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
——托马斯·阿奎那
当代西方的慈善文化
据了解，许多财产逾亿的美国家庭，决意让后人继承的遗产比例不过10%。美国《商业周刊》披露，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公开表示，留给后嗣的财产将不超过1%，而其现有的慈善捐款已高达235亿美元，以其夫妇姓氏注册的“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主要致力于现代医学疫苗的接种，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为援助落后国家的疾病防治，该基金会仅2000年就捐出60多笔款项，达14.4亿美元，已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同类捐助总额。
近些年，美国高科技产业造就了大批年轻富翁，与前辈慈善家一样，他们密切关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尤其信息技术领域的新贵们，在慈善排名榜上一直领先：盖茨夫妇居首，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夫妇居次，戴尔电脑的麦克尔·戴尔夫妇第七，MS的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第九……之所以如此，除了信息产业的高收益外，更与他们的现代价值观及其在世界潮流中的荣誉地位有关。荣誉心理和榜样文化的激励，使得他们在义务承担上也展开了一场伟大竞争……近10年来，美国慈善机构受赠的遗产额年均递增15%，仅2000年即达120亿美元。影视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夫妇在儿子的命名洗礼上，送出了一件特殊礼物：一份10万美元的小慈善基金。一位富人说过：“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露出一种从不为钱发愁的态度……这些钱是你的，可同时也是世界的。”
按《资本论》的眼光，这确乎不可思议，在它的价值系统和阶级语境中，资本家乃“唯利是图”的代名词，一个高度私有化的社会，亦必人性险恶、尔虞我诈、道德堕落……相信乍初，大部分国人都会忍不住怀疑盖茨们的动机，曾读到这样一则来自同胞的揣度：“对大多数慈善家来说，其善举也是利己行为。他们清楚，只有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健康的国民，才会去购买电脑软件和手机之类，只有社会收入的集体增长才能带动公司利润的增长。”即便如此，于我这样一个对资本“滴着血和肮脏东西”之印象牢固的人来说，也委实被深深震动了。
耐人寻味的是，你还会惊讶地发现：慈善并非资本那样由少数人垄断，平民并非仅充当慈善的受众，他们更是主体。以美国为例，仅1996年，就有70%的家庭参与了捐款，而户均支出额为696美元。重要的是，慈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捐款，更需大量的义工劳务，目前，美国绝大部分非营利性慈善机构，都依赖志愿者无偿地贡献时间、技能和精力来维持。据《美国捐赠》杂志统计，仅1996年，全美志愿者人数即达9300万，每人每周平均义务工作时间为4.2小时，按价值量统计，这些劳务折合金额为2015亿美元（远超过1507亿美元的当年捐款量）。
不仅美国，在其他西方国家，这种全民性的公益付出在维系社会运行和弥补政府职能方面——对促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皆发挥着巨大功效。比如在澳洲，非营利组织的主体即社会福利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失业者、吸毒者、无家可归者及难民提供护理、培训、安置、咨询等服务），仅1993年就有1.1万家规模不等的该类组织，1994年，它们提供的服务包括护理床位2.7万张、公寓床位5.1万张、日均送餐5.5万份、受益残疾人21.5万、热线电话服务40万次等。
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一点：在美澳这样高度资本化和私有化的社会，慈善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态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和自觉的公众文化。而且它是非个案、非新闻式的，寻常和平易到了极点——至今也未听说过谁因做好事而被颂为典型或大肆宣传。
应该说，这些慈善虽发生在市场背景下，但其实质与资本文化及商业精神关系不大，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深远的宗教传统和现代生存理念（比如“有限消耗”原则、“创造”与“消费”分离意识、对人生幸福与价值的定位等）合力的结果，更多地源于一种文化习性和生命美学精神。比尔·盖茨那样的慷慨，绝非我们想象中的伪善或商业秀，它是精神和道义的产物，是对生命审美的结果——即使该善举带来了广告效应，那也是“精神广告”，而非“产品广告”。
那么，何以在我们地盘上要借助“非凡”文化、靠精神表彰和高度宣传来推广的慈善行为，到了大洋彼岸反成了一种默默常态和无隐情的朴素之举呢？为何越重视私产合法性，财富的出让与疏散程度反而越高？为何越重视个体价值和利益，物质割舍的勇气反而越大？为何主观上的“私产”意识，反而赢得了客观上的“共产”效果（而我们这儿恰恰相反）？
中国文化下的资产观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有一幅情景：王起明撞见女儿在曼哈顿街头为非洲儿童募捐，气急败坏：“救非洲的孩子？你以为你是谁呀……我的孩子谁来救啊？”（其实他已算个中产阶级了）从王的暴跳如雷中，不难看出一种世侩心理：“我是上帝吗？为什么要负责上帝的事务？”进一步说，这心理更多地属一种中国模式——典型的无信仰模式，一个本土的美国父亲是很难说出这番话的。统观整部剧情，确也未见王起明有过什么志愿或慈善举动。从这点看，王虽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甚至生意上打败了洋鬼子，但精神气质上倒很“中国”，一点儿没有被“异化”的迹象。相反，女儿的可塑性比其父大得多。
其实，这透露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文化、信仰传统和资产观。
先说说美国——
美国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宗教意绪，教徒比非教徒有着更大的社会热忱，据调查，教徒中有80%积极投身慈善，非教徒中仅占50%。可以说，在个人财产的开放性上，基督教文化居功至伟。
从18世纪英属期始，美国人就普遍接受基督教（尤其新教）。美国虽秉守信仰自由，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始终扮演着信仰基石的角色。所以，在这个全球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便出现了市场文化与上帝旨意——享乐与分忧、据有与割舍、私欲与公益——两极意识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精神景观。虽在经济模式和制度理念上，美国最大限度地弘扬私人价值与个体权益，但在道义信仰和灵魂路线上，美国人却在上帝那儿感受着终极关怀的温暖，这等于让个体角色始终在相互关爱、彼此呵护的人际关系框架中运行。
自古以来，基督教就有契约：个人对正义、和平与集体福祉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圣经》中更处处充满了博爱、利他、济世等谕示和督导。《圣经·旧约全书》中，约伯列出了他的善举：“穷人求援，我总乐意帮助；孤儿求助，我伸出援手……我以正义做衣服穿上，公道是我的外袍、我的华冠。我作盲人的眼睛，我作跛子的腿；我作穷人的父亲……”18世纪著名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在《对穷人的慈善责任》中说：“真正的基督徒，绝对要求有这种责任，并按上帝的教诲坚持不懈地履行这种责任……必须对穷人慷慨救助。”
一般说来，在无神论环境下，人际谱系中最重要的即血缘姻亲和利益集团关系，但在宗教社会，这种亲疏依据被大大动摇了。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爱人如己，“你们愿意人家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人”。大众之间，血缘及利益纽带得以松弛和淡化，代之一种更天然与神性的共同体契约。
宗教契约不同于法律、伦理等俗制，它一开始就具有世俗规则不可比的神性威严，这就决定了美国商业精神再发达、市场竞争再激烈、社会矛盾再突出，也不会从根本上削弱人们在利益舍弃、财产出让上的传统，不会动摇其在服务公众方面习惯了的道德姿态。
近代以降的美国，由基督教会主持的慈善事业逐渐缔结出了一种志愿者传统，不仅扶弱济贫、主持公正，且参与社区改善和社会变革，比如劳工权益和福利保障、反种族和性别歧视、人权维护等（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即由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公众权力”，对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框架起了巨大作用，也成为稳定社会的一支和谐力量。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力量和慈善活动始终得到了制度与法律的充分合作。
据调查，有2/3的美国人认为日常生活应由宗教主张来规范。在美国，人们的聚会地点往往不是市政厅，而是教堂。1985年《世界年鉴》统计，美国现有教堂329%114座，差不多每千人一座，仅费城(大小相当于天津市)就有教堂1400座。教会以大笔资金扶持教育和医疗，据1989年调查，仅天主教会就已开办7000座小学、239座学院和731座医院。教会的受赠资金除日常开支外，几乎都用在了公益和慈善上。
总之，正是教会和教福音的热能，最大限度提升了美国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承担力。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美国慈善事业之母。
再反照东方资产观，以中国为例——
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主流无疑是“入世”和“功利”的，其内容蕴涵着高度的物用性、臣民性和家族性，嫡亲和血缘扮演着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生命单元，无论权力、功名、财富，还是其他资源的继承、转移和重组，都被严格集结在这个狭仄的单元内进行。中国世俗极为重视家产的继承和守护，任何一点流失都会被视为“不孝”“不才”“愧对祖宗”。中国文化中有一些重要的日常内容，即旨在防止资源从家族单元向外流失，比如“门当户对”“传男不传女”等。再比如宅院筑造上那种戒备森严、密不透隙的“围墙”“深院”“屏壁”，资财贮藏上那种机关算尽、玄妙重重的“夹墙”“密门”“暗匣”“反锁”……这种守财上的高度警觉和用力，反映了主人的一种生存姿态：担心窥视和防范外流。乃至今天，我们的现代住宅也惯于接受防盗门、防盗网的层层包裹（除了安全考虑，更是一种“围墙”文化在作祟）。而在西方，庭院设计多为开放、敞露的。
毋庸置疑，在资财上，中国文化天然有“防流失”“反疏散”的堡垒属性。打个比方，如果说西方宗教文化下的资产观是发散式、外扩式的“凸”，那么我们则是封闭式、紧敛式的“凹”。
或有质疑：我们不是有许多仗义疏财之古训和扶危济世之德碑吗？
不错，自古以来，在士子文人的诗词华赋中，济世情怀比比皆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但细察即发现，诸豪迈多发轫于一种落魄或无力的焦灼，寄托的不过是对清明世政之奢望，而“济”的方式也多为才略之谋，鲜有在“舍财”层面上操作的。比如说，一个人可满腔治国安邦的激情和拯民于水火的夙愿，但并不意味着他肯将自家银两拿出来疏散；一个清正的好官，一个伟大的诗人，也可能是个物质上的吝啬鬼——此般“济世”与物资割舍意义上的捐赠文化几乎不搭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惜，“独善”例子可谓多矣，“济天下”却寥寥，尤其以财富济天下者更是少之又少。有时候，一个人的物质实力甚至与其社会承担力成反比，像明代大画家董其昌那样的名流，竟也甘做个锱铢必较的土财主，在资财上极度贪婪，沦为横行乡里、巧取豪夺的土霸。
再者，中国世俗生活中虽也不乏“设粥场”等施舍之风，但与西方的捐赠文化和公益传统终有质别——
其一，施舍方式和财额数量相去甚远。西人捐赠多是受信仰（尤其宗教信仰）的启示和驱动。1919年，30岁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成为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决然放弃遗产继承权（他本有望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是因为他聆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之后，他去奥地利的偏远乡村做了10年小学教师。而在中国封建生活中，一些大户望族在赈灾、进香等活动中虽不乏慷慨，但这种施舍似乎并不影响其平素的吝啬，也就是说，捐赠只在特殊时刻、面对特殊对象才偶有作为，算不上日常方式和生存习惯。这在遗产态度上尤为显著，无论平时的守财奴还是大善人，对遗产的处理方式空前一致：绝对“不动产”式的嫡传！在传统人物事迹中，你很难找到让遗产走出家族的例子。
其二，施舍动机和投入方向有异。中国封建大户的义举，往往为满足一种家族虚荣，图个好名声罢了，且并非无偿，而是有潜在索取的，比如对百姓施舍，是为了“安邻”，给自己打造一个友好而安全的周边；比如对寺庙捐银，则为祈求神灵保佑，为来世积攒功德。相反，西人的捐赠习性除了受信仰召唤外，还源于主人对某类事物的热爱、崇敬或某种职责使然，比如资助文化艺术、科学实验和各种基金会等。提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我们马上想到的是马萨乔、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闪光的名字，可它们背后，却有一个伟大的艺术资助和保护者——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一战前，维特根斯坦家族就是欧洲著名的艺术资助人，音乐家马勒、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等都深受其荫。类似的公益传统在欧美源远流长，其主体除了财力雄厚、声望显赫的世家，还有平凡的个人，像卢梭、柴可夫斯基、纪伯伦等都领受过一对一的私助。而诸如“诺贝尔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等国际著名奖项，其源头皆在私人遗嘱和捐献。这些对文明影响深远的公益事业，除了精神的答谢和人文纪念，并无利益索取，清洁性毋庸置疑。而且，它们以纯民间方式运行，不受权力集团和意识形态操控，最大限度维护了表彰的公正和价值观的独立，忠实履行了精神和物质保姆的初衷。
而在传统中国，乃至当代，你都难见这种以私人为源头的公益清流。古代虽有豢养门客之风，但只是一种出卖与收购的交易。今日中国的富人多如牛毛，个人捐献也五花八门，但有多少公正而有效的慈善投入？有多少纯民间的、有独立价值崇尚的基金？有多少不受权力摆布的科学艺术化扶持？
除了文化和信仰原因，还有一点：中国社会环境下，私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远远不够，使得同胞早早养成了“不露富”的习惯，这就给私产的公开化带来了障碍，而私产公开恰恰是捐助文化的基础。
有一个熟悉的说法：中国历史的进步是靠阶级斗争推动的。无论你是否同意这层因果，但有一点显然：两千年的封建史确以“农民起义”为链扣，以自下至上的暴力颠覆为起承。而“起义”之原始动力和热情都源于“杀富济贫”，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朱元璋、李自成，“均田地、同富贵”皆其蛊惑所在……可以说，财富的“原罪”感和剥夺私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华夏天空。休说乱世，即便朝权稳固的时代，大户私产也是不安全的，一旦引起权力垂涎，即难逃灭门抄家、货充官府的命运。晋代“金谷园”的主人石崇不就因富遭诛了吗？而在西方，窥视私产的革命很难发生，随便哪个王朝，私产的道德合法性在民间舆论和体制文化中都不受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