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开始有大量海商前来之后，整个汉唐到宋朝，再到明清，中国的商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商，当然了，在欧洲开启前往远东的新航线之前，主要是中亚，印度和东南亚的海商。
海商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之中，是一个相当神奇的存在，一直都是一个充满了财富行当，基本上，说起海商，就会想到，腰缠万贯，想到一掷千金。
海商的暴利，也推动了无数人，投身于海商的领域之中，海商多是跟珠宝，黄金，贵重物品联系在一起，几个月不见之下，再回来，就是无数的珍珠玛瑙，黄金宝物。
在航运业不怎么发达，大部分海商只有一条船的时候，如果是船只比较小的时候，用于通商的海货，都是昂贵的东西，因为昂贵的东西，可以翻的上价格，而且是十倍百倍。
昂贵的东西，才能够创造出最高的利润，一倍以上的收益，并不足以支持海商，从万里之遥，前来中国，最少也是几十倍的利润，利润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总价值。
一船普通的原料，哪怕超过50倍的价格，原来一船的成本不过是10贯，50倍也不过是500贯，绝对数值的不高，根本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利益，可是高价值的东西，原来价格是1万贯，翻一倍都可以赚一万贯，这可比之前的高利润更高。
中国从汉唐时期，就开始流行的产品，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可以创造十倍，百倍利润的东西，单个的东西的重量很少，而总体的价值也相当的高，这才是海运的主流。
这些东西，不可能大宗的销售，物以稀为贵，中国的丝绸，瓷器，为什么能够在欧洲卖出高昂的价格，因为它的艺术价值真的非常的高，欧洲人无法仿制和重现，可是另外一方面，物以稀为贵。
物以稀为贵这句话，真的就是至理名言，东西少了，供求关系又高，这才是促成这个东西价格高昂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没有打通前往远东的航道的时候，中国物品，那是绝对珍品，没一件都价格高昂。
中国的物品只能够走两条路，一个是海上的丝绸之路，通过中国，通行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到印度洋，最终抵达阿拉伯国家，然后通过阿拉伯的陆上通道，逐步的运往欧洲。
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代表着中国对外交流通道之一，也是中国影响力向着中亚甚至欧洲辐射的开始，21世纪，不断的有沉船在这一条航道上面，被打捞起来，实际上，在宋朝的时候，已经有意识进行了一些外销产品的尝试。
比如说，带着耶稣和圣经的瓷器，再比如说，明显西洋风格丝绸，这些在中国，是绝对不应该出现，也不会出现，显然是外销的订单。
真正大规模流行的，是在航海时代，特别是欧洲发现了前往印度的道路之后，在宋朝时期，欧洲还处于比较愚昧的中世纪的时代，混乱制约了商业的流通，欧洲比较差的航运，也让大宗物品无法流通，大部分运往中亚阿拉伯地区的商品，或者被当地消化掉了，或者就此消散。
海上运输，算是一个最大宗，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条路线，可是实际上，中国在陆上，还有一条更加恢弘的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可是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早在公元前202年之前，甚至更早期的商周时期，甚至是远古，中国的商品，已经流入了草原，甚至进入到了欧洲。
亚欧是一个整片的大陆，在这一条大陆上面，中间是茫茫的草原，草原的流动性，还有马帮的出现，让商品开始了简单的流通，或许没办法跟西汉的丝绸之路那样，短时间的把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运送到欧洲，可是日积月累，年代更迭之下，慢慢，也有了交流。
毕竟，哪怕有丝绸之路，欧洲或者是中亚，对于丝绸没有需求，怎么可能有买卖，也正是最初的几百，几千年，慢慢培育了这个市场，这才促进了商品的大规模流动。
不论是海上，还是路上，任何一条路，都是数万里之遥，茫茫的旅程，让大量的货物，或者丢失，或者损坏，中国传统的这些商品丝绸，瓷器，还是茶叶，都不是容易保存的，很容易因为各种的意外而损毁的。
数量稀少是一个方面的，经过层层的损失，运送到了欧洲的，万中无一，这也是中国货物的昂贵的根本。
事实上，当东西方航线开通的，运输量和安全性扩大的前提下，中国货物的价格，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最明显的就是丝绸，从一个只能够在贵族，王室之中流传的最巅峰的奢侈品，可以换取同等重量十倍的黄金的价格，迅速的流失到了普通的奢侈品，甚至最小的丝袜，普通人能够买得起。
在这样的大规模的供给的前提下的，总量是在不断的上升，在明清时期，甚至是近代1840年之前，中国产品的盈利能力可怕的惊人，甚至连已经开始工业化的英国，都承受不了，不得不把鸦片作为筹码，否则，就无法打破中国的顺差。
丝绸，茶叶，瓷器，这些东西大量供给的话，这些东西的价格就会大幅度的降低的，甚至如果当时中国跟上世界的格局，对这些东西进行工业化改变之后，必然会因为供过于求，而产生滞销。
此时，除了北宋之外，其他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处于未开化的状态，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很低，要知道，后世在18世纪中叶，经过了航海时代，还有对非洲和美洲的掠夺，欧洲已经相当的富庶，这才能够支撑起中国产品的增长。
有了神速这个卡牌，甚至说，即便没有神速这个卡牌，赵信都会择机进入海洋，无论是海上贸易惊人的收益，还是获得南美等高产作物，海上贸易都是志在必得的，这中间他就不得不考虑一件事情。
从中国运出去的产品，那没问题，不愁什么销量的，毕竟，中国的影响力巨大，可是海上贸易，总不能只出不进吧。
随着船只的增大，必须要有一个又足够的销量，且有足够利润的，一些低一些档次的东西开始出现，再然后，就是刚需和必需品。
是真的让他走向海洋，赵信对于海洋并不反感，甚至对于宋朝而言，在外敌环绕的前提下，走向海洋是唯一的出路，在失去了整个北方，只能够退守长江以南的南宋，所以拥有跟北宋相差不多的岁入，就是因为海洋的关系，现在，北宋有了赵信的出现，他有了这个基础，可以提前的出现航海时代。
赵信的理解的，无论是范仲淹的改制，还是王安石的，他们的改革更多的是在内部，主要是限制一部分，或者从一部分人的口袋里面掏钱，这种方法，可以平抑的阶级的差别，却有些太想当然了。
断人财路都等于谋财害命了，更别说直接掏钱，这回引发巨大的动荡和反弹的，范仲淹的改革，因为仁宗的敏锐，很快就结束了，没有动摇住北宋的国本，王安石的改制就要了老命了，神宗当时收入是提高了，却断送了北宋的香火。
北宋从此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党政之中，为了反对而反对也跟着出现，强悍的北宋禁军，居然变成了杂耍和戏法，只有面了，这也是靖康之耻的基础，金国总共才多少人，打败了辽国的，又怎么跟北宋相比，只要北宋的禁军还拥有战斗力，哪怕是一层层的防守，也足以抵挡住金军，无数的城池，就足以把他的势力抵消掉了。
航海却是真正的外部获得，从外部获得的每一分利润，都可以增加本身北宋的基本盘子，而在这些基本盘子之上，在赵信感觉最重要的，一是铜，二是粮食。
铜代表着钱，中国一直都缺铜，可是从王朝兴迭开始，铜钱就成为最基础的货币，在铜钱没有外流的前提下，勉强够用，可是在北宋，北宋的铜钱相当的强势，亚洲这边的经济圈，朝鲜就不说了，日本，越南，大理，甚至在辽国和西夏，铜钱都是一个重要基础货币。
换做信用货币纸币的时代，用钱来控制周边，这是一个好事情，可是对于北宋而言，这是贵金属货币，铜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这体现不出这种控制，反而让北宋引发钱荒。
中国铜的产量不足，整个世界来说，铜的产量可是相当多的，东南亚，美洲，甚至是日本，都有铜，只要掌控了这些地方，铜源源不断的进来，北宋钱荒可以得到解决，平稳过度之下，会产生相当不一样的效果。
除了铜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粮食，这是海商忽视的，而赵信却必须要重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