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监干政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明朝初创时期，太监的权力不大，并被严格限制干政，而从永乐朝开始，部分宦官开始拥有一定的权力；从明宣宗时期开始，司礼监地位得到提高，太监开始尝试着干政；到了英宗时期，太监开始掌权，司礼监的权力成了能与内阁抗衡的内廷机构；明中叶以后，好几位皇帝长时间居于后宫，或荒嬉享乐，或炼丹吃药，怠政严重，宦官乘机掌控朝中权力，而皇帝也靠宦官来掌控朝局，制约朝中大臣，因而，宦官的权力便越来越大。
而且，明朝的好几位皇帝都是很怪异的，对特殊玩乐活动的兴趣和爱好胜过对处理朝政的重视，比如，明宣宗朱瞻基爱好斗蛐蛐；明宪宗朱见深迷于炼丹方术，好女色，喜猛兽等；明武宗朱厚照酷爱玩乐，喜欢奇珍异兽；明世宗朱厚璁也很爱好炼丹方术，着迷于仙道修养；明穆宗朱载垕贪爱女色，好食药蠢，最后死于女色；明神宗朱翊钧特喜欢敛财聚宝，是一个大财迷；明光宗朱常洛喜好吃药、炼药，并纵欲无度；明熹宗朱由校酷爱木工活，对他来说，干木匠活比当皇帝更过瘾，等等。
“来人，赐毒酒！”真是君王面前不留情，他又怎能说忘就忘。
还记得几个月前特还是一个叫花子，对她浓情蜜意，此刻却成了堂堂帝王，她在他面前只能君臣，不可，情爱。
恨不能，说明了真相。如果，能有时空机器，她有何尝不愿回到过去。
那样至少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她流了泪。
明朝这些皇帝对于他们的特殊爱好，不是一般的满足兴趣，而是宁肯懒政甚至怠政，也要沉溺于他们的玩乐之中，因而，对于朝中政事的处理便失去兴趣，因而影响了治国理政。同时，这些皇帝大都是权力欲很强的，他们虽然执迷于特殊的玩乐，但都不但不放弃权力，而且还竭力想强化皇权，于是，他们便利用他们所宠信的宦官来替其掌控权力，而宦官代理皇帝掌权，比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等，让司礼监掌印太监代掌东厂等特务机构，对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监督和制约等，这自然让太监能有机会掌握很大的权力，明朝的宦官们便是利用皇帝懒政、怠政的特点，乘机大肆揽权擅政。
明朝宦官擅权干政的现象很值得重视，太监干政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太监权力过大，特别是掌控着有特殊权力的特务机构，这对于行政机体的侵扰是非常严重的，影响政治管理体制的正常运转，使管理出现畸形的发展，专权、腐败、贪腐现象严重，太监干政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明朝的败亡对后世该视为是长鸣的警钟。
明朝太监
第一，明朝宦官对权力掌控的现象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在明朝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而并非一开始就有，明初，宦官的地位不高，权力不大，而且，被严格限制干政。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朝廷开始设立司礼监，起初，司礼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宫廷礼仪，纠察内官违犯礼法的行为，属于典礼纪察方面的工作明朝太监干政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明朝初创时期，太监的权力不大，并被严格限制干政，而从永乐朝开始，部分宦官开始拥有一定的权力；从明宣宗时期开始，司礼监地位得到提高，太监开始尝试着干政；到了英宗时期，太监开始掌权，司礼监的权力成了能与内阁抗衡的内廷机构；明中叶以后，好几位皇帝长时间居于后宫，或荒嬉享乐，或炼丹吃药，怠政严重，宦官乘机掌控朝中权力，而皇帝也靠宦官来掌控朝局，制约朝中大臣，因而，宦官的权力便越来越大。
而且，明朝的好几位皇帝都是很怪异的，对特殊玩乐活动的兴趣和爱好胜过对处理朝政的重视，比如，明宣宗朱瞻基爱好斗蛐蛐；明宪宗朱见深迷于炼丹方术，好女色，喜猛兽等；明武宗朱厚照酷爱玩乐，喜欢奇珍异兽；明世宗朱厚璁也很爱好炼丹方术，着迷于仙道修养；明穆宗朱载垕贪爱女色，好食药春，最后死于女色；明神宗朱翊钧特喜欢敛财聚宝，是一个大财迷；明光宗朱常洛喜好吃药、炼药，并纵欲无度；明熹宗朱由校酷爱木工活，对他来说，干木匠活比当皇帝更过瘾，等等。
明朝这些皇帝对于他们的特殊爱好，不是一般的满足兴趣，而是宁肯懒政甚至怠政，也要沉溺于他们的玩乐之中，因而，对于朝中政事的处理便失去兴趣，因而影响了治国理政。同时，这些皇帝大都是权力欲很强的，他们虽然执迷于特殊的玩乐，但都不但不放弃权力，而且还竭力想强化皇权，于是，他们便利用他们所宠信的宦官来替其掌控权力，而宦官代理皇帝掌权，比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等，让司礼监掌印太监代掌东厂等特务机构，对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监督和制约等，这自然让太监能有机会掌握很大的权力，明朝的宦官们便是利用皇帝懒政、怠政的特点，乘机大肆揽权擅政。
明朝宦官擅权干政的现象很值得重视，太监干政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太监权力过大，特别是掌控着有特殊权力的特务机构，这对于行政机体的侵扰是非常严重的，影响政治管理体制的正常运转，使管理出现畸形的发展，专权、腐败、贪腐现象严重，太监干政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明朝的败亡对后世该视为是长鸣的警钟。
明朝太监
第一，明朝宦官对权力掌控的现象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在明朝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而并非一开始就有，明初，宦官的地位不高，权力不大，而且，被严格限制干政。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朝廷开始设立司礼监，起初，司礼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宫廷礼仪，纠察内官违犯礼法的行为，属于典礼纪察方面的工作，它很可能是由之前的典礼纪察司改变而成的。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整顿宦官机构，司礼监的职权被相应调整，改变为负责掌管婚丧祭礼仪、赏赐笔墨书画、督导光禄司供应皇宫筵宴等事务，此时的司礼监仍排列在内监之后，不过，由于司礼监新增了掌御前勘合、内使出门马牌等机要工作，这使得司礼监的地位有所提高。
明初，朱元璋吸取了历朝历代宫中的管理经验，在司礼监初建立之时，便非常重视防范宦官干政。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评论宦官时，朱元璋曾说：“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可见，朱元璋还明令内侍毋许识字。其实，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就专门下令铸造一铁牌，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他还下令将此牌悬置于宫门，并敕令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内廷包括司礼监，在朱元璋掌权时是被抑制的，宦官不允许揽权，宦官对政局并没有能产生大的影响。
朱元璋画像
第二，永乐时期，司礼监仍属一般衙门，但部分宦官已开始拥有权力，太监的地位有所提高。
燕王朱棣为了抗拒建文帝削藩，并乘机抢夺帝位，他发动了“靖难之役”。朱棣在率兵南下攻金陵城时，出来率燕军攻击建文朝的军队外，还收买朝中的大臣和皇室成员，并暗中联络和收买宫中的宦官，利用宦官来通报消息和联络朝中大臣，因而，有些宦官对朱棣在“靖难之役”取得胜利，使他能最后夺位成功是有贡献的。朱棣也因此开始重视宦官的力量和作用。
朱棣登基之后，对宦官比较重视，为了对付建文朝的旧臣，以强化永乐朝的皇权专制统治。朱棣随即一改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规则，给予他所信任的一些宦官有一定的权力；而且，为了对付外朝的文武大臣，朱棣开始提高司礼监的地位，逐渐默许其参与政事。比如，让宦官掌东厂、监京察、守备南京、出镇各地、领船队下西洋等。在永乐一朝，宦官已不再像朱元璋在世时的洪武年间那样被限制干政了，可以说，是朱棣让宫中的宦官开始“翻身”了。
朱棣画像
第三，明宣宗时，司礼监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司礼监的领头的太监开始尝试着干政。
明宣宗朱瞻基在他父亲仁宗朱高炽登基不到十个月之后便继位了。仁宗确实比较仁善，他当皇帝的时间很短，但却做了不少好事，在位期间，朱高炽为政开明，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赦免了建文朝时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特别是在军事上修整武备，停止了永乐朝的大规模用兵政策，使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为“仁宣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洪熙时期，纠错平反，停止用兵是其政策的主旋律，仁宗并没有着力于强化皇权方面，因而，在仁宗时期，太监依然像原来一样，并没有能增加权力。
可是，明宣宗朱瞻基与他父亲不一样，他的性格更像朱棣，他有气魄，有雄心，是一位想有大作为的皇帝，他喜欢学他爷爷而不是他父亲的样子。所以，在宣德年间，朱瞻基为了巩固皇权，开始加强内廷，使司礼监的权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明宣宗朱瞻基亲自掀开了宦官干政“序幕”，他改变了朱元璋时期对待宦官的一项重要限制，朱元璋规定内侍不允许读书识字，可是，到了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却亲自下令，在宫中特设“内书堂”，让内侍有了读书的地方，并令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识字，从而，朱瞻基废除了明太祖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制。从此，司礼监下面便长期设有“内书堂”，请朝中的博学大臣，专门负责教授宦官读书。而从“内书堂”学成出来的年轻宦官，便成了二十四衙门的“人力资源”。而宦官有了文化，参与政事就变得“大有可为”了。此后，“内书堂”输送出去的宦官有负责记录御前文字的；有负责掌封进本章的；有负责发行谕批的等等。
宦官常伴随于皇帝身边，而且又有了文化知识，这使宦官干政不但有了机会，而且还有了掌握权力的学识和谋略，这使宦官干政现象很难避免了。
司礼监
第四，从英宗开始，宦官开始掌权，内廷中宦官所掌控的司礼监的权力越来越大，朝政大事的制定和实施都绕不过司礼监，司礼监成了可以与内阁抗衡的权力机构。
明宣宗去世后，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时才九岁，主少国疑，众臣曾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但被张氏拒绝，张氏只是在幕后支持年少的朱祁镇。张氏很明智，他既不但不垂帘听政，而且还严令外戚不许擅政，而且，更重要的，她绝不允许宦官干政。
当时，太监王振经常伴随朱祁镇左右，太皇太后张氏担心王振揽权，多次训斥他，严令他不许干坏事，有一次，还特意在朝中大臣面前，将王振召来，警告王振不许干预朝政。因而，在张氏在世时，王振比较老实，不敢胡作非为；而且，当时辅佐明英宗的有宣宗时的旧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是贤能大臣，也决不允许宦官干政，因而，此时，王振是没有机会擅权的。
可是，正统八年（1443年）到正统十一年（1446年）的三年时间内，太皇太后张氏和朝中“三杨”重臣都先后去世，而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八年（1443年）亲政，没有太皇太后张氏的管束，又没有“三杨”的辅佐，朱祁镇开始放飞自我，甩开手来处理政事，而他不喜欢大臣们对他的约束，便重用了懂得奉承的宦官王振等，于是，以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便逐渐增加了权力，英宗用他们来制衡文官集团，而王振等利用英宗进行专权干政。
明英宗画像
王振没有太皇太后对他的制约，他开始大肆揽权，他首先是请求英宗将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写着“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自己感到扬眉吐气了。随后，王振还大兴土木，为他自己建府邸，并且，他还大修智化寺，求佛赐福给他。
接着，王振利用专权朝政的机会，提拔奉承他、贿赂他的听话官吏。比如，工部郎中王佑善于阿谀逢迎，有一次遇到王振，王振问他为何没有胡子，王佑竟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是因为“老爷”王振没有胡子，所以，作为“儿子”的他也不敢蓄胡子，王振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知道王佑很顺从听话，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类似的，徐睎和王文因也善于谄媚拍马，也被王振分别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死心塌跟随他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到各机构去，为他掌控朝中的一些部门。
王振越来越肆无忌惮，在他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之后，他便对违背他意愿的大臣肆意进行处罚和贬黜，比如，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奉天殿遭雷击，被击去一角，英宗下旨求言诏，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建议，王振知道后，认为刘球是在劝英宗削掉他的权力，于是，王振十分恼火，下令将刘球逮捕入狱。再如，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责骂太监员宝，王振知道后非常愤怒，他把石碌逮捕至锦衣卫大牢。
然而，王振的这些肆无忌惮的恶劣行为不但没有受到明英宗的责备，而且，还得到了明英宗的默许。明英宗对王振非常信任，也很是尊重，他一直称王振为“先生”，连名字都不叫。这使得王振越来越狂妄，朝中各种身份的人，凡是惧怕王振权力的，都大肆奉承他，比如，有些王侯、公主称王振为“翁父”；有些趋炎附势的大臣更是无耻地认王振为“干爹”。
王振（剧照）
从“麓川之役”开始，王振便跟随在英宗身边，找机会揽权，当时，因为有王太皇太后和“三杨”的制约而没有能得逞，可是，英宗亲政之后，王振便不受约束了，他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惨剧发生。据说，“土木堡之变”是因为王振接受瓦剌的贿赂，但他受贿之后，减少对瓦剌太师也先得赏赐，这才引起瓦剌军率兵入侵的。
恶有恶报，王振极力劝英宗亲征，以达到他展示自己权力、并进一步争功擅权的目的，可是，最后却导致英宗被俘，而王振也被明军中愤怒的将领杀死了，这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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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后，朝中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英宗被虏，景泰帝朱祁钰即位，而后，英宗被接回京城，当了太上皇，再后来，朱祁镇又搞政变，夺回了皇权。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成功之后，下诏为王振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造雕像，为王振祭葬招魂，而且，还在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王振的亡灵。英宗的荒唐举动让朝中的宦官的野心更大了。
显而易见，正是在正统、天顺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掌皇权的时期，宦官的权力得到大肆膨胀，太监才开始明目张胆地擅权。而有了英宗朱祁镇对宦官的提拔、信任、纵容，甚至尊重，才使明王朝太监干政形成了一种定势。
英宗之后，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等明朝皇帝，都有懒政、怠政现象，他们利用宦官代行皇权，以抑制朝臣，而宦官代行皇权理政便成了明朝的一个重要特点。于是，明朝中叶之后，便屡屡出现专权擅政的宦官。
比如，宪宗成化时期，有了建立和执掌“西厂”的汪直；武宗正德年间，出现了气焰嚣张、指派部下掌控东、西厂并新建内行厂的刘瑾；万历年间，出现了与张居正联手、擅权揽政的冯保；明熹宗时期，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等等。
宦官专权成了明朝专制政权的一个怪胎。司礼监宦官利用代行皇帝“批红”的特殊权力，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干预明王朝的中央决策，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明朝军事、经济、和律法等方面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第五，司礼监从正统年间开始，便形成较完整的组织结构，而掌印、秉笔太监因其特殊的职权，分别成了内廷中权力最大的第一、第二号人物，成了内廷中的“元辅”和“次辅”。
明朝的宦官机构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俗称“二十四衙门”，这形成了内廷的主要机构。
“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司设监、御用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而“四司”包括惜薪司、钟鼓、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包括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毫无疑问，司礼监是“二十四衙门”中权柄最重的一个行政机构，内廷的司礼监与外朝的内阁成了明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核心行政权力机构。《明史》有明确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沈德符说：“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睑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为司礼矣。”（《万历野获编》卷六）
具体说，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名，掌印太监一名，秉笔、随堂太监四到八名，掌司、典簿太监若干名。提督太监为内廷统领，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在司礼监内居住，有长期值班的性质；掌印、秉笔和随堂太监主要负责协助皇帝并与外廷沟通。秉笔太监由于掌管批红、传宣谕旨和提督东厂，权力很大；而掌印太监由于负责核审和最后的盖章，成了内廷中权力最高的人，因为没有盖章，行政文件便发不出去，掌印太监成了政策推行的最重要的“掌门人”。此外，随堂太监负责大臣奏章的收藏和整理等。
明代刘若愚说：“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刘若愚《明宫史·木集》）沈德符也说过：“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万历野获编》卷六）
简而言之，掌印太监犹如“元辅”，与内阁首辅权力相当；而秉笔太监掌东厂，犹如“次辅”，而随堂太监等相当于“众辅”，内廷与外庭形成的制衡的局势，而宦官权力能左右朝局。
在明宣德时期，太监开始揽权，而正统以后，司礼监逐渐成了内廷的核心机构，其实权已经能与外廷的内阁不相上下，俨然是另一“内阁”，后来，司礼监的权力甚至还能制约内阁。所以，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与内阁首辅的柄机相当，掌印太监成了“内相”。到明武宗时候，司礼监的太监，主要是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随堂太监中的管文案的，因“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参看（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卷 33），具有了独特的权力。
司礼监所掌控的机构东厂等，其特殊权力非同寻常，是皇帝控制朝中众臣的重要机构，同时，也是太监干政的特殊工具。东厂因其内署机构位于东上北门而得名，而其外署机构则位于东安门以北东厂始设于司永乐十八年，最高领导为钦差提督东厂官校办事，简称“提督东厂”，或称为“厂公”“督主”。这“厂公”一般由一位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可是，东厂名义上是隶属于司礼监，但“厂公”却不归司礼监的首领管理，而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直接向皇帝报告，所以，“厂公”的地位极高。沈德符指出：“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万历野获编》卷六）显然，东厂不属于司礼监管辖，而是由皇帝直管，虽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任东厂提督，但他向皇帝汇报时，连掌印太监都必须回避。东厂的权力犹如外廷的都察院，所奏的皆是“机密事”，所以明史说“东厂权如总宪”。
东厂官员（剧照）
礼监所属的另一机构是“内书堂”。就像上面所说的，这是一个教授宦官读书识字的教育培训机构，宣宗帝违背了朱元璋的政策而设立了这一教育机构，让一些聪明的小宦官能有机会读书认字，此后，大学士 、翰林 、各部尚书等都成了内书堂的教师。其实，“内书堂”就是宦官的人才培养中心，从其中走出的人才到了各机构去任职，而常常有司礼监的太监头领来暗中掌控，这对朝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司礼监的另一下属机构是礼仪房。礼仪房是很有特殊趣味的内廷机构，它为皇帝的后妃们所生的皇子和公主们提供最好的奶妈，负责照顾皇公主们，比如，在孩子们满月后替他们理发；在孩子们满百天后为他们乳名等，礼仪房的奶妈们负责照顾皇子、公主，一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才算结束。礼仪房的太监常年服务于内宫，是接触后宫皇后嫔妃和皇子、公主最频繁的一群人，他们常常是通报后宫消息的灵通人。因而，也是有一定的权力的。
明代中后期大多数皇帝不喜欢按部就班地上朝治国理政，而是喜欢深居宫内，按自己的爱好来玩乐，而内阁所拥戴的专制集权制对于这些有奇怪兴趣的帝王们来说，是一种严厉的限制，是很难容忍的，于是，皇帝们借助于宦官的力量，着力争取他们的“自由”。
在明代，监（司礼监）阁（内阁）体制在权力的牵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让明朝中央朝廷的管理机制保持正常运转，但宦官祸政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毕竟，宦官代行“批红”“掌印”，掌控特务机构，控制部分京都兵权，以及干预“三法司”，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党同伐异、贪财敛财，使明朝的政局在后期很多时候成了宦官的朝政，可见，司礼监是明王朝中后期皇权专制主义发展孕育而成的一个政治“怪胎”，对明朝的危害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