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
——朱克靖
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
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身心为党国，一死何足愁。
——朱克靖
朱克靖（1895~1947），湖南省醴陵县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冬，朱克靖受中共北方区委的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7月，被派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7月，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顾问兼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苏中三分区专员、浙西行政公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秘书长、山东野战军联络部部长。1947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10月在南京郊外英勇就义。
有为青年
朱克靖1895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被送入本乡族学读书。朱克靖不但天资聪颖，而且非常刻苦，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开蒙课本背诵熟练。连老师都赞叹，教这样的学生，自己都感到有些不能胜任。后来朱克靖又攻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类的书籍，学识日渐广博，写作能力也很快增长。朱克靖不仅读书刻苦上进，而且还拜拳师学会一些武术，成为当地著名的有为少年。
14岁时，朱克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醴陵县城的中学堂，由于家中贫困，一度辍学，得到族人的出资相助才得以继续读书。在中学时代，他接触到现代教育，尤其是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的视野再加开阔，思想更加进步。朱克靖决心出外见见世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不久，朱克靖到湖南长沙第一中学读高中，1918年毕业，次年，24岁的朱克靖考取了北京大学。1919年的夏天，朱克靖来到北京。此时的北京大学，西学术交融，古今百家争鸣，是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中国新一代的革命者。朱克靖常听演讲、参加学术交流会，并常与进步人士接触，思想有了巨大进步，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逐渐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2年，27岁的朱克靖在北京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远东各国共产党培训干部。1923年的冬天，朱克靖受组织选派去苏联学习。朱克靖化装成去西伯利亚的伐木工人，从东北进入苏联。1924年春进入俄罗斯东方大学。
初到莫斯科，语言不通，文字也看不懂，很不方便，朱克靖决心快速掌握俄语。于是他借助法文，刻苦学习俄语，几个月里，一本《法俄字典》总被他带在身边，认真记背词语，还经常找人对话，纠正自己的发音，终于在短时间内掌握了俄语，开始阅读俄文版的书籍。
扫除语言不通的障碍后，朱克靖又用一年时间，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思想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之中
当朱克靖在苏联刻苦学习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正在迅猛发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国共合作，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急需军事人才从事军队工作，在苏联学习的朱克靖接到了调动回国的命令。
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病逝，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积极准备北伐。并将大元帅制的军政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将所辖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及粤、湘、滇、桂等地方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李富春、廖乾吾、林伯渠等一批优秀干部，分别到各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开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旧军队的改造。
1925年7月，朱克靖抵达广州后，接受党的命令，于8月间到第三军就职，担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是由滇军改编的，军长朱培德，参谋长黄实，下辖第七、八、九三个师。这支部队成分复杂，军阀习气浓厚，许多人吸食鸦片，战斗力不强。因此，对这支部队的改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听取了周恩来、陈延年关于第三军情况的详细介绍之后，朱克靖深感肩上的担子很沉生，随后，他带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前往赴任。
到任的朱克靖首先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改变部队的精神面貌，并按照国共两党的协定，在军、师两级设置政治部，向各团、营派遣了政治指导员。接着，他又倡议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向中、下级军官灌输革命思想。学校由朱培德兼校长，朱克靖兼党代表。朱克靖亲自给官兵上课，讲授“国民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专题，激励部队的爱国热情。经过短期政治教育，逐渐扭转了部队的封建陋习，启迪了民主之风，有效地促进了第三军的改造，增强了部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10月，国民革命军主力第二次出师东征军阀陈炯明，第三军负责护卫广州。此时，盘踞在南路、海南一带的军阀邓本殷部队，乘虚进犯西江，直扑江门，威胁广州安全。广东国民政府急调第三军及第四军的第十师前往拒敌。由朱培德、朱克靖和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及随军的苏联顾问马嘉利组成南征指挥部。途中，朱克靖一面协助朱培德指挥部队进剿，一面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军队所到之处，他都要领着政工人员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打倒帝国主义，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10月29日，首战告捷，击败邓本殷北犯军队的主力。随后一路势如破竹，在年底先后收复高州、雷州，把邓本殷赶回了琼州（海南）。1926年2月，又渡海消灭了海南岛上的残敌，南征胜利结束。
正当革命力量蓬勃发展时，国民党右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一个命令，要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假装“惊异”，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以此为借口，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此时，朱克靖所在的第三军正在粤北的猎德前线与北洋军阀的部队对阵，留守广州的第三军军官学校，在教育长熊式辉的指挥下，极力配合蒋介石反共。消息传到前线，朱克靖极为愤怒，要求军长朱培德处分熊式辉。朱培德出于私交，为熊式辉开脱，但朱克靖毫不妥协。最终，朱培德下令撤销熊式辉的教育长职务，并对受迫害打击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慰问。朱克靖的据理力争，有力制止了蒋介石挑起的反共事端在第三军中的蔓延。
“中山舰事件”一方面暴露了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摩擦。朱克靖早知朱培德平日就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于是与周恩来等同志商量，决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广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使各派系军阀互相遏制。
于是，朱克靖说服朱培德出面联合由地方实力派掌握的第二、四、五、六军，向蒋介石的不轨行为提出抗议。蒋介石不慑于地方实力联手对付他，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把事态继续扩大。些事过后，中共两广区委和苏联顾问的充分肯定了朱克靖的做法。
1926年6月，年过30岁的朱克靖迎来了自己的结婚大事。妻子肖仲之出身于江西萍乡县一户书香人家，晚清时两代都有人任翰林。肖仲之幼年丧父，家道衰落，随母亲寄居在北京的外婆家。经哥哥肖复之介绍，来广州与朱克靖完婚。朱克靖的好友叶挺、李富春、蔡畅、廖乾吾、郭沫若及苏联顾问马嘉利等人都来参加婚礼。不久，朱克靖便告别新婚妻子，踏上北伐的征程。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兵分两路，出师北伐。朱克靖所在的第三军是东路军的左翼，部队从猎德挥师，沿北江进发，第
一仗攻下乐昌，随即翻越南岭，进入湖南境内。当时，西路军已从衡阳、株洲过境，兵临长沙，第三军随后而行，没有多少战事，很顺利地到达醴陵，准备从这里进攻江西。
经过休整，第三军向江西进发，一鼓作气攻下萍乡。沿途，朱克靖始终与士兵同甘共苦，爱和士兵谈心，从不摆官架子，大家都非常爱戴他。按规定，当时军部长官每人配给一乘四人抬的轿子，朱克靖读书多年，眼睛近视，戴着眼镜，行军并不方便，便他不愿坐轿，推辞说：“现在是民主革命时期，讲究平等，我为什么要别人抬着走呢？”他用自己的行动鼓舞着士气，也影响了一些军官，军中风气有所改变。
9月，第三军与东路军各支部队会合，对南昌取包围之势。由于蒋介石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师被孙传芳部击溃，影响了围攻南昌的战斗，第三军移赣西北驻防待命。10月初，北伐军重新组织攻城，第三军负责夺取南昌郊外的牛行车站，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朱培德在强敌面前，一筹莫展，只得撤回兵力。当时，有些旧军官以为是溃败，竟临阵逃脱，引起了部队极大混乱。朱培德见状不妙，赶紧骑着高头大马前往弹压，也收不住阵脚。危急关头，朱克靖率领一批政工人员赶到了前沿阵地，一面组织后续部队抵挡敌军的反攻，一面整顿撤下来的部队继续投入战斗，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损失。事后，朱培德很感激地夸奖朱克靖及他领导的政工人员说：“别看我手下这些军官都已身经百战了，可是真刀真枪拼起来，倒不如你带领的那班青年学生。”
不久，北伐军先后收复了武汉、南昌、上海和南京，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这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把中国问题列为中心议题之一。朱克靖由于正在前线督师，没有与会，但仍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帝国主义者看到北洋军阀失败，便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扶植蒋介石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围绕着广东国民政府迁都之争，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江西处于中间地带，武汉革命政府和蒋介石双方都在竭力争取，而驻守江西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则举棋不定。在此情况下，朱克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朱培德与武汉革命政府的合作。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爪牙暗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隔了10天，又派兵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封闭了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紧接着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和市总工会。为了把蒋介石的势力从江西驱逐出去，制止时局逆转，3月29日，朱克靖从武汉邀来国民革命军代理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到江西争取朱培德反蒋。经朱克靖、郭沫若的说服，朱培德明确表示倾向武汉革命政府，从而制止了蒋介石向西发展的野心。武汉革命政府的力量，随即从两湖发展到江西。接着，武汉革命政府于4月4日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克靖为省政府秘书长。朱克靖代表省政府出席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就职仪式。
不久，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江西，进而夺取武汉。蒋介石为了拉拢朱培德，对其许以高官厚禄。朱培德在蒋介石软硬兼施的诱迫下，公开倒向南京政府。6月5日，朱培德开始“礼送共产党人出境”，把第三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赶出江西，朱克靖也受到排挤。
许多共产党员在撤离江西时，遭到反动派的杀害，为防万一，他派人将妻子肖仲之经九江送往武汉，然后自己离开江西，经铜鼓进入湖南。路上，他买了一担皮箩，装成做生意的，回到醴陵东乡温泉的姐姐家。然后，又乔装改扮，从东乡乘炭船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江西的情况。经长沙时，已是“马日事变”之后，湘江两岸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警。朱克靖乘坐的船没敢停靠，鼓起风帆，顺流而下，闯过了检查关。
7月，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与蒋介石合流，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熟知情况的朱克靖被秘密派回南昌，策动第三军旧部参加起义。朱克靖到南昌后先找到了朱德，在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内部撒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军所部3万余人，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南昌起义”。
起义胜利后，部队编为三个军。朱克靖被任命为第九军党代表。不久，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沿闽赣边南下。10月，在广东潮汕地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损失惨重。朱克靖突出重围，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就样，他开始了10年的艰难奔波。
回到革命队伍
南昌起义部队失败后，朱克靖只身潜入广州，希望找到党组织。然而，广州经过“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于朱克靖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认识的人较多，不能久留，他便混在人群中买了一张火车票，沿粤汉线北上，赶到武昌。当时武汉反动派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同样笼罩着恐怖气氛。朱克靖找到妻子肖仲之后，马上匆匆忙忙地携带家眷去了北平，暂在岳母家避居。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朱克靖隐名埋姓，租种了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的一个葡萄园，他一面自食其力，一面努力寻访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秘密活动，一时难以联络上，朱克靖焦急万分。他自幼读书，不事耕作，所以家中时常断炊，他的长子就是死于贫困之中。
后来又添了文泉、秀麟两个儿子，在生活的驱使下，朱克靖只得改行，经人介绍，化名李有才，在北平附近的遵化县任教。
1932年，朱克靖遇上幼年时的同学罗征书，此时罗征书正在广西师专做庶务，邀朱克靖到桂林教课。于是，朱克靖举家迁到桂林，以李竹怡的化名，到广西师专任教。
两年后，白崇禧到桂林游玩，有人悄悄地把朱克靖的情况告诉了白崇禧。白崇禧听说朱克靖已脱离了共产党，便吩咐准备宴席，并派吉普车去接，想劝说朱克靖归顺自己。朱克靖知道来者不善，托辞推脱，后在同乡好友的帮助下，全家逃离桂林，几经辗转，流落到长沙。此时，朱克靖已身无分文，迫于生活，只得忍痛将年幼的儿子秀麟送人，然后，取道江西去投奔妻舅文群。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国共两党共同公布“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协定，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市公开挂出了牌子。朱克靖经过10年的艰难奔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极为振奋，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要重归战场，请缨杀敌！”
朱克靖把妻子儿女送回醴陵家乡安置，并委托友人说：“如有机会，请把我的家属转移到延安去。”安排好这一切，他便急切地奔往南昌，投身抗战行伍。
智勇双全
朱克靖犹如归心似箭的游子，急速赶到南昌，终于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党组织征求他安排职务的意见时，朱克靖说：“无论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只要对抗战有益。”
叶挺对朱克靖十分尊重，提议要留他在军部工作。1938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在南昌编成，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时年43岁的朱克靖任军政治部顾问兼直属战地服务团团长。
战地服务团直属政治部领导，专门负责宣传、民运工作，其成员大多数是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来的爱国青年，有新闻工作者，也有作家，但比重最大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分成戏剧、绘画、歌咏、通讯、民运等几个大组，其中，民运组人数最多。朱克靖对服务团的创建和发展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开始时，服务团的男青年大都西装革履，女青年则烫发穿旗袍，比较自由散漫，因此也受到一些批评。但是，朱克靖看到了他们的朝气蓬勃，觉得他们离开大城市投奔新四军，有很高的抗日热情，而且很多人有一技之长，他便加以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克服思想上的
问题，与抗日军民生活在一起。战地服务团成立了一个剧社，朱克靖带着这批青年跋山涉水，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演出，有时还把《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送到前沿阵地。不到一年时间，他们行程2万里，足迹踏遍苏、浙、皖、赣4省，有效地宣传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
1940年6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受蒋介石指使，企图阻挡新四军向江北发展，拉拢泰州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阻击新四军。因为李明扬在北伐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旧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考虑到朱克靖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委任他担任新四军联络部长，负责统战方面的工作。陈毅为了争取李明扬和李长江，避免内战，特致书朱克靖，邀他从江南赶来，赴泰州谈判。
陈毅为朱克靖的泰州之行，曾写下了《送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的诗句：
停骖问我意何如？词婉情真再致书。
军令今当斩马谡，歧途何事泣杨朱？
仲连智免蹈东海，武穆冤成走传书。
凭君寄语强梁辈，摩擦自戕慎厥初。
朱克靖轻骑泰州，对李明扬、李长江晓以民族大义，陈述了“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的道理，并揭露了蒋介石等顽固派借刀杀人，削弱抗日国防力量的阴谋。李明扬、李长江深为所动，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同意让开一条通道。陈毅率部顺利地通过了他们的防区，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使之成为嵌在敌伪心脏的前沿阵地。
此时，韩德勤却忠实地秉承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充当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发动的第二次反共**的急先锋。他把进攻目标首先指向江北新四军，还邀约李明扬、李长江配合，企图攻占黄桥。因此，继续争取李明扬、李长江保持中立，对于改变战场力量对比有重要意义。陈毅派朱克靖继续坐镇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谈判。谈判中，朱克靖发现李明扬、李长江动摇不定的原因，是惧怕韩德勤人多势众，同时又怀疑新四军立足不稳。因此，朱克靖便对李明扬、李长江详细地分析了苏皖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着重指出新四军虽然人少枪少，但努力抗战，众望所归，如此正义之师必操胜券。经促膝交谈，李明扬、李长江继续与新四军保持了统一战线关系，并允许江南新四军通过自己的防区增援黄桥，抵抗韩德勤部队的进攻。
黄桥之战当夜，朱克靖坐在李明扬办公室里，两人一起守在电话机旁。李明扬的部下不断打来电话报告战况。到了次日午后，朱克靖接到陈毅电话，让他转告李明扬，黄桥之战已经结束，顽军军长李守维落水溺毙，师长孙启人及一批旅、团长成了新四军的俘虏。
不久，苏北参政大会在海安召开，朱克靖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当选为副议长，同时兼任苏北三分署主任。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粟裕率第一师在苏中地区成立苏中军区，下辖4个分区，各分区成立中共地委、行政专员分署和军分区。第三分区由叶飞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朱克靖任第三分区专署专员。他们一起领导了泰兴、泰州、如西、靖江4县地方政权建设，开展瓦解敌军，保障部队供给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为了开拓新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派粟裕、叶飞于1944年底先后率部南下，同浙东游击队会合，创建了苏浙根据地。朱克靖带领300多名地方干部随军同行，任苏浙行政公署主任，在领导地方政权建设，发展经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革命流尽热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维护和平局面，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双十协定》，遏制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12月，新四军在山东重新整编，军部与山东军区合署办公，朱克靖任新四军联络部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对外称新四军秘书长。
为了推迟内战爆发，争取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党派朱克靖到郝鹏举部去做统战工作。郝鹏举原是冯玉祥的副官，1924年在苏联学习军事，与朱克靖是同学，此时担任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的行政长官。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心存二意，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接受了朱克靖的劝告，于1946年1月6日发表“退出内战，拥护民主”的通电，宣布起义，并将所部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开进山东解放区休整。
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郝鹏举见风使舵，暗地里和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联系。11月，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气焰更加嚣张，又派重兵分两路进攻山东解放区，大有一口吞掉人民解放军之势。郝鹏举开始秘密策划叛变，准备在新年期间行动。这个阴谋被朱克靖及时发觉，并报告了山东军区司令部。于是，陈毅以新年团拜的名义，把郝鹏举请到山东军区所在地临沂，郑重地劝告他：“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出路。”郝鹏举闻言，顿觉心惊肉跳，装出一副可怜相，假惺惺地痛哭流涕，并要求率部配合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为了继续争取郝鹏举，扩大反蒋统一战线，陈毅经请示党中央，还是给了郝鹏举立功悔罪的机会。
1947年1月，朱克靖和郝鹏举一起离开临沂，返回民主联军驻地。临行前，陈毅与朱克靖促膝长谈，他一方面担心朱克靖深入虎穴，凶多吉少；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对郝鹏举部“能争取一分钟就要争取一分钟”，以便使我军主力部队运动到莱芜集中。朱克靖深知此行肩负责任的重大，坚定地对陈毅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心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完成改造民主联军的任务。
但是，郝鹏举回去后，加快了叛变的步伐。1月22日晚，郝鹏举布下圈套，以研究如何配合莱芜战役问题为由，派人请朱克靖出席“军事会议”。朱克靖虽已预感到有某种异常，但从大局考虑，仍带着几名警卫员毅然赴会。他刚一踏进郝鹏举的院子，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匪徒包围，朱克靖及秘书王宜生、总务科长刘永春等人被扣押。
朱克靖被捕后，连夜被郝鹏举送往海州，作为他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随后，郝鹏举率部向国民党统治区移动。山东军区广大指挥员闻讯，无不义愤填膺，于2月6日发起讨郝战斗，在苏北白塔埠包围了叛军，全歼该部所辖的2个师，并活捉郝鹏举。
朱克靖先后被关押在徐州、苏州，后被敌人移送到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宁海路19号看守所。国民党为了谎报“战绩”，竟在报纸上制造谣言，编造出朱克靖是在战场上被俘的。为了进一步使朱克靖“登报悔悟”，国民党保密局的几个反动军官，以所谓“同学”、“熟人”的关系前来劝降，均被朱克靖严词拒绝，时过半年，敌人仍一无所获。
朱克靖的妻子肖仲之从报纸上得知丈夫被关押南京，心急如焚，领着儿子文泉，千里迢迢从湖南赶去探监。无奈朱克靖作为“要犯”被严加看管，无法见到，只得央求醴陵籍的国民党军界人士帮忙。当时，有人好心劝肖仲之母子说：“你们现在去看，真是太危险了，很有可能把你们也一起押起来，作为劝降的人质。”肖仲之只得强忍悲痛带着孩子回奔家乡。从此，他们再也没能与自己的亲人见面。
朱克靖入狱后，仍保持着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他还在狱中写诗填词，抒发革命者的情怀。仅保留下来的一首这样写道：
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
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身心为党国，一死何足愁。
字里行间，显示了对党的一片忠诚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7年10月，对朱克靖无计可施的国民党特务将朱克靖在南京郊外用绳索秘密勒杀，然后毁尸灭证。时年52岁的朱克靖壮烈牺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