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派佳木的问题，两个书生只有膛目而。”
这种复杂的政治与财政加司法等各方面的问题，实在不是两个初出茅庐的书生可以解答的。况且，就算把现在的兵部和刑部加户部尚书都拉过来，他们也解决不了这些难题。
这是大明立国之初就弄出来的麻烦，而且时间越久，大明的政治和财政再加上军事体制就越来越僵化，官僚们没有从根部挖掘彻底重新栽一颗新树的魄力和勇气，而只是在病树上修修补补。
比如卫所僵化就用募兵，而且为了解决武官素质越来越低下的麻烦，正统年间皇帝派出大量文官帮助卫所官员统计卫所的生产，粮食入库，账目，兵员统计等后勤工作，后来则引为常例，于是渐渐有了兵备道这个常设的文官，接下来都指挥使就成为文官的下属，一切后勤仓储等工作都由文官来完成，这种变化被称为文官特别压制武官的一种手段，但如果从体制上来说的话，这种变化也是无可避免的。国初的时候，明太祖养金吾卫五千多官兵，他分定了五千多户农户，并且让这些民户每年送粮食到每个士兵手中，这样的话，国家少了很多事，而士兵不得冻饿，百姓也完粮纳税，不需经过官府。设想是好，但完全是空中楼阁，在洪武年间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至于税收，明朝开国之初重金属极度匿乏，于是以实物征收为主，从宋朝的繁富回到了两汉时代的传统征收法，而且为了与民安静，征税的税率被压的很低，低税在国初时是与民休息的好办法，好比小树新种，需得浇水积肥，让它慢慢成长。但一个国家，岂能在财政上完全没有变化？国初时的情形和现在已经决然不同，但税制定而不变，量出为入，又因为采银渐多，除了实物之外，国家又以银本位为主，正税之外的不足，只能依靠加税杂项，而正税之外的收入，用处繁多，没有完整统一的使用办法，要么不足，要么重复浪费，其中的弊端不可胜数。
有操守的地方官员，用度远远不足，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都有问题，而洪武之后，文官在杂项之外巧立名目，收入自然又远非俸禄可比，财政不足，俸禄过底，杂项过多，则吏治大成问题，地方事物，官府当然无力过问。有明一代，最能体现国家关注民生的水利一项，多半是出了问题和乱子之后再派大员和调集物资去亡羊补牢，而不是每年提出计划，按时按季的修补。这种现象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赋税不足，国家在财政制度上的僵化等等，一方面是横征暴敛，百姓觉得上拨征税的才走，下拨已经过来。而与此同时，国用不足，府库空虚，大明建立不过百年就已经有了财政危机，而且是严重的制度危机，哪怕就是张居正搞出了先天不足并且只是行之于全国不到一半地方的一条鞭法时，这种危机也始终都在，并且最终搞跨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除了水利之外，司法等诸多民生问题也是有赖于自治，一切政务的实施，就有赖于地方官员是愿意尸位素餐，还是有手腕整合地方大族，用士伸和宗族的力量出资出力，以达到治理地方的目地。
至于青县知县，他每年的俸禄低的可怜。当然，文官和武官不一样，相对而言，武官如果没有机会贪污军饷或是成为大军头兼并军户土地并且驻使军户的话，武官的境遇要到惨一些。到了天顺年间，军饷俸禄除了保障一个月一石米外，多半已经是折成乱七八糟的宝钞或是茶叶等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抵充，文官则不同，文官如果光靠俸禄的话真的养不活一家老更何况有意做出政绩的文官是需要聘请师爷幕僚，那窟窿可就越发大了。所以收取一些役银使费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当然，收多收入，是贪污还是必要的收入，时间越久，也就渐渐层次分明，到了大明中期，只有海瑞那种人才会真的只拿俸禄，别的银子一毫不取。
青县知县一年的俸禄折银是二十七两，与此同时，北方边镇开始募兵，一个营兵战争的年饷是十八两。一个管理几十万人的大县的地方官，俸禄和一个普通的士兵差不多，这当然很不公平，也会叫人心理失衡。好在，在个，人私德上面郭知县是个无可挑别的好人。他没有多收摇役或是多在里甲摊派，也没有在酒醋和民壮上打主意，这些役银青县一年有三千余两，看起来是不少小但有七成以上要用在驿站和急递铺上。剩下来的一点还要维持本县…二丁共设施，再发给佐属和书办的俸禄。剩下来圳洲漆展子就真的寥寥无几了。
“对了，刚刚你们说错了。”张佳木长篇大论的向两个目瞪口呆的书生说完，到此时才笑咪咪的向着两人道：“青县的公费银子一年不是三十几两，是一年二十七两，正好和知县的俸禄折银差不多。”
“大人”徐穆尘很困难的咽了一口唾沫，声音也变的很小而且很不自信的问道：“大人说的这些，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很简单啊。”张佳木站起身来，笑道：“我来告诉你吧！”
“请大人开释。”
“青县有河流一百多条，郭知县上任以来没有修过一次。所以这几年来，青县百姓的收成只能靠当地士神偶尔修理的河渠来保证，去年一场大水，全县的收成减了三成以上。就算这样，耸年郭知县的考绩也是卓异。”
“对了，还有驿道，郭知县上任以来，驿道也没有修理过一次。当然，他也没有拿钱出来修县衙门，今年冬天郭知县感冒了好几次，因为他住的地方窗子破了，四处漏风。”
“他还把几百个打官司的百姓都撵回家去，然后让宗族自己处理。当然，宗族一般也会很公道的，但我手头有一桩案子，这个宗族的处理就有失厚道。”
张佳木说的是一桩争房产的案子，原告买断了被告的一幢房子，当时花了三十两银，住了十年，修耸花费也很不少，但被告在经过十年之后，又要以原价赎回房产。原告当然不愿，被告便被宗族长辈的身份硬压着原告同意，并且采取了一些激烈的小手段。但在原告提起告诉之后，郭知县发回给宗族处理，这样一来，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了。
原本只是一桩房地产的官司，但原告在宗族判他归还房产后上吊自杀，一桩小事就毁了一个原来过的还挺不错的家庭。
看着徐穆尘和年锡之变幻莫测的脸色。张佳木微笑着道：“与民休息，减少诉讪，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
年锡之得到鼓励，乍着胆子道：“是的，因为诉讪为造成皂隶巧取豪夺，是地方祸乱之源。”
在大明，打官司是一件足以叫人倾家荡产的事。
一旦惊动官司，皂隶们就会立刻把原告被告都抓到牢房，大明的牢房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贿略，一百多斤重的重枷就足以把人活活枷死。经常有没钱的贫民被枷在县衙门鼓楼之下，一站就是几个月，再健壮的汉子，站枷之下，也是闻之而胆寒战栗。
勒索的手段一桩接一桩，不仅是原被告，还有双方的邻居，皂隶们称他们是重要证人，会把所有人都抓到牢房看押，然后案子一天不结，所有人都得被关押或是羁押在县，一直到双方结案为止。
一桩争家产的官司，可以叫三代累富的家庭倾家荡产，也可以叫一个原本富裕安宁的村子鸡犬不宁，所以地方官在刑案的处理上不仅关系自己的官声，也关系到地方的稳宾，是考绩的重要标准之一。
但张佳木显然不以年锡之的话为然，他道：“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皂隶符合标准，在国家领取俸禄的只有几个人，但每个县的皂隶却远远不止此数，在编的皂隶可以自己雇佣帮手，青县有十三个皂隶，他们雇佣的马壮民快三班六房却有一百多人，这么多人要吃饭，不找百姓的麻烦，他们又到哪里弄钱呢？”“对了”张佳木一拍掌，笑道：“郭知县年俸不够开支，他又不在均平银和力役折银上打主意小收的很少。那么他怎么解决自己的温饱？”
两个书生已经是准石化状态，却见张佳木神色怪异的一笑，又道：“郭知县卖皂隶名额，一个二十两，一年卖一百四十四两。这样的话，也就够他一家老小的开销了。毕竟当官要有体制，出门要坐轿子，起居要象个样子，有同年路过还要应酬一下，给仪金什么的。所以不论怎么说，他还是个清官啊。”
“是啊”徐穆尘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下意识的答了一句。
“为什么一个清官把地方治理的一塌糊涂，而且风评还很好。但地方百姓困苦久矣。”张佳木从容轻松的笑道：“两位现在不必做太多事，倒是可以精研一下大明的典籍制度，好好的想一想原因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