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姐昂着神气的小头，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机前，等待着照相师傅发号施令。这时，好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一把似的，我一个箭步蹿到照相机前，与堂姐站在一起。照相师傅的头从黑红布里钻出来，说：怎么了？怎么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呆呆地看着我，没人说话。我骄傲地对照相师傅说：我们是一家的!照相师傅大概不相信这样一个小怪物跟这样一个小姑娘会是一家的，就转回头去看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没错，他们是一家的。我堂姐也没提出反对，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动。照相师傅的头在黑红布里说：往前看，笑一笑，好!他的手捏了一下橡胶球儿，咕唧一声，好了!
过了好久，我把照相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时，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围着一张桌子，吸溜吸溜地喝着菜汤，就听到大门外边有人在喊叫我的大号：管谟业!管谟业!家里人都看着我，他们听到有人喊我的大号，肯定都觉得怪怪的。我扔下饭碗跑出去，一看，原来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她将一个白纸包递给我，说：你们的照片出来了。我拿着照片跑回家，竟然忘了请老师到家里坐坐，也忘记了说声谢谢。就在饭桌上把纸包剥开，显出了三张照片和一张底版。照片在众人的手里传递着，我看到婶婶的嘴巴撇着，显然是很不满意。母亲叹息一声，说：看你这副邋遢样子，照得什么相？把你姐姐都带赖丑了。婶婶瞅了我一眼，扔下饭碗，回屋去了。
那时我们还没有分家，是村子里最大的家庭。全家十三口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苦的就是母亲。爷爷奶奶有点偏心眼，喜欢我的婶婶，我母亲干活最多，但在二老那里却不吃香。我因为长得丑，饭量大，干活又不麻利，在爷爷奶奶眼里，更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我从小就感觉到爷爷和奶奶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我。尽管有时奶奶也虚伪地表白两句：你们都是我的手指头，咬咬哪个哪个痛!但我想我顶多算个骈指。今天反省起来，他们不喜欢我，固然有他们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不赚人喜。我又丑又懒又馋，还经常出去干点坏事，给家里带来不少麻烦，这样的坏孩子，怎么讨人喜？
我爷爷是个很保守的人，对人民公社心怀抵触。我父亲却非常积极，带头入社，吃苦耐劳，虽然是中农，比贫农还积极。父亲一积极，爷爷就生气。爷爷没在人民公社干一天活。他是村子里有名的庄稼汉，心灵手巧，力大无比，如果死心塌地地到社里去干活，必然会得到嘉奖，但他发誓不到社里去干活，干部上门来动员，软硬兼施，他软硬不吃，有点顽固不化的意思。他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吓得我父亲恨不得给他下跪，求他老人家不要乱说。中苏友好时，我爷爷说不是个正经好法，就像村子里那些酒肉朋友似的，好成个什么样子，就会坏成个什么样子。爷爷的这两个预言后来都应了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爷爷不到生产队干活，但他也不闲着。我们那里荒地很多，爷爷去开荒种地。他开出的荒地粮食亩产比生产队里的熟地都高。但这种事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人民公社没收了爷爷的地，还要拉他去游街，我叔叔在公社里找人说了情才免了这一难。不许开荒，爷爷就自己制造了一辆木轮小车，推着去割草。割草晒干，卖给马场，换回一些地瓜干，帮家里度过荒年。爷爷其实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会结网，会捕鸟，会拿鱼，还会耍枪打野兔。他心情好时，是个很好的老头，心情不好时，那张脸就像生铁铸的，谁见了谁怕。
奶奶不如爷爷耿直，但心眼也不坏。她对乡邻很好，就是对我母亲不好，对我当然也不好。奶奶有点欺软怕硬，我婶婶干活比较滑头，对她一点也不尊敬，她小心俯就；我母亲勤劳能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承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活儿，却得不到她一个好脸色。
还是说说我母亲吧，她老人家去世已经五年，我好多次想写篇文章纪念她，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千头万绪，不知该从哪里写起。母亲这辈子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想起来就让我心中难过。母亲生于1922年，四岁时外祖母去世，她跟着一个姑姑长大成人。母亲的姑姑——我们的姑姥姥，是个铁金刚一样的小老太婆，非常的能干，非常的好强，虽是小脚，但走起路来风快，男人能干的活她都能干。母亲在她的姑姑的调教下，四岁时就开始裹脚，受的苦无法言说，但最终裹出了一双精巧的小脚，母亲还是很感谢她的姑姑。母亲十六岁时嫁到我家，从此就开始了漫漫的苦难历程。精神上受到的封建压迫就不必说了，许多深重的痛苦，因为觉悟不到，也就算不上痛苦。就说说母亲生过的病吧，嗨，从我有记忆力开始，就看到母亲被这样那样的疾病折磨着。先是"心口痛"，每年春天都犯，犯了就痛好多天，去卫生所买两片止痛片吃上，不管用，想请医生来看但是没有钱，钱在祖母手里卡着，当然不会为一个不喜欢的儿媳妇花钱看病，只好干靠着，去寻一些不花钱的偏方来治。姐姐带着我到刚生过小孩子的人家去捡鸡蛋皮，捡回来用锅烘焦，再用蒜臼子捣碎，然后让母亲冲着喝。还有一个偏方是摊一个鸡蛋饼，里边包上四两生姜，一次吃下去。我记得母亲吃了那个生姜鸡蛋饼后，痛得在炕上打滚儿，汗水把衣裳和头发都湿透了。那时以为凡是肚子痛就是凉，生姜大热，能治，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吃上四两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母亲心疼的是那个鸡蛋，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来的，没让祖母和婶婶看到。到了夏天，就头痛，脸赤红，干活回来，忙完了饭，别人吃饭，她就跑到外边去呕吐，翻肠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边，姐姐哭着给她捶背，我哭。秋天还要犯"心口痛"，好不容易熬过去，到了冬天，哮喘又来了，说是得了痨病，痨病方，一大筐，不是鸡蛋就是香油，我们到哪里去弄？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用尿罐里的碱煮萝卜吃，用柳树枝烧水喝，怎么可能管用？还有妇女病，脱肛，据说治脱肛最好的方子是用猪的大肠装了大米炖着吃，吃不起，那时候我们连大米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母亲自己发明了一个偏方，晚饭后，找一块半头砖，放到灶火里烧着，刷完了锅碗，干完了活，将热砖掏出来，垫到肛门下坐着，自己说很舒服。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在腰上，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难忍，咬紧牙关不呻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她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不行了，你们姐弟怎么活呀？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义务看病，不要钱。记得是个中午，来了一群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说是给母亲动手术，不让我们进去看。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会儿工夫，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一会儿又端出一盆。渐渐地好起来，能扶着墙下地了，又开始了干活，十几个人的饭一人操持。那时的饭，一半是糠菜，要先把野菜放到石头上捶烂，将绿水攥出来，再搀上糠和那点珍贵的红薯面儿。做这样的饭劳动量特大。我婶婶不愿在家做饭，愿意到生产队里去干活挣工分——那时生产队的活就是糊弄，轻松得很——她回家就像功臣一样等着吃饭，她多么聪明啊!母亲病好之后，腰上落下了一个很大的疤，天要下雨就发痒，比县里的气象预报还准。后来还被毛驴伤过脚，还得过带状疱疹……母亲晚年，我们的条件有了好转，但她的病日渐沉重，终于不治。母亲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吃过的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晚上要生孩子了，中午还在打麦场上干活，刚生完孩子，半夜三更，天降暴雨，麦子还在场上，扯一条毛巾包住头，就到场里帮着抢场，动作稍微慢一点，还要受到呵斥。至于吃的，几十年来，大家都吃不饱，她更吃不饱，上有老，下有小，好吃的根本就进不了她的口。有时候咽到嘴里也得吐出来给我吃。我是她最小的儿子，相貌奇丑不说，还有一个特大的饭量，分给自己那份儿，几口吞下去，然后就看着别人的饭碗哭，馋急了还从堂姐的碗里抢着吃。我一抢，堂姐也哭，这就乱了套了。最后必是母亲给婶婶赔不是，并且把她碗里那点省给我吃了。母亲的痨病其实是饿出来的，饿，还得给生产队里推磨，推磨的驴都饿死了，只好把女人当驴。20世纪60年代，我们一家没一个饿死的，全仗着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我婶婶人不太好，但我叔叔很好。他送给我一杆博士牌钢笔，还给我买过鞋子。当我们的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叔叔从供销社里弄回来一麻袋棉籽饼，那玩意现在连猪都不吃，但在当时，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无疑是人间最美的食品，岂止是食品，简直就是救命的灵丹妙药。我们吃着棉籽饼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样的文章，没有什么意义，就此打住吧。
1999年6月13日
婶婶已经于2001年5月去世，这一代人实在是命运多舛，思之令人怆然。婶婶一辈子其实也没享到什么福，尤其是到了晚年，堂姐去世，撇下两个孤儿，实在是凄惶。然后又是小儿子胡闹腾，办什么旅游品加工厂，拉下一屁股债务，逼得她七十多岁的人还要给人家去打短工。想起她和村子里的老人们冒着严寒去给人家摘辣椒，每天只挣两元钱，我心中就酸溜溜的。如果不是遭遇这些事情，她活过八十岁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偿还堂弟欠下的债务，为了堂姐撇下的两个孤儿，我们拿出来一些钱，为此，婶婶见到我们时那种恨不得把心扒出来给我们吃了的情形，让我心中实在难过。多年前的芥蒂，早已荡然无存。上边的文章，我写到的其实是当时农村的家庭状况，并无特别的褒贬之意。妯娌之间，打得头破血流者比比皆是，我母亲和婶婶的关系，还是好的。我母亲去世之后，三日圆坟，婶婶教我们弟兄三个每人左手抓着一把谷子，右手抓着一把高粱，围着母亲的新坟转圈走，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一边转一边默念：
"一把高粱一把谷，打发先人去享福……"
如今，婶婶和母亲都去那边享福了吧!
2002年12月9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