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小说其实很偶然，因为疫情的原因居家不能外出，百无聊赖之际想应该干点什么，想来想去正好用这一段时间把我想以银行生活作为背景写点东西的想法变成现实。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点片段的思绪，故事也不成体系。我看了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写的《小说的艺术》，了解到现代小说产生于现代人独立思考的时候，知道了小说与科学和哲学一样，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小说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是追求确定的因果关系，而要揭示事情的复杂性和开放性。这本书让我对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我还看了美国剧作家和导演拉约什·埃格里写的《编剧的艺术》这本书，知道了如何搭建故事的构思、如何构建一个立体的人物、如何制造悬念以及如何制造冲突等等，慢慢地摸索着把自己的想法串成一个有情节的故事。
写作是个很耗时的工作，我每天坐到电脑前不知不觉就几个小时过去了。但我却不觉得累，反而很愉悦。妻子说，这叫出神，如果你喜欢干一件事情，再辛苦也不会觉得累。
初稿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主要工作已经完成了。妻子说，不要着急，你现在搭建出来的只是故事的框架，充其量是个毛坯房，你还要给你的毛坯房进行装修、精装修，这样，才会有人来看。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又找了好几本名家写的小说来读。果然在名家的笔下，关于人物内心的活动描写、场景的描写、对事件的评价，都有很多神来之笔，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小说写完之后，我把本子发给一位我认为比较有文化的朋友，请他百忙之中帮忙斧正。过了好多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写得挺好。我说，你直接说“但是”吧。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给我说了一些小说里结构和细节方面的建议，还给我说：“你挣着银行的钱，说银行的不好，这样好么？”
我说：“也不是说银行的不好，我只是想反映一种真实的状态。而且，就算是批评，也是想让它更好。”
他又说：“你是不是写得有点狠了，银行这点破事你都给抖露了出来。”
我笑着说：“还好吧？你又不是没在银行待过，银行真实的故事怕是要比这个狗血得多吧？”
他沉默了一下，说“是”。
他问我说：“小说里贾行君、崔英、陈鹏他们的悲剧是必然的么？”
我说：“我觉得贾行君的悲剧是个必然，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就算不是因为这样的事，也会因为那样的事给自己带来麻烦。在职场上，每做错一件事，都会把自己往悬崖边推一把。崔英、陈鹏的悲剧是不是必然不好说，也许是，也许不是，只是一种可能吧。”
他说：“是的，但导致悲剧的错事的性质还是不一样，有些错误是可以犯的，但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犯一次就万劫不复。”
接着我们聊了聊这么多年“出事”的那些同事，结果发现无外乎就是跟女人、金钱、权力纠缠不清导致的后果。我想了想，银行这么多年反复上演的不就是这点事么？江姐这些烈士是考验做人的上线，汉奸是考验做人的下线。在职场中，够得着上线固然最好，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能不能把握住做人的下线，那样，便也会少了很多的人间悲剧。
我们在职场以为了生存的名义一路狂奔的时候，很少有时间或精力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做值不值得，也太少把热情的笑脸给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或许只有撞到南墙才会停下来，抚摸着受伤的身体，想一想换一个生活方式是不是更好。
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也不能离开这样的情境，如果胡编乱造出别的故事，会脱离真实的银行生活，读者会觉得四不像，也会违背我当初写作的初衷。
如果读者里有在银行工作的，或多或少会在这个小说里发现一些熟悉的场景，甚至会发现自己的影子。
莫言说，小说不是唱赞歌的工具；窦文涛说，他做《锵锵三人行》的唯一原则就是“说人话”。我不奢望这本小说对读者能有什么启发，如果我自己能从写作中学会用批判的眼光说一些“人话”，也不枉费这几个月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