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军攻打芜湖的两个主力师团被全歼，基本上使得这次的试探性对芜湖的收复作战付诸东流。从武汉过来的日军师团和附庸的伪军，在接到了第6和13师团全军覆没的消息后，立即停下了进军脚步，直接电报拍去西尾寿造那里，请求战术指导。
而芜湖新四军方面，铁询几乎没有用什么损失，连克日军两大主力师团，并且报了南京大屠杀的前仇，一血国耻，芜湖各界甚至闻听到这个消息的地区，也是极为兴奋的。
借着这个机会，新四军将触手延展到了整个安徽长江以南地区，占据了包括宣城、铜陵、徽州等县在内地大片地区，充实了新四军的地盘，要不是因为新四军现下也只有四万多部队，要不然新四军必然将部队推进至周遭的江西、浙江等地了。
芜湖保卫战最终变成了皖南攻略战，事情变化之快，也出乎人们的预料。新四军指挥部联合东南局的同志也很快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皖南新四军以及cpc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问题。
会上，稳住整个皖南地区，并充实新四军的实力，成为了大家讨论的共识。不过众人对于这个任务还是很乐观的，毕竟新四军现在已有四万可战之兵，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征兵和训练提高着，最大的底牌转轮王几乎可以扭转任何不利的战局，这如何不让一众新四军领导者们信心满满。
无论是新四军的高层还是cpc的高层，这个时候都没有考虑利用红色幽灵和转轮王什么的，在短时间内完成驱除日寇的重大任务。一方面他们还没有适应自己已经获得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谁也没觉得抗战胜利会是如请客吃饭般简单的事情。
毕竟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已经做了长久的准备，而在国力上，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比，也实在太过悬殊。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从经济基础角度看，日本每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60亿美元，中国当年的经济产值也就13。6亿美元，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日本当年煤的产量是5070万吨，中国是2800万吨。日本的石油储备169万吨，中国的石油只有1。31万吨。铜产量，日本是8。7万吨，中国只有700吨。
飞机，日本每年可以造1580架，战争爆发的当年就能造这么多，中国一架也造不了。大口径的火炮，日本当年生产了744门，中国连一门也造不了。日本当年造了330辆坦克，中国一辆也造不了。汽车，日本当年造了9500辆，中国也是一辆造不了。军舰，日本当年生产的军舰吨位是52400吨，中国一吨也造不了。
也就是说当世界进入这个机械化军事时代的时候，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都不能造，那么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本都已经遥遥领先中国一个时代。
也难怪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
军事上的差距也更加明显，当时中国的士兵大多数都是文盲，黄仁宇写过《万历十五年》，他在抗战的时候，当排长，据他的记录，他就发现了基层的军官，连点名的花名册都点不了，不认识字。平时就更谈不上研究战术了，打仗全凭血气之勇，凭冷兵器时代那种动员，那种激励士气的方法。进攻的时候呢，以密集的队形蜂拥蚁附，像蚂蚁、像蜜蜂一样。可是一旦失败，就各自逃散，完全没有战术。单就射击训练来看，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7斤半大米，或者是35个鸡蛋。所以平时，由于这个东西如此昂贵，军队在训练当中，舍不得打子弹，一发子弹射出，七斤半大米就没有了，只能是空枪射击，这就导致后来军事训练素质非常低下，枪法不准，在战场上就体现出来了。
背靠常凯申的中央军，算得上是装备最好、条件最好的了，也不过是每个士兵配发15发子弹，做实弹射击。而打起仗来以后呢，每个兵只能配发20发子弹。反观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能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就是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日本老兵的射术，即便是在战争结束七十年之后，依旧被那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不断地提及。
这样的悬殊对比，直接使得有着远超国府军胆气和斗志的cpc军队领导人们，也不觉得击败日军，光复全部国土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
实际上，以cpc本身的利益来说，抗战的快速结束并不算是一件好事情。当年常凯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曾经让举国大骂，但是后来的现实也能够看出，光头大队长的忧虑是现实的。当年一支被追了二万五千里，躲在高原窑洞里，随时可能就要崩溃的武装力量，在与日军和国府军斗争的八年中，居然发展成了一百万军队。而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cpc就彻底地将kmt从大陆上的统治连根拔起，完成了一个实质上的统一。而kmt方面从1912年建国，一直到东北易帜建立起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国家，则花了16年的光阴。
只要日军还在中国一天，那么吸引仇恨的mt就是国民政府和常凯申，或者说国府军就不能全力对付cpc军队，那么cpc就有着足够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群众基础，去扩建自己的军队。同时，一个抗战无能的政府，还有一个凶残暴虐的侵略者，都能够帮助cpc更好地集聚民心。
虽然以上的论调很功利也很“反动”，不过客观来说现实就是这样。同样来说，就算是将日本侵略者快速赶出本土又能怎样，也许他们不必再受侵略者的侵害，但是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没有打破旧有经济秩序勇气，更多时间用来内斗和脑残的kmt政权，对于民生疾苦漠不关心，外来资本不断洗劫着人民财富，本国官权资本也在大肆聚敛财富，小农家庭在不断破产着，甚至地主们都过得越来越凄惨，城市里的工人们正在拿自己的性命换一口饭，并忍受着对他们的残酷盘剥甚至人身侵害。不客气地说，中国的红色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真的到了不造反就会死的地步。
不论后世gzjy们如何粉饰民国时代的歌舞升平、文化激荡，那些文化楷模、道德先锋们的轶事，那些风流而富有文青范儿的高人故事，都不能代表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真正呼声就是予那万千小民一个生路。所以，最终cpc的革命成功了，带着镰锤标志的铁靴踏碎了文青小资们的醉梦，撕掉了那看似美好实则已经溃烂的面皮，从最草根最接地气的地方开始做，踏踏实实地改变这个国家的一切。
长远来考虑，中国的红色革命不仅仅是驱逐日本侵略者，日本人走后cpc就需要立即将中国最为畸形的一个政党和利益群体，从已经无比虚弱的中国母体身上，铲除下来。也许有了齐愿和转轮王，摧垮kmt变得毫无悬念，但是重新建设这个国家、掌握这个国家可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
比如，一座城市被占据了，如何去治理这座城市？这势必需要数量很多的基层干部，以及足够好的群众基础。当地的权势力量能不能配合，有没有可以遵循的成熟的执政方针，面对各种突发情况如何解决。经济建设方面布局，工农业发展方面的见地，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这些对于稚嫩的cpc来说，恐怕都是天书一样地东西。无疑，现在的cpc还不具备这个能力，能够在武装革命胜利后，切实地掌控这个国家，并极快地发展好这个国家。
cpc只能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积蓄足够强大的力量以待变天的到来，接过这个国家的命运后，能够走得更加平稳和稳健。当然，说积蓄多大的力量才够，这个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说能够完全准备充分的一天，但是最起码在国家建立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不会出现一些人趁乱搅屎的情况。
齐愿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没有开着转轮王满日本的搞破坏，只是定期性地有目的地洗劫日军的一些物资，并造成一些破坏，更多还是为了补充新四军的需求。实际他本人的性格也不如老爹齐一鸣那样热血，对待民族国家的问题，也都相对理性，只要认定了一个方案，便会一直走下去，不会受个人感情左右。
1941年的春季就在一场芜湖保卫战的落幕中到来了。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平静，cpc忙着壮大自身，国府军还在怀疑地观察情况，而小日本则基本上处于一种失去理智的迷茫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