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1584—1630)
袁崇焕(1584—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参见宁远之战)。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参见宁锦之战)。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袁崇焕籍贯考实 1 2 3 4 5
撰文：杨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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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籍贯的考证，对于袁崇焕思想发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对于袁崇焕军事思想的研究，对于袁崇焕功过的评价，也不无帮助，正如力主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阎崇年先生所说：“很需要对袁崇焕的籍贯作一番考辨。”〖注1〗
［一］《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袁崇焕传》后《校勘记》云： 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己未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
嗣后，袁崇焕为藤县人之说，如雨后春笋，大小报刊所发表的文章，有十余篇肯定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注2〗其中，以阎崇年先生的《袁崇焕籍贯考》为集其大成，它进一步斥《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为东莞人是“文物无据”，“文献无征”。
说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综合起来，主要在：
一、崇焕父袁子鹏碑（墓在广西平南县白马乡）记崇焕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东莞迁藤。
二、广西藤县《袁氏家谱》载崇焕之祖袁西堂于正德元年（1560）由东莞迁藤。
三、北京孔庙内明清进士题名碑袁崇焕名下刻“广西藤县”。
四、《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明季北略》诸书载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
五、袁崇焕《天启五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属西江”，西江即浔江，指藤县。
六、崇焕被杀后，其妻黄氏在藤县投水死。
七、藤县白马乡有袁崇焕遗迹。八、藤县白马乡有“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
现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点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为证实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
（一）关于袁子鹏墓碑（以下简称“墓碑”）与《袁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
主藤县说者主认为“袁子鹏墓碑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注3〗，又说：“《袁氏家谱》的首次发现，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注4〗但是，只要参合其他资料，细心读一读，就不难发现墓碑和《家谱》舛误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云：“□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广东东莞县于嘉靖初年至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讯。”〖注5〗《家谱》云：“始祖，字西堂。公籍广东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明正德元年自粤东贸易至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戎墟，居住数年，迁居于藤县五都白马讯。”〖注6〗袁西堂自东莞迁广西，一说嘉靖初年，一说正德元年，墓碑与《家谱》，既同出一家，何参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载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孙（兆填、兆埍、兆□、兆始、兆勋、兆右），《家谱》载袁子鹏三子三孙（兆勋、昭始、昭右）〖注7〗。姑勿论“兆”与“昭”二字不同，“兆填”、“兆埍”、“兆□”为何不见于《家谱》？假如说这三个幼殇，故《家谱》不载，却又何以刻上墓碑？若有其人，《家谱》何以不载？若无其人，墓碑何据而云？这都是不足以取信于人的。此其二。
袁崇焕《天启四年三乞给假疏》曰：“七年中（略）嫡叔子腾丧矣。堂兄生员崇茂，育于臣父为犹子者，今亦丧矣。”〖注8〗分明袁子鹏有弟曰袁子腾，有侄曰袁崇茂。《家谱》云：“公（据上文，指袁西堂）生一子，字子鹏。”〖注9〗既无子腾之名，且明谓袁西堂仅生子鹏一人，袁崇茂亦不见于《家谱》，显与袁崇焕自言牴牾。此不足信之三也。
墓碑云：“朋公妣何氏”，《家谱》云：“二世祖，字子鹏（略），妣何氏，而〔民国〕《东莞县志》卷六一《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仍留其祖遗屋数椽，以栖崇焕母叶氏，使终天年”（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所载意同）。史乘与方志均不载子鹏有继室或妾，也不载崇焕为继室之子或庶出，崇焕之母，即子鹏之妻，当为叶氏。《家谱》又云：“三世伯崇焕（略），妣叶氏。”〖注10〗据谈迁《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条及清初赵吉士《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所载，崇焕妻为阮氏（引文说后），叶氏，乃崇焕之母，而《家谱》却作崇焕之妻。此不足信之四也。
袁崇焕在《三乞给假疏》中说：“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灿丧矣。”〖注11〗可见崇灿为长，崇焕为仲。此出崇焕自言，不容有误，而墓碑云：“公（据上文，指子鹏）生三子六孙，长崇焕，赐进士出身。（略）次崇灿，三崇煜。”《家谱》亦云：“二世祖讳子鹏（略），生三子，长崇焕，次崇灿，三崇煜。”又载：“三世伯崇焕”〖注12〗。都把袁崇焕说成是袁子鹏长子，显与崇焕自言不合，在封建社会中，严长幼之序，何墓碑与《家谱》长次颠倒如是？此不足信之五也。
墓碑云：“长崇焕赐进士出身，拜三边总制。”《家谱》云：“三世伯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略）后官到三边总督。”《明史》卷七三〈官职〉二载：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略），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
清初刘献廷《广阳亲记》卷一记载得更清楚：
三边总督，辖延绥、甘肃、宁夏三巡抚。……甘肃、宁夏、延绥曰三边。后以总督驻固原，更曰四镇。
袁崇焕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举进士入仕途以后，从未官于西北，从未任三边总督之职，辽东与陕甘，相去数千里，墓碑与《家谱》，误之甚矣。此不足信之六也。
《家谱》云：“三世伯崇焕（略），终于崇祯三年，被奸臣朦毙，生三子，被奸臣奏准，将袁氏抄家。三子思走广东东莞县。”
崇焕生三子吗？请看清初以前人的记载：
以布衣鸣崇焕冤而被杀的程本直的《漩声》说：“崇焕今日乃如何也？身凌迟也，后嗣绝也。”〖注13〗
崇焕下诏狱时，上疏论救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的《剖肝录》说：“昔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谁复为《金陀萃编》者？可叹也。”〖注14〗
崇焕斩毛文龙时，曾参其谋的重要幕宾王舋说：“大司马（霖按：指袁崇焕）无子，”〖注15〗
明末清初赵吉士的《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云：“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注16〗
〔康熙〕《广东通志》卷一六《人物》上《袁崇焕传》云：“（崇焕）籍没之日，无子，亦无所积。”
〔康熙〕《东莞县志》卷一二《人物·袁崇焕传》云：“崇焕无子，籍没之日，囊橐萧然，无长物。”
据以上书所载，崇焕无子甚明，《家谱》所言，谬之甚矣。此不足信之七也。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七载：“（天启六年十月己酉）加辽东巡抚袁崇焕嗣男原荫锦衣卫千户袁兆基世袭指挥佥事。”熹宗所封，乃崇焕嗣男，崇焕无亲子可知。这位袁兆基是谁之子呢？〔民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没者，皆同产兄弟崇灿子兆基与崇煜及祖遗薄产”（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文同）。墓碑载袁子鹏之孙六人，无“兆基”，《家谱》载崇灿三子，亦无“兆基”。墓碑中子鹏之孙“兆□”，“□”字原碑模糊不清，笔者曾于碑前审视，字形不近“基”字。这位官封锦衣卫佥事的袁兆基，足可使家谱生辉，何以《家谱》反无其人？此不足信之八也。
有此八端，袁子鹏墓碑，怎能“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呢？《袁氏族谱》怎可以作为“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呢？
墓碑左方有一行云：“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冬吉日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距袁子鹏之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时代悬殊，且谬误多端，决非据原碑拓本或据原碑碑文重修的。《家谱》记及袁骥绍，骥绍，健在。《家谱》记袁崇焕家世，与崇焕自言或前人记述大相径庭。这两种在袁崇焕死后二百多年制成的“资料”，岂能作为证实崇焕是广西人的证据。
〔崇祯〕《东莞县志》卷三载：袁世祥 以孙崇焕贵，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袁子鹏 以子崇焕贵，封副使，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
康熙、雍正、嘉庆、民 国等四种《东莞县志》所载亦同。
〔民 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年十四，随祖世祥、父子鹏往粤西应童子试，补弟子员。
《袁自如公粤西家传》云：崇焕年近十四，始随王父赠大司马世祥、父赠大司马子鹏公往粤西之梧州，应藤县童子试，补弟子员。
〔崇祯〕《东莞县志》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距袁崇焕之死，仅九年，编者张二果，东莞博厦人，与崇焕同时略晚；二果之家与袁崇焕之乡水南，相距十余里；崇焕自称族叔袁玉佩（东莞温塘人）尚健在〖注17〗，可资询访。〔崇祯〕《东莞县志》所言，当得其实。
〔民 国〕《东莞县志》所引《袁督师行状》，为东莞蔡均所编。蔡均，明末清初东莞白市人，屈大均姻家，曾将袁崇焕“久存东莞”之“所遗诗文、奏疏数十卷”〖注18〗编为《袁督师事迹》及《率性堂诗集》，《袁督师行状》所言，亦当可据。《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旧抄本未题撰人，所载与《行状》合，当有所据。上述三书所言，袁崇焕祖父为袁世祥，非袁西堂。父名子鹏非字子鹏。
说袁世祥与袁西堂是两人，还有根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四，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年袁世祥与子子鹏携孙崇焕入广西。袁西堂入广西是正德元年（1506）（见《家谱》）或嘉靖初年（见墓碑）。由正德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九十一年；嘉靖初年，以嘉靖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七十五年，二人入桂时间不同。此其一。
《家谱》载袁西堂为东莞“水南乡茶园村”人，茶园，一名茶山，即今东莞县茶山乡。《袁督师行状》及康熙、雍正等《东莞县志》俱谓崇焕为东莞水南村人，袁世祥自然也是水南人。袁西堂与袁世祥在东莞所居之村不同。此其二。
东莞水南，距茶园有十二里，中隔京山、棠里、坑口、横江、厦蓢五村，阻以大江。水南村小、茶园村大，历史上，茶园从来不隶属于水南，水南也从来不属茶园。自明代中叶发后，茶园人到广西藤县、平南一带贸易而定居的，为数颇多。今与藤县毗邻的平南县的六陈乡一带袁姓，大都是明代侨居的东莞茶园袁氏之后，近来发现的平南《袁氏族谱》多种，可以证明这一点。茶园人袁西堂落籍平南白马村隔江相望的藤县莲塘村（今称新白马），不是个别现象。
假定袁西堂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入广西时为三十岁，如果袁西堂即袁世祥的话，到其孙崇焕十四岁时，已有一百二十一岁或一百零五岁，即使袁西堂有此高寿，然百龄外人，又何能跋涉长途，携孙入桂呢？袁西堂与袁世祥并非一人，此理至明，阎崇年先生谓“袁世祥字西堂”〖注19〗，未知何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