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屋子的人都沉默着，见没有人回应，他突然抬起手朝屋内开了一枪，瞪着血红的眼睛继续喝道：“谁他妈开的枪？”
“我开的。”一个女人举着双手慢慢地走了出来，她站在门口，整了整头上的头巾淡淡地说。那女人瞟了我和宁志一眼，冷漠中带着不屑。
这时一个战士跑到门口说：“报告队长，我方伤亡七人，其中一人重伤，六人……包括北京来的一位首长。”话没说完眼泪已经滚落了出来。
那女人听到这儿呵呵地笑出了声。
宁志见状上前用枪口指着那女人的额头，狰狞地说：“你们枪法好啊，屋里还有几个人？”
那女人被枪口顶得往后仰了一下，脸上还在笑着，说：“那当然了，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东西，反正都是个死，能赚一个算一个。”她说完笑得更得意了。
宁志抡起枪，一枪托狠狠捣在那女人的脸上，那女人闷哼了一声窝在了墙角，脸已经痛得变了形，额角的血滴答滴答地淌了下来。宁志说：“来，再给我笑一个。”
那女人狠狠地瞪着宁志，一言不发。宁志抬腿一脚蹬在那女人脸上，将那女人的头踩在地上，拉了下枪栓对准那女人的头，牙齿咬得咯吱直响，食指在扳机处颤抖个不停。
我知道，郑勇的牺牲使他悲愤难当，我又何尝不想将这里所有的嫌犯活活打死，但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们不能这么做。我轻声唤道：“宁志。”
宁志别过脸，用肩膀擦了擦眼泪，突然爆喝一声：“*。”接着枪口一抬，在那女人头顶开了一枪，子弹擦着那女人的头皮飞了过去。那女人登时吓得瘫软了，裤裆里转眼湿了一大片，眼神中再也找不到刚才的得意和不屑，充满了恐惧后的呆滞。这些亡命徒，仗着我们不会开枪滥杀才这么嚣张，真面对死亡还是一样现出了本性。
这时，孙强冲我们挥挥手，率先拿着枪堵到门口，我和宁志紧跟在他身后，那屋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双人床，床上铺着棉絮外露的被褥，一只铁皮炉内的炭火烧得正旺，上面坐着一只满是油渍的铁壶，沸腾的水汽吹着口哨从壶嘴往外喷着白气。连接的烟囱直直通向屋子后墙高处一扇小小的用报纸糊住的窗户。
突然“嗵”的一声，一个拳头大小黑糊糊的东西从那个通烟囱的小窗外飞了进来，冒着烟落在地上一直滚到孙强的脚边。孙强见状大喊了一声“卧倒”，话音未落，已经反手把我和宁志推出屋子。
一声巨响带着猛烈的气浪将我和宁志生生掀飞，我不确定到底在空中飞了多久才着的地，耳朵里只有嗡嗡的声音，我再次失去了知觉。那种嗡嗡声一直伴随着我，很久后才消失不见。
我恢复了知觉好一会儿，才意识到现场有点儿乱，院子里的战士们明显有些慌了，不知所措地叫嚷着、飞奔着。一时间，我忘了身在何处。
当视听功能逐渐恢复之后，随即感到后背和手臂的剧痛。我慢慢地坐了起来，整个头颅像是要炸开一样疼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一边揉着脑袋一边努力回忆着。
一个战士蹲在我身边，一边扒拉着埋在我身上的砖块，一边晃着我的肩膀喊着：“首长，首长……”看着他冻得发紫的脸庞和急切的目光，我突然间将之前的一切重新回忆起来。我是在战斗中，而这战斗还没有结束。
宁志呢？我第一时间开始四下疯狂地寻找宁志，却只看到两截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残腿，我忙扶着地在那个战士的帮助下站起来，低头检查自己的身体，当看到自己的躯体完整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那个搀扶着我的战士用袖口抹着眼泪说：“队长牺牲了，首长，怎么办……”
队长？牺牲？小战士的哭喊声让我又想起了宁志。
“宁志！”我一边喊一边四下张望，终于在离我不远的那两截残腿下面看到躺着的宁志。刚才我只被那两截残腿吸引了注意力，居然没有注意到残腿下的他。他睁大眼睛望着天空，对我的叫声毫无反应。我像是被一道冰柱一下击中头顶，然后跌入了无底冰渊似的，脚下一软，差点儿跌倒。
我甩开搀扶着我的战士扑上去，将压在宁志身上的两截残腿丢开，拍着他的脸叫道：“宁志，宁志！”一边喊我一边朝他的颈动脉摸去，我早已冻得僵硬的手指已经感受不到脉搏那点儿微弱的颤动了。
突然，我仿佛看到宁志的眼珠动了一下。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身边那个战士：“你看到他眼睛动了吧。”那个战士什么也不敢说，只是蹲在一旁抽泣。我害怕是自己眼花，继续盯着宁志的脸说，“有本事你再动一下。”
但宁志的眼睛再也没动一下，我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几乎无法再支撑自己的身体了。我丧失了去验证他是死是活的勇气，宁可像个疯子一样，不论如何都坚信他还活着。我冲刚才搀扶我的那个战士摆摆手说：“你帮我扶他起来。”
那个战士抹了把眼泪，一个立正说：“是。”上前硬是将宁志扶了起来。
宁志僵硬的身体戳在地上，晃了两下终于靠自己站在那里了。
他，还活着。
我的眼泪顿时潮水般涌出，上前一把将他拥在怀中说：“*，你给老子装死！”宁志一把推开我，跪在地上开始一个劲儿地干呕，伸出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那两条残肢，厌恶地摆了摆手。
“首长。”那个战士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让我瞬间想起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我看宁志八成是被那两条压在身上的残肢吓到了，也没什么大事，放下心来，闭上眼平息一下心绪和呼吸，转过身说：“现在什么情况？”
那个战士说：“歹徒除七人被俘外，其他全部击毙，我方两人牺牲，其中包括孙队。”他说着再次用袖口抹了把眼泪，又说，“受伤人数还在统计。”
我跟着那个战士来到孙强和郑勇的遗体前，站在那里抬着头控制着眼眶里的泪水，久久不忍低头。我怕让别人看到再次流泪的我，更怕看到之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此刻却血肉模糊与我生死相隔。
如果不是郑勇果断地打掉那盏暴露我们的灯，伤亡的数字不知还要上升多少，如果不是孙强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我和宁志推开，我怎会有命站在这里？
一时间我陷入了极度的愧疚和悲哀之中不知所措，任由凛冽的北风冷彻我的胸膛。
那个从烟囱扔下来的自制简易手雷，它将宁志右手的无名指第一截炸飞，我背部也中了三处弹片，手臂多处受伤，所幸都是皮肉伤，并无大碍。但是孙强和屋里两个战士遇难，另外一个战士半边脸被弹片撕裂，毁了容。宁志神情呆滞，在车上任由一个战士帮他包扎断指，他都没有半点儿反应。
我带领着其余的战士，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里搜出六台精密车床，其他简易车床十余台。根据简单估算，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原材料供应充足，认真生产，他们半年可以装备一个步兵师。他们仿制的半自动步枪射程达到500～800米，精度极高。他们仿制的手雷，因为不计危险，所以引爆时间、爆炸半径和爆炸威力完全根据制造者的喜好和当日的心情而定。
所以我和宁志是幸运的，制造者在制造那颗手雷的时候，大概心情不太好，又或许他们喜欢细水长流，所以装药量比较少，让我和宁志捡了一条命，而那屋里的战士和救我们的孙强却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那个被毁容的战士参军不到两年，还没谈过女朋友。
宁志被定为重伤，与郑勇的遗体第一时间被送回北京。走之前不论问他什么，他都呆呆地看着我，不说一个字，我只好按照上级的指示先让他返京疗伤。
我留在平凉，挨个儿审问那些因为我们的战士手下留情，才活下来的七个亡命徒。我只有一个问题，谁是洪古。
最后得到的答案使我半天没回过神儿来——那天屋顶上那个我连正脸都没看到的狙击手就是来自柬埔寨的洪古。
但是活着被捕的这几个歹徒，基本都是这个组织的喽啰，根本没有机会和洪古打照面。他们说此人疑心极重，晚上从不在屋里睡觉，别人也不知道他睡在哪儿。
如此一来，找他们画像的想法可以宣告破产了。眼下，唯一和这个洪古接触最多的，恐怕只有宁志了，我只有赶紧回京和他沟通。
我要赶回北京复命，不能参加一周后孙强和五名战士的追悼会了。看着那些和我年纪差不多，曾经一直追随在孙强身边的战士们，我的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巨石。
我无法也不敢去回忆那晚如同噩梦一样的场景，却不能回避那些战士们眼里的悲伤。他们执意要与我合影留念，我们在中队会议室书有“闪光利剑，忠诚卫士”八个大字的屏风前拍了一张照片。当一个战士把冲洗出来的照片递到我手中时，我觉得羞愧难当。
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说点儿什么。我能说什么呢？难道要对他们说“对不起”或者“节哀顺变”吗？良久的沉默之后，我说：“我请你们喝酒吧。”
长这么大，我从没有主动想喝酒。但那天不知为何，出奇地想。后来我回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经常去喝酒的习惯，就是从那天养成的。我从来没觉得酒好喝过，我只是留恋在半醉半醒之间那种在现实与虚境之间游离的感觉。
高兴了，喝点儿酒，会觉得快乐不会那么脆弱；难过了，喝点儿酒，会觉得痛苦不那么厚重。有人说，喝醉了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惜的是我从来喝不醉，就算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走不了一步像样的路，脑子依然保持着清醒。
这，是另一种煎熬。
尽管如此，每当在深夜带着醉意，独自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时，看到情侣或依偎在一起，或站在那里争吵，看到经营烤串的摊贩趁着城管下班可以悠然自得为食客烤着肉串，看着趴活的出租车司机相互讲着荤段子等待乘客，看着喝醉的老哥儿俩相互搀扶着在墙角一边撒尿一边说着豪言壮语，看着张贴小广告的人在电话亭、公交车站贴下一个又一个“牛皮癣”，看着……看着这些，我就觉得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其实这些，就是正常的生活，我们不能让每个人升官发财、无病无灾，却能保证用他们看到或看不到的付出，用一切去捍卫他们能这样正常地生活。
我在心里对他们说：不管你怎么看待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能随便剥夺你拥有的这份安定和平安。
如果有，我们将为你出征。
那晚，我代那些不执勤的战士向中队领导请了假。领导只是提出要求：穿便装。
他们带着我，一行七八个人到了一个烧烤摊。他们说他们喜欢这口儿，我知道他们是为了帮我省钱。
大把的肉串就着白酒，一口一口往肚里送，谁也没有含糊，只要有人举杯就大口地喝。吐了，接着来，实在喝不下，就用啤酒送白酒。吓得其他食客纷纷结账走人，躲我们远远的。摊主尽管满脸的迟疑，见我们人多势众始终没敢说什么。
我站起身问他：“老板，多少钱？”他说：“一百……算了，你给一百吧。”
我摸出三百块钱塞到他手里说：“少了你问我要，多了你留着，我们喝够了就走。”
等我再次坐下，坐空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四仰八叉的，上来两个战士扶我，没站稳，也全摔倒了。看着我们几个人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三个也坐在地上一起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泉水一般涌了出来，怎么也止不住。
笑着，喝着，喝着，哭着，就那么喝到半夜。我们起身要走时，中队的一个副队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身后，眼里噙着泪水看着我们。他身后的路边停着两辆车。他说了句：“上车吧。”抹了把眼泪钻进了车内，一直到中队也没有说一句话。
临行前，我去看望孙强的妻子。那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见到她时她发髻上别着一朵白色的花，把我和中队一个领导让到客厅沙发上泡了茶，上了烟，然后就不停地在屋子擦家具，擦得很仔细，每个角落都不放过，一遍又一遍。
我说：“嫂子，您坐会儿吧。”
她操着河南一带的口音说：“我不能停下来，手头没事做就更难受，我必须不停地干活，你们可千万别埋怨我啊。”她说着开始擦我们面前的茶几，觉得有些不妥，停了下来说，“对不起，你们别多想，我不是赶客人。”又给我们让烟，并坚持要给我们点上。
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将那个装着我所有积蓄的大信封放在茶几上，说：“这个您收下，我的命是孙强救的，以后我会常来看您。”
相对无言，我起身告辞，刚出门没走多远，就听到孙强妻子的哭声。我抹了抹溢出眼眶的眼泪，大步朝前走去，将跟我一同来的中队领导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想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却发现卑微的自己怎能承受起如此厚重的责任。
我辜负了上级的期望，交付给我的任务我一样没有完成，还拖累了孙强，如果不是我，他怎会屈死在一颗劣质的手雷下，就连我身边的搭档我都没能保护周全。
我宁可那个死在洪古枪下的是我，哪怕替代宁志断掉一根手指也好，偏偏我全须全尾地回来了。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并不是惧怕如何应对上级的斥责，而是那浸满战友鲜血和生命的失败，我不知道耗尽我一生，能否把心中的内疚平息万分之一。
回北京的飞机上，望着舷窗外梦幻般的云海我再一次泪流不止，空乘小姐递给我一包纸巾问道：“先生您需要帮助吗？”
我看着那张笑脸在投进舷窗的阳光照射下格外的灿烂和甜美，不禁心有感慨，也许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付出我们的一切，只为他们能在这阳光下灿烂地微笑。
我想如果孙强和郑勇看到此情此景，也一定会赞同我的想法，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用实际行动去诠释我们曾在国旗下宣读的誓词。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战友，你们的牺牲将永远激励我用生命的全部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