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置王直的人呢？说到底，都是些可悲的人呢，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了祖国，该死！不过好多年没见中国同胞，不忍杀，心道首恶王直已死从犯给个机会吧，还是以教育为主。回头老子亲自办个学习班，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礼义廉耻，要学梁启超，不要学汪精卫汪直之流的，挂着曲线救国的羊头卖汉奸狗的肉。
以后他们就知道梁启超先生让人敬佩之处了。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时，梁启超被清廷鹰爪通缉追捕杀，形势危急，幸得日本大使馆营救，后来又送到日本政治避难。小鬼子没少给梁启超好处，拒绝清政府将梁引渡回国的要求，可谓有再生父母之大恩于梁。梁自己也说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要报恩。可是后来袁世凯要和小日本签《二十一条》，知道第一个跳出来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大声呼吁的是谁吗？就是这个梁启超！
很多日本人不理解，用言论抨击梁启超，梁说：“恩情是恩情，民族大义是民族大义，有恩报恩，然国家民族大义绝不敢忘！”
我听说这个故事后当时拍案击节：“梁启超，是条汉子！大是大非分得很清楚，吕端大事不糊涂！对付小日本，就要吃它的喝它的，拿了它的对华援助贷款还不还！”
最关心的当然是现时中国的态势。
已是大明嘉靖朝中后期，国有乱象。江西爆发闽粤起义；北方蒙古铁骑的威胁依然存在，蒙古各部首领如俺答、董狐狸、土蛮、长昂的大军时时威逼都城；倭患猖獗，波及从辽东到广东的全部沿海地区，并弥漫到东南内陆，海盗们往往动辄纠集数千甚至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掠虏人口，抢劫财物而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时倭寇的主要军事力量来自当时海上走私集团。嘉靖二年，按大学士夏言建议，朝廷取消市舶司，中止了对外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贸易，继而嘉靖二十五年，浙江巡抚朱执为防倭，推行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但禁止民间出海贸易，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列，沿海之间的交通也都被阻断。断了财路的海上走私集团遂由以前亦商亦盗变成纯粹的强盗。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很多平民均“资衣食于海”，或依附于海上贸易为生，严厉的海禁使他们衣食无着，相当—部分人投入海盗行列或与山贼合流，倭患遂达颠峰。“真倭少，从倭众。”“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和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走私人员--海盗商人。身兼商人和海盗两种最光荣职业的航海者。
嘉靖三十四年，战事扩展到了江浙，倭寇不仅横行江南，出入于长江下游。甚至围攻苏州、杭州、扬州、温州、泰州等城市。地方动荡，海上豪杰众多，官民间战斗亦颇为激烈。。
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徽州府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辛）、李七（光头）引倭聚双屿港，后来海盗商人林剪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徽商王直也“招千人亡命逃入海，推许二为师”，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形成，成为“海上寇最强者”。
许氏海上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活动，又攻城略地，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和总旗王雷斋都曾被抓获，用一千二百金才赎回。惹怒了明朝政府，浙江巡抚朱执亲率备倭大军四路围剿，许一被捕，许三许六李光头丧亡，许二许四逃往西洋。
然而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又形成。“许二逸去，王直素有机智，人多服之，，乃领其余众”，后来吞并另一伙海商陈思盼后，成为舟山群岛乃至东亚地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海商集团，其手下郑春庭、陈豹、施大、叶宗满、徐维学、谢和、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头目。王直为扩大海上贸易，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领船队，满载货物，扬帆世界各国，“凡五六年间，致富为大，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船主”。接着，他又招聚徐海、叶麻、陈东为将领，勾引倭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人啸聚沿海。
千错万错走错这一步。如果他能借助自己在沿海的威望，学“宋江”之举，与朝廷勾通招安，以达到通商互市的目的。这并非不可能，朝廷一直都在与王直交涉，更何况“杀（陈）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但王直千不该万不该，勾结外倭，损我中国利益。这是大明朝所不能容忍的。
招来大明攻击。“俞龙”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突围而出，逃到日本，在平户建立贸易基地，自称“徽王”，控制要害，“凡三十六盗之夷，皆受指使”，成为中日海盗的总首领。
真是一步行差踏错步步错，王直在叛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多次跨海攻击。“纠岛倭及漳泉海盗，巨舰百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变；“比年如是，坐定海操江亭，号净海王”；占据浙江拓林，连营三百里，出太仓入昆山，师家滨大破明军。
可悲的是，王直甚至仍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通商互市本不为过，罪大莫过于勾结外敌。打败明军后，他又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他对明使说：“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俞大猷）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向总督胡宗宪递交请愿书，请“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但千万不该，这个笨蛋又为日本人说话“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
浙直（徽州）总督胡宗宪拍案大骂：“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狗贼，替倭人说话！”一旦牵涉到国家尊严，王直非死不可，乃被诱捕杀掉。王直海商集团覆灭。
说实话，明朝政府胜之不武。王直部下大将徐海、叶麻、陈东率众出动，夺海船，攻海宁，陷崇德，袭德清，拥众五六万，有海船千余艘，杭州苏州危在旦夕。朝廷为之震惊。但后来由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分化打击，平户基地又被大倭寇头子岛津义虎吞并，徐海、陈东迫于形势向胡宗宪求和，又蹈了大头领覆辙被诱捕。王直集团覆灭，余众逃散。
现在的中国海商集团既与明朝政府对立，又认清倭寇真面目，和倭寇交恶，大都流落在南澳岛（闽粤交界海域），与葡萄牙人贸易来往。如叶麻、许朝光、吴平、曾一本、谢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杨老、魏朝义、诸良宝、莫应敷、张链等人，都是风头正劲的海盗商人。这些人出身复杂，行事风格亦正亦邪，很难说好坏之分，南澳岛地形险恶，海情复杂，官军屡次出动无果，更是剿不胜剿，因为“民”与“盗”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而且力量相当强大。这些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闽粤两岸沿海，也到达日本、吕宋、交趾、苏门答腊、柬埔寨、暹罗、三佛齐和安南等地，在加里曼丹、吕宋等地建立殖民据点。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贸易网点甚至到达印度洋。
海防糜烂的困局一直是大明一朝畏惧头疼的问题，也没少下力气去整治。然而造成这种局面，恰恰与明朝当局施政不当有极大干系。“夷境拓之益远，则交使官费益贵，于国政者不得不查，”“啸聚海外者，皆奸狡之徒，今之计维片板不准下海者，而倭祸自绝。”是上层的共识。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然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诸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明王朝法令之间的矛盾，蕴含了由此而引发地方动乱的可能。
抗倭抗出了不少抗倭名将。福建巡抚谭纶，浙江总督胡宗宪，杭州李家商会李华梅，广东总兵刘显，更有被称作“俞龙戚虎”的浙江总兵戚继光，福建总兵俞大猷……也取得过不少大捷。然而新倭日增。终究是体制的问题。
若要新倭不增，很简单，唯有建立蓝水海军，将近海、主干航道统统纳入巡逻范围，保护商船队，鼓励合法贸易，御倭寇于海上，来自海上的威胁，就应在海上消灭。这是欧洲新兴海权国家通常的做法，大明朝如果这样做了，代表民间势力的“从倭”就失去了违法犯禁的理由，势单力孤的“真倭”又能蹦达几天？休说抗倭，灭倭又有何难？标准的海洋政权解决之道：并非只要开放海禁就可以了。的确，开放海禁可以使海盗商人停止攻击沿海的行为，但这不是海洋政权的想法，积极进取下的海洋力量总是要开拓新的商品产地和海外市场。南宋远洋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在南洋却没有开拓出一块殖民地产地和市场，固然是因为中国丝绸和瓷器的紧俏，但也和南宋只把海上活动看作是赚钱有关。明朝该当如何？
首先和各个海盗商人集团接触，开放丝绸，茶叶，瓷器的专营权，但条件是海盗集团的对中央政权的绝对服从，接下来，用“拔一地封一官”的手段开放对吕宋诸岛的武装殖民，当然，在西班牙殖民地稳固的情形下，开始可能要动用戚继光，俞大猷等官方力量对等摧毁西班牙的国家兵力，但一旦登陆成功，以吕宋为据点的明朝海盗商人集团绝对是东亚最据统治力的殖民力量，明官方无须一两银子投入，迅速可以得到包括西方香料主要来源地的香料群岛，全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在内的大片殖民地，关键不是占领多少土地满足后代的虚荣心，而是一方面通过占领关键要地控制东亚东南亚的商贸网，使中国和东亚从传统的以德服人的册封为手段的文明中心式政治格局转化到近代的以实力服人的以殖民地和经济附属国为依托的国家中心式政治格局；一方面通过和西方不断的文明碰撞击垮国内日渐陈腐的官僚统治机制，刺激国内新思想和新经济的迅速崛起，而真正开启全新的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之路。这一切对渐渐陷入封建制度困局的中国来说，显然比仅仅东南几省百姓们安逸的生活和几个民族英雄的出现要重要的多。
可惜，嘉靖皇帝老儿决不会听到这些观点，即使听到，恐怕他也无法接受，即使这些进攻性的思想观点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已经成为主流思想。那么，只有我替他来做了。
本来我就是海盗王，那些海盗商人，理所应当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