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失之东隅(262)

隔阂和芥蒂是如此的深,像寒冰一般挡在宋皇帝和斯大林领袖之间,宋皇帝确实是带着诚意而来,希望将苏联牵制在中国这一侧,但斯大林所表现的那种傲慢和潜藏在心里深处的敌视,以及在不想永远遵守《中苏停战条约》的前提下,还想从中国继续引入更多技术和设备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都让宋皇帝感到无奈。

两个人这天谈了很久,有国家治理经验和政策的交流,也有对国际世界的讨论,还有关于两国深化贸易和加强技术合作的一些谈判,结果却很遗憾没有达成太多的共识。

中国不是过去那个积弱的中国,苏联也不是刚建国时那个岌岌可危的苏联,双方显得都有了实力重新较量一番,因为中国的实力过于强大,还有纳粹德国的威胁,斯大林不敢撕毁《中苏停战条约》。

只是通过这一番的接触,双方都意识到隔阂如寒冷的冰山一般难以真正的消融,苏联不放下因为被分割领土和远离东亚的仇恨,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的扶持苏联对抗欧洲和纳粹德国,双方的关系在长时间内似乎也就只能维持在现在的状况——保持和平,以及并不明显的对立而已。

现在走在世界反苏阵线最前沿的国家就是美国和德国,美国在后面出钱出力,德国冲在最前阵线,利用这种反苏政策武装自己和扩大德国的利益,英国曾经和苏联建交,最终又断交,美国迄今还未和苏联建交,中国是唯一和苏联建交的大国,虽然美国多次干涉此事,希望中国停止和苏联的贸易及外交往来。但是中国本身就拥有独立于英美的庞大实力,不受他们的限制。

有趣的是美苏、苏德的贸易倒是一直都在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在大萧条爆发之后,而中苏因为是正式的建交关系,也是唯一对苏维持稳定建交政策的强国。双边贸易的规模一直维持在稳定发展的状况中。但在这种贸易中,苏联是严重的逆差国,而苏联又同时依赖向欧洲出口石油和资源换取外汇,弥补对华贸易逆差。

很显然。宋皇帝第一次同约瑟夫.斯大林的会晤并不友好,也没有什么结果可言,

苏联原本计划乘着宋皇帝亲自来访的特殊机会,向中国提出购买部分急需技术和设备的计划,他们的想法很好。操作起来却基本毁于两位领袖的第一次会晤,但这不能都怪约瑟夫.斯大林。

虽然苏联同意了宋皇帝的突然访问计划,可对此的安排还是很紧急和突兀的,约瑟夫.斯大林也有点很诧异,不明白宋皇帝的真实用意。

苏联此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并不好,很多人以为冷战时期是苏联在国际世界最为紧张的时刻,其实并非如此,在二战之前,苏联遭遇到的国际封锁还更厉害。二战之后,苏联好歹还和英美等国正式建交,但在1933年大萧条结束之前,苏联和主要强国都没有建交,双方相互不承认。并且是强烈的对峙和敌视,反苏是整个国际世界的主流政策。

在两位领袖并不成功和睦的第一次会晤结束后,中苏的外交官员们并没有结束对话,依然还是要为后续的谈判和会晤做努力。而苏联既有傲慢之处,也有特殊尊敬的很多安排。比如将宋彪的下榻地点安排在曾经是沙皇宫邸的大克里姆林宫,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鉴于第一次会晤并不友好,约瑟夫.斯大林也比较担心影响整个中苏关系,如果中国也因此和苏联交恶,苏联要承受的压力就实在是太大,故而临时决定晚上亲自为宋皇帝和中国访问团主持国宴欢迎仪式。

在国宴结束后,宋彪回到寝宫和陆征祥等人秘密商谈,摸索对方的真实意图,约瑟夫.斯大林也同样在和加里宁等人商议此事。

好在宋彪此次在苏联的访问周期有一周之久,双方还有很多的回旋余地,次日,宋彪在事先安排的行程中前往莫斯科兵工厂参观,随后又去苏联红军和苏联中央军事学院参观。

帝国陆军可以说是主要师从德俄,而苏联红军同样也学中德,特别是对中国的军事体系编制研究的较为深入,毕竟当年被中国陆空军打的很惨。

和中国一样,苏联的最高军事学院也定名为中央军事学院,其前身就是沙俄的军事参谋学院。

按照这个来龙去脉,宋彪也算是苏联中央军事学院毕业的代表人物。

于此同时,陆征祥和加里宁再次会晤,作为更为温和的外交官员,双方的交谈则更为现实,苏联正式提出希望从中国购买高纯燃油除蜡除硫工艺设备,以及煤化氨、电解铝设备和部分重型机床、龙门机床和电气铁路技术等等,要求很多,也愿意出高价购买。

陆征祥很忐忑的将这份会谈纪要呈报给宋彪,宋彪却很显得非常有诚意的全部予以批准,只是在价格和交易数量上要求通商部继续抬高价码。

宋彪当然有诚意,如果逼迫苏德结盟,苏联还是可以从德国获取这些技术,甚至只要苏联愿意开出足够的价格,也能从美英法等国获取这些技术和设备,哪怕某些领域不如中国。

中国并不是在这些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绝对是世界上最为全面的工业大国,可以同苏联一次性签订一揽子的交易合同。

这是帝国最大的谈判资本。

这时,约瑟夫.斯大林总书记也仿佛是感受到了华皇陛下的莫大善意和诚意,这天下午就亲自到大克里姆林宫拜访华皇,希望进行一次私下的秘密会晤。

确认了斯大林总书记的来意后,宋彪并没有反对,邀请斯大林在大克里姆林宫的花园走廊里喝下午茶。

两人之间并无友谊可谈,内心深处恐怕都厌恨极了对方,但是彼此国家的利益需要他们坐下来以朋友的身份相谈。

苏联还是从帝国进口茶叶、咖啡、烟草,特别是烟草。

宋彪此次来苏联访问之际,特别赠送了一盒特级玉溪烟丝给斯大林,两人坐在走廊里。宋彪习惯性的抽着雪茄,而斯大林则点燃他那标志性的黑色烟斗,两人继续就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进行深入的讨论。

斯大林的观点一贯认为这一次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宋彪没有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一直倾听斯大林的观点。约瑟夫.斯大林也希望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能倾听苏联的声音。倾听他的声音,讲述的非常仔细和认真,不时停下来看看宋彪的神情和态度,显得很重视宋彪的反馈。

宋彪就这么认真的聆听着。辩证的思考着斯大林的片面之词。

等斯大林将他的观点都表达的非常详尽了,宋彪才掸了掸雪茄上烟灰,很悠闲的翘起腿,倚靠着松软的沙发椅背,在沙发的扶手上放了一杯冰镇伏特加。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著名的宝狮伏特加酒厂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原有者的家族成员离开俄国,选择在佳木斯重新建立酒厂,由此使得中国也有了宝狮伏特加酒厂。

不过,宋彪手中的这杯伏特加是苏联莫斯科国营酒厂生产的麦芽伏特加。

宋彪不时触摸着透明的酒杯,用指尖感触着里面的零度低温,心里琢磨着一些有意思的心思。

沉默了良久之后,他端起酒杯轻轻的品畷一口,这才和斯大林说道:“我们组织了很多专家对这场危机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和分析。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此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源头还是金本位和一战期间的货币超支。当货币供应超出世界经济所需要的范围,经济和投资泡沫就必然会涌现出来,有泡沫才会有经济危机。这场经济泡沫的源头是金本位的局限性,因为只有极少数的大国才能保持合适的黄金储备,其他国家只能吸收大国货币为外汇储备。这就导致了非流通货币数额的激增,增加了大国被挤兑的货币风险。所以,我们认为简单的将其归罪为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是不现实的。封建主义从无到有发展了几千年,它的制度是在不断发展的历史中逐渐完善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现在的资本主义还很幼稚。尚处于一个青少年时期,犯错总是必然的,因为犯错才能成长,逐步吸取教育,正如我国在此次危机中更大幅度的加强金融监管,采用宏观经济调控等措施一样。”

斯大林道:“这样的判断是过于简单和粗暴的,问题的本质还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资本家的贪婪。”

宋彪则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因噎废食,说的是古代有一个人因为害怕噎着而放弃吃饭,人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病,但因为害怕生病而不吃粮食,那就会饿死的更快。不管苏联推行哪一种国家体制,你们的货币还是金本位,只要是金本位,就必然受此牵制,换而言之,如果苏联不实行金本位,中苏贸易也就无法进行。很显然,如果用你们的理论来解释,金本位本质上是国家对国家之间剥削,我们和苏联贸易的目标不是为了帮助苏联发展,不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是要剥削你们,这就等于是彻底抹杀了中苏之间的友谊,事实上,中国其实并不缺苏联这个贸易市场,在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中,苏联只占5%,而且是对外高技术设备输出比例最大的市场,如果你们决定不让我们剥削,我们将完全接受这个决定。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正因为苏联的所有媒体报纸都在如此解释此事,将我国同苏联之间的国际贸易也定位为一种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如果我们冒着和英美交恶的风险同苏联贸易是帝国主义霸权,我们何必如此神经病啊,我们需要用这种善意的物资和技术交流来换你们的恶言嘲讽吗?”

此时此刻,斯大林还没有足够的底牌同宋彪较量,只能服软道:“这是我们在工作中的失误,苏联一定会对此进行改正。”

宋彪很无奈的摆了摆手,道:“我们希望中苏向着稳定和平等方向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诚意,付出了很多努力,甚至是不惜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持有严重分歧。即便如此,我们还要再被苏联嘲讽,说起来真是让人伤心啊。我们对苏联的研究和了解是很深入的,有些事情,我觉得你们也不要太过分。苏联有没有故意的反华宣传。我们清楚。你们很清楚,在《中苏停战条约》,我们约定苏联不得向中国及其保护地区派遣间谍从事反政府工作,你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每年向我国派遣了多少人,支持了多少经费,我们清楚,你们更清楚。斯大林总书记,我说一句难听话。你们有什么资格向我们输出体制思想?你们工人每年能吃多少粮食,我们能吃多少?你们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我们的农民生活水平如何?你们在消灭富农,我们在扶持全国农民成为富农,哪一个成果更明显,你们清楚,我们更清楚。你们总说制度比我们优越,优越在什么地方?”

“你们说苏联粮食产量在过去五年中增长迅速,平均粮食亩产量达到了一千四百公斤的世界第一水平。到底是真正的有这样的增长,还是你们为了以此标准多征收农民的存粮,我想你们比我们更清楚,我国由国家和社会、企业机构每年总计支出的农业研究经费高达两亿中圆,我们的农业技术也要比你们领先很多。我们在同纬度的农业区平均亩产量是多少,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南西伯利亚平原地区的农业粮食平均亩产量在去年是345公斤,只是你们宣称的全苏联平均产量的零头。14.5亿亩地,总产量5000亿公斤的粮食。据我所知,苏联不可能超过这个标准,除非你们将甜菜、马铃薯的也纳入这一计算范围。”

宋彪也算是抱怨了一番,说的斯大林脸色很难看,但他也无所谓,继续总结道:“我是农民出身的军人,军人出身当了皇帝,所以我很清楚种地的事情,我比你清楚富农都是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起早摸黑当富农’,勤劳才能致富。从人均生活水平来看,苏联现在和我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的工人平均月收入是25中圆左右,每个月30斤米、2斤豆油、10斤肉、30个鸡蛋、500克奶粉和30斤蔬菜的总价加起来不超过5中圆,一个工人上班就基本能养活一家四口人。苏联总是说自己的体制是世界上最优越,人人富足,你们对国际社会的宣传也是如此,实情如何,和我们的情况对比,你们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和你们算账,但不代表我们就认可你们的行径,实际上,你们的一些行径显得很低级,你们也确实是太低估我国的情报和国家安全机构的水平。你们总是说国际社会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证明了你们的伟大和正确,可你们每年究竟要拿出多少钱去从事这些事情的运作,国内农民又饿死了多少,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也懒得和你一起算这个账本。”

听完这番话,斯大林的脸色就更难堪了,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情报都是从哪里来的,但也确实不想在这里同宋彪辩驳,那只会显得他更加残忍而已。

宋彪也是一声感叹,补充道:“中国是很有诚意同苏联保持友谊与和平的,哪怕你们这些年做了那么多不和平的事情,我们也是一忍再忍。我这一次要到苏联访问,就是希望找个机会和你将事情说清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你们现在还没有资格和能力用那些低级手段来颠覆我们中央政府的政权,你们就最好别这么做,如果你们真的将我们这样愿意对你们保持合作的有善意的国家都彻底得罪了,我想,最终的结局会比你所能想到的都更加严重。合作是好事,我们愿意为此付诸努力,但我不是在这里威胁苏联,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我继续在国内发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和苏联有关,我不会管你有多少合作,多少价值。签订《中苏停战条约》的时候,我和列宁先生说的很清楚,这个条约实际上对双方的永久和平是一个最大的保障,表面上是苏联吃亏,但在中国强大的前提下,苏联确实不能拥有中国北方的领土。否则迟早还是会爆发惨绝人寰的世界战争,而且将一定会比此前的中苏战争更加恐怖,我们双方都不希望看到这一幕,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为了保证这样的和平。我们不仅承认了苏联对哈萨克地区的领土权,而默认了苏联向东欧的扩张和蔓延主义。”

如果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面对中华帝国这种庞然大物和宋皇帝这样强权人物,低头说一声“您说的非常正确”就可以将这个事糊弄过去。可约瑟夫.斯大林不是这样的人,任何一个俄罗斯的统帅都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既然话都说到这么直接和难听的地步,约瑟夫.斯大林也索性很直接的提醒道:“华皇阁下,其他的领土退让都是可接受的,但对于南西伯利亚平原。这是我们永远无法接受的事情。想要真正的永久的和平,那就应该将这个地区归还我们。”

宋彪很严肃的问道:“你确定这是你们的领土吗?你们在这里占领了多少年?布里西亚人和鞑靼人占据了多少年,匈奴人占据了多少年,蒙古金帐汗国时代又占领了多少年?那苏联占着乌克兰和哈萨克又算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宋彪则又劝说道:“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到此为止比较好,中国有非常严重的人口危机,中苏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总人口是4.5亿,十二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输出的人口总量超过四千万。即便如此,国内的人口总量还是增加到了4.7亿。在我国中央政府的规划中,南西伯利亚平原、唐努乌梁海和贝加尔地区在未来五年还将新增两千万的移民,这一区域的总人口也将会突破六千万,比一个法国还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有什么办法夺回这些领土?分割其他国家的领土是可耻的,但在一个民族的生存危机面前,我们也没有选择,这不是贪婪。而是没有任何办法和回旋的余地,如果苏联一定要夺回去。我们只能说是很欢迎,我在这里说一句很残忍的话,我们现在不想挑起战争,因为中国的传统哲学和社会价值观一贯是反对主动挑起战争,但我们其实是很欢迎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挑起战争,那就索性一起消耗人口吧,你死三千万,我死三千万,你还剩下多少人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还剩下4.4亿人口。”

说到这里,宋彪甚至显得很不满的说道:“说一句残忍但是非常无奈的话,为了这个民族的长久生存和发展,我们恨不得找一个同样的人口大国打二十年的大战,互相拼掉两亿人口。人口太多了,多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会爆发内乱,要不然就全国一鼓作气杀向整个世界。”

斯大林是属于那种傲慢无情的人,权势欲望极强,而且也是脾气很暴躁的人,缺乏耐性,急于求成。

他就觉得宋彪这样的话完全属于威胁,可又听的不寒而栗,其实他自己也明白,对苏联而言,同中国在陆地大范围大面积的交战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实力强大,完全可以推出几千万的陆军横扫一切,消耗掉几千万的陆军之后还能再组建几千万的陆军。

苏联受不了,至少现在二十年内是受不了的。

这一刻,斯大林已经愈发明白苏联根本不可能收复南西伯利亚平原,机会渺茫,只要中国将六千万的人口转移到这一地区,苏联是不可能夺回来的。

这样直接的谈话让斯大林很痛苦,但他知道自己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不管怎么说,苏联也算是有得有失吧,在东方只要和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就能全力应对欧洲世界,可斯大林并不觉得中国会真心维持长久的良好关系,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只要机会合适,中国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帝国也会试图消灭共产主义苏维埃联盟。

宋彪当然明白斯大林心里的芥蒂,坦白的说,他本身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阶级斗争是生死之战,只要苏联不灭亡,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思维逻辑还是必然会产生新的战争。

虽然很困难,宋彪还是希望尽可能的推动中苏友好和平相处的原则。

他继续和斯大林劝说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古话。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凡事有失去,必有所得,我觉得南西伯利亚平原的事情还是到此为止比较好。如果苏联一定要强调此事。在国内喋喋不休,让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长期操持着这个话语权,最后导致被动的只能是最高元首。换个角度看问题,失去了南西伯利亚平原。但是保留在对哈萨克、高加索和东欧的占领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彻底避开了和中国的利益冲突,避开了爆发战争的可能,使得苏联更为明确的成为一个欧洲国家,我觉得这是收获更大的。形势比人厉害。有些事情还是淡化为好,过于计较反而会得不偿失。”

斯大林沉默良久,最终答复宋彪道:“这个问题会留给未来的历史去解答,但我相信,它迟早会有一个更公平的结果。”

听到这样的话,宋彪只能说是很遗憾。

因为拥有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和政治思想,中苏双方想要深度对话和交流的难度是很大的,这一点,在过去的这几天里也显得非常明显和激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苏两国都不希望再次爆发战争,至少不是在这十几年里。

宋彪在苏联访问了一周之久,批准了苏联提出的采购清单,曾几何时。如今也轮到中国对苏联进行技术和工业设备的输出,这真是很奇特的事情,也足以证明了中国在国际世界的工业水平。

双方还继续就粮食贸易达成了新的协议,中国政府每年秘密“赠送”苏联六百万吨粮食。苏联以食品工业发展需求为“基础”,每年以物易物的方式从中国购买粮食和其他副食产品。双方不对外公布具体的交易数额。

在此基础上,中苏达成新的六点和平原则,首先第一点就是苏联承诺停止和中国左派政党的一切接触,停止一切援助,不在中国设立秘密分支机构和组织;其次是双方合作重新解读南西伯利亚平原的归属问题,将这一地区正确解读为沙俄时期吞并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土,为西伯利亚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的传统定居地,中方允许苏联将境内的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迁移至此,并将南西伯利亚省改称为西伯利亚自治省。

真正让苏联退让的显然不是六百万吨粮食,帝国给予苏联数十项重要的技术援助,此前长期禁止出口的氨合成工艺和电解铝工艺也以技术转让协议的方式出口至苏联,对于苏联生产炸药和铝合金飞机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当然,以帝国目前的技术实力,帝国有作出这种让步和解的资本,在核武器、弹道导弹和涡喷发动机研制工作很顺利的这个大时期,这些技术对帝国来说都是可以转让和共享,而且即便帝国不转让,苏联也有办法从德国和美国获取技术设备。

访问苏联之行结束后,宋彪率领帝国中央访问团继续南下波兰,在这里也见到了在波兰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阿图尔.马尔托斯将军。

私交归私交。

阿图尔.马尔托斯将军也是此时的波兰最为著名的将军和军事统帅,至少在一战期间曾经是古希腊英雄一般的辉煌过,他和宋皇帝,以及整个中国陆军都有着无法割舍的深厚友谊,但他毕竟是一个波兰人,他还是违背了自己曾经和宋皇帝的誓言回到祖国效力,并且为重建一个强大的波兰国防军而付诸一切努力。

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虽然宋彪并没有允许帝国同波兰建立正式的同盟关系,但还是为中国和波兰的军事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波兰大规模的培养现代军官,委派了军事顾问团。

波兰的陆军和空军武器装备基本同帝国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在这几年也开始全面换装半自动的汉阳步枪,在波兰,这种步枪被称之为马尔托斯步枪。

受此影响,苏联、德国、美国、英国都在研制新型的半自动步枪,法国则是和波兰一样直接引入汉阳步枪,命名为福煦步枪。

作为世界上第一种大规模服役的半自动步枪,汉阳步枪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都是很顺利的,只有世界级的军事强国才有世界级的军事外贸,如果没有帝国中央陆军的威慑力,汉阳步枪和中国武器也不太可能迅速蔓延到整个国际军火市场。

基于中波之间的特殊关系,宋彪在波兰访问了三天,随后才正式前往德国柏林同兴登堡总统和阿道夫.希特勒总理会晤。

多么令人激动的伟大会晤啊,在和斯大林会晤之后的十天之内,宋皇帝又要再同希特勒会晤,可就在这时,一个将会改变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突发事件在日本和荷属印尼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宋皇帝的环球之旅恰好使得帝国中央军部处于一个尴尬的真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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