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的心又被秦卫的一句话给揪了起来。
他突然有些害怕跟这个人说话了。
“乌克兰大饥荒”！那在苏联可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尤其是在他们这些高级官员中间，更是禁忌中的禁忌。为了防止大饥荒的事情被人知道，苏联政府更是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可眼前这个家伙又是怎么知道的？
谁都知道，乌克兰大饥荒其实是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场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苏联的高层之中，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一种猜测，即：这次饥荒有可能是人为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崔可夫知道，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下达过一个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愿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这比当初苏联刚建立时所采用的“余粮收集制”还要可怕。要知道，“余粮收集制”的出台是因为当时刚刚诞生的苏联面对大量的内敌和外敌，前线缺粮。为了打败敌人，列宁等人才使用了这么一手。而依靠余粮收集制，苏维埃政权有了足够的粮食，很快镇压了敌人。可同样的，由于实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地区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激起了许多地区的农民的反抗……所以。到了1921年，列宁等人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余粮收集制最终被粮食税所取代。
可是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却又重新拿起了“余粮收集制”……崔可夫知道，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当然，这些事情是不被苏联政府承认的。他们对外的口径就跟曾经因为报道苏联五年计划的辉煌成果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特杜兰蒂所报道的一样：乌兰克根本未发生饥荒，也不可能发生。
因为乌克兰是欧洲最著名的粮仓。
可这事儿瞒不过崔可夫这一级别的人。
因为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结果，这些人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了苏联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而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而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又颁布了另外一项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农具、牲畜、种子等物，全部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此外，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又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这种“生物学产量”来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可这除了让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在数据上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之外，对实际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好处。
而因为对乌克兰的几项惩罚性措施的实施，几个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开始出现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虽然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可从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却同样也没有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可苏联政府却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
“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被严密封锁的。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想着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听途说，又或是通过其他途径，也或者是通过自己总结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卫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杀机——这个中国人太危险，应该消灭！
可秦卫却对此仿佛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铺开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念念有词：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其实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本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其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而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共产主义’，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
“……搜粮队走了。搜尸队来。或许，是搜粮队直接变成了搜尸队。他们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为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到200克面包。而这在当时的苏联是很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十分积极地‘搜寻’尸体。他们把那些皮包骨的尸体，像垃圾般地扔进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当他们搜尸时，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人，那些饿得鼓胀的肚皮还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样扔进了坑中。毕竟，搜尸队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时候。那还活着并且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人哀求搜尸队：‘我还没有死！我想活！’搜尸队的回答是：‘今天就死吧，省得我们明天再来！’……我曾见过一位幸存者，她哽咽着描述她目睹过的情景：当搜尸队离开万人坑时，那上面覆盖的泥土还在蠕动……”
“乌克兰，欧洲最著名的粮仓，却被斯大林极其所率领的苏维埃政府有意识的饿死了700多万人，而在这期间，全苏联，因为饥饿、疾病、逃荒等多种原因死去的人，总数几乎达到了3000万……”
……
“够了——”
崔可夫大吼着打断了秦卫的朗读……可到秦卫那无辜的表情之后，他又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输了，秦卫已经把“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杀了留西柯夫，我们给你们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