以合作促安全、以合作求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能达到各国的真正安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1月2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强调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运筹好大国关系，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国际安全新理念
（一）国际安全新理念
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蕴含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新理念。国际安全新理念主要体现新安全观对实现保障地区和平与安全，以及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论探索，也即安全模式上的积极探索和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冷战思维的传统安全观的摈弃。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阐释和强调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他说：“坚持共同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责任。我们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我们要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共同应对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对待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我们要推动建设开放、透明、平等的亚太安全合作新架构，推动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这对促进国家间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公正合理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形成，特别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中国坚定的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中国坚定的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主义，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这已明确写入中国宪法。中国在海外也没有任何军事基地，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国防政策完全是防御性的，是和平的，并积极捍卫世界的和平。
2014年2月9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国土辽阔，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是英国40倍，是日本的25倍，而军费仅分别是英、日两国军费的两倍。中国有14个陆地邻国，8个海上邻国。中国有22000公里陆地边界线，32000公里海岸线。中国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肩负艰巨任务。中国军力增长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防需要相适应。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而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同时，中国人均军费支出在大国中是最低的，仅占美国的1/22，英国的1/9，日本的1/5。而从军人人均军费水平看，中国仅占美国的1/10，日本的1/5。通过上述数字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军费增长是适度的。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海外利益不断增长。中国贸易伙伴越来越多，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对海上通道安全的关切不断上升。中国不仅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还在索马里海域向中国和多国商业船只提供海军护航。
中国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核扩散方面，一直坚持积极参与的立场，不仅相继加入并切实履行有关国际军控条约，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领域的各项重大活动，还参与联合国和有关国际机构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主张，努力推进国际军控与裁军进
程。20年来，中国三次裁军接近200万。在短时间内，中国单方面裁军行动范围之广、裁减幅度之大为国际军控与裁军史上所少见，充分表达了热爱和平的真诚愿望。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讲话中，向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将裁军30万。
中国致力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在科索沃、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地区问题上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消除冲突，反对使用武力；中国与有关国家一道创立了六方会谈机制，积极斡旋朝鲜半岛核问题，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并积极推动伊核协议的达成；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此外，中国还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目前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中国一直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认真履行条约义务，努力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和安理会的权威。迄今为止，中国参加了近300个国际条约、130多个国际组织，承担相应责任，在多边事务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三）中国的核安全观
维护世界的核安全对维护地区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力所能及地维护世界的核安全，支持并严格履行《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及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重视并积极参与国际核安全合作，是“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的创始伙伴国，同许多国家保持双边交流；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核安全援助；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承诺并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同时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在核大国中唯有中国承诺过；在多边场合专门就核安全问题发表看法，在刚刚召开的华盛顿国际核安全峰会上，胡锦涛发表了《携手应对核安全挑战共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讲话，为维护世界的核安全提出了五点主张。2010年4月8日，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美国继续以不可逆的方式大幅度削减核武库，对于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和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三、国际安全新模式
我国提倡的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而不是自己国家的绝对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甚至是对别国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的基础上。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上存在着“霸权稳定论”和新安全观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不同认识和主张。我们认为中国的新安全观是适合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安全新主张，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就是国际安全新模式。
（一）综合安全
“综合安全把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所在。”
（二）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就是构建安全合作机制，使安全合作有机制可遵循、有法律可约束和保障。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基础的安全合作机制，为保障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中国积极维护和支持联合国在保障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上的权威性和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非传统安全的增多，需要建立更多的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新安全观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江泽民在“增进睦邻友好、共创光辉未来——在泰国国家文化中心的演讲”中说：“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国际会议的演讲中多次提到我国的新安全观，强调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上。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加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是绝对的安全。秦亚青教授说，合作安全以命运共同体为认识新型国际关系的原点，反对“零和”安全和绝对安全的传统观念，强调只有合作才能应对当前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只有通过促进共同安全才能保证自身安全。安全的内涵也得到进一步扩展：没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保证可持续安全；没有各方进行安全合作，就不可能实现稳步的持续发展。
（三）共同安全
共同安全是中国新安全观想要达到的目标宗旨。把普遍的和全面裁军作为共同安全的手段和途径。江泽民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依赖是构成共同安全的三个基本条件。”如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剖析新安全观对“霸权稳定论”的否定。
1．新安全观是对“霸权稳定论”本质的否定
霸权稳定理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它的本质体现在：首先，霸权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结构，它实质上是帝国等级秩序的最外沿权力结构，沃森模式形象地描绘了帝国的权力结构图谱：以帝国为中心（一定方圆内），依次向周边外围展开的是治权、宗主权、霸权。霸权治下的单位（国家）名义上是独立的，但事实上它们的外交政策深受来自帝国权力中心的束缚，他们的权利也深受霸权国的支配和盘剥，霸权体系下的利益分配是极其不平衡的。虽然现代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帝国这种统治模式已经不存在，但霸权国家依然存在，霸权治下的和平论，即霸权稳定论没有停止其学说，依然有市场。并且，国外有一些学者，其中不乏美国学者，认为这种霸权是一种新帝国的统治模式。如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全球化与民主”一文中，指出了新帝国的特征：帝国首先指的是继民族国家的主权之后接踵而来的一种新型的主权。这种主权不受任何约束、限制，它不知道有什么“疆界”一说，或者不如说，它只知道有弹性的、可变动的疆界。新帝国论的实质是鼓吹以帝国的治理模式对全球治理，建立霸权治下的和
平。当然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及学者也公开称美国为新帝国，有的是揭露新帝国的本质。哈特的观点是矛盾的，“尽管帝国在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同时它又建立起了自己的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比已被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野蛮”。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新帝国不像殖民主义时期的帝国那样实行殖民主义，建立殖民地，也不实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全球化的政治新秩序——帝国，又建立了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体系。
新安全观是建立在各主权国家权力平等基础上的安全观，而不是建立在霸权国家的权力等级梯次的安全中，是以国际体系内的国家的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为宗旨的。因此，新安全观所提倡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模式是国际安全新理念和国际安全新模式，是对“霸权稳定论”本质的否定。
2．新安全观是对“霸权稳定论”论点的否定
建立单极霸权秩序是美国的世界战略目标，“霸权稳定论”是它的理论基础，“霸权稳定论”认为，一是霸权可以带来稳定，带来秩序。二是霸权可提供公共物品。像成熟的世界市场、自由的贸易体系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是经济稳定所必需的。但是，由于大多数国家只关心对这些公共物品的使用并从中受益，却从来不愿出力提供它们，因此，世界经济的真正稳定有赖于霸权国的存在。该理论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世界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且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相反，在不存在霸权国的情况下，世界秩序将是混乱无序和不稳定的。单极霸权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历史现象，即将单极霸权看作既是世界秩序的前提，又是世界秩序的保障。
霸权稳定论是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上的，实质是实行新帝国主义，大国争霸是它的本质特征。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世界大国周期性地争霸战争。因此，单极霸权秩序创立的不是和平与稳定的秩序，而是保持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单极霸权秩序模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及不合理性，这是由其基本特征决定的。美国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概括的霸权秩序的几大特征，颇具实质。一是强制统治。这种政治结构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秩序。权力，而且最终是强制力维持了这种秩序。二是霸权秩序是靠某些最低程度的利益交叉维持的。三是霸权秩序可能会更加制度化。当然这种制度是为霸权利益服务的。
第一，单极霸权与世界稳定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霸权护持仅仅是维持霸权国和系统中其他成员的相对权力关系，尤其是霸权国和系统中可能对霸权地位形成威胁和挑战的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霸权国要维持的不是系统所有成员的现状，而是霸权国与挑战国或竞争国的权力关系现状，揭示了霸权国在整个霸权时期的根本国家利益。霸权国之外的系统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并不是霸权国深切关心的问题，只有这些变化影响到霸权国地位时，才会受到霸权国的真正关注。如果这些变化有助于霸权国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则会受到霸权国的默许、赞同甚至支持。所以，霸权国不会，也不可能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维护人。霸权国力图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这才是霸权国在一个完整霸权期内真正的整体国家利益。霸权的行为也正是这种国家利益所驱动的。
第二，霸权并不是世界秩序形成的一个充分条件，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基欧汉的某些观点虽然为霸权稳定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也认为，霸权并不是世界秩序形成的一个充分条件，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赞同基欧汉认为在霸权国衰落或无霸权状态的情况下国际合作同样可能发生的观点。我们认为国际机制及国际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全球化的今天，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发展，要求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建立需要更多和更广泛的国际行为主体及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参与合作，制定的国际制度才能更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因为，在没有霸权国的情况下，体系内的国家主权是平等的，使弱小国家也能充分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历史上霸权国在合作行动不可能，或根本不愿意合作的情况下，独自承担了建立国际机制的成本，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是由美国为维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主导建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三，单极霸权的存在并不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霸权稳定理论认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直接取决于单极霸权国权力的集中程度，霸权国权力越强大，国际冲突就越少，世界就越安全。反之，霸权国权力越衰弱，国际冲突就越多，甚至战争频发。然而，从历史上看，所谓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虽然在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支持下，维持了一段时期相对稳定的局面，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但都是伴随着战争、动荡。以霸权稳定论认为的20世纪是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为例，根据查尔斯·凯格利和格里高利·雷蒙的相关研究，冷战期间，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只是一个神话，269次国际武装冲突和2180万人战死，以及数以百计的国际危机，使所谓的“长期和平”时期更像是一个“长期战争”时期；并且推动霸权更迭的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不安全、不和平与不稳定。
第四，从历史事实得知，单极霸权秩序是依靠武力和强制性来维持的，是消极的和平、不正义的和平。单极霸权本身是一种极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单极霸权秩序下的利益分配也是极不公正的，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和领导角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他国家对单极霸权体系的依赖，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力差距。由于世界秩序的单极霸权模式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建立在强制性的权力基础之上，因此，它既不平等也不合理。
因此，新安全观是对“霸权稳定论”能够给世界带来稳定、秩序与和平论点的否定。
3．新安全观解决了“霸权稳定论”陷入的“安全困境”
“霸权稳定论”关于国际社会基本状况的假定不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现实，虽然目前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但并不等同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描述的“人人自危”的敌对状态，而“霸权稳定论”恰恰就陷入了霍布斯式的“安全困境”。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只要建立起彼此信任的，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合作机制，形成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就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困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