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共产党小组的诞生
谈及长沙共产党小组的建立，就不得不提起毛泽东和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其成员有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陈书农等人。1918年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最后一年。新民学会成立两个月后，大家都面临着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正在这时，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在全国风靡开来。许多湖南第一师范的莘莘学子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同年8月15日，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从长沙出发直奔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家乡、踏出湖南这片热土。
抵达北京后，毛泽东住进了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的住所。与他随行的同学都考进了北大的预科班，为赴法留学做准备。毛泽东则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报考北大，而是通过恩师杨昌济的帮助进入北大图书馆当起了助理员。虽然每月只能领到微薄的薪水，但是能够徜徉在北大图书馆知识的海洋里，并结交到当时的名流学者或有志青年，这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是一件比物质回报更加珍贵的收获。
毛泽东在李大钊的手下工作，自然深受李大钊的言行影响。他曾在天安门倾听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曾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撰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逐渐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给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萧子升、蔡和森等人送行。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湖南进步青年的斗争运动转为“驱张运动”。毛泽东是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为了撤惩军阀张敬尧（湖南省长兼督军），毛泽东作为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逗留北京期间，毛泽东与李大钊等人密切联系，并从他们那里阅读了许多介绍俄国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为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京逗留四个月后，赶赴上海引导湖南自治运动。在上海期间，他到渔阳里2号拜访了陈独秀。多年之后，毛泽东谈及这段往事时说：
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
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候，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与“南陈北李”两位思想巨人的谈话后，毛泽东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驱张运动”成功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一边开展湖南自治运动，一边与友人创办文化书社，为湖南新文化运动打开了良好局面。此外，他还与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8月13日，毛泽东接到蔡和森从法国寄回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热火朝天地开展“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开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时，仍与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保持着频繁的联络。
蔡和森在信中首先介绍了自己在法国的研究心得，并提出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他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她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她，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这封信对毛泽东筹建党的早期组织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同年11月，毛泽东又收到陈独秀、李达从上海寄来的信。随信而来的，还有《共产党》月刊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文件。
1920年冬天，在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的积极努力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