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而过，时间在很多人来说，如飞燕掠水一般，根本了无痕迹。但对有些人来说，又是格外的难熬。
在锦衣卫的实际主持下，一场关系到整个大明未来的大变革已经悄然开始。
对整个大明文官系统的核查与考量已经在进行之中，由内阁牵头，各部寺参与其中，核实官员名单，预备裁撤转并一些闲职，再由户部主持火耗归公一事，预备先由北方诸省来试行。
但今年是赶不上了，赋税收取有一定的时间，今年如果改火耗归公，那就很容易引发混乱，这是内阁或张佳木都不愿看到的。
至于一些陋规，则是已经提前改了。
比如地方官员收取商税，可以自行截流的做法，已经明令禁止。商税亦是一律归公，地方的办公费用会在将来指定名目或是由中央财政直接拨给。
张佳木在财政上的做法，类似后来的清朝。
清朝在洪扬之前，财政上是完全的中央财政，户部管理一切，地方上的费用除了极少数的办公维挂费外，一切经费的使用都需要中央拨款或是报销。
就算是赫赫有名的福康安，用银如流水一般，但最后还是要走户部的程序，小书办难为福贝勒，在当时也是时代一景了。
后来就不行了，地方军兴，瞬息万变，再等京师里的户部进行中央统筹，以当时的通信和道路条件完全不可能。除非清廷愿意放弃南方，不然的话，就非得放权不可。
在现在这种时候，张佳木要搞中央财政，在法理和条件上完全可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不会放权给地方。
其中原因，就在于他要办的一些大事，非得加强中央威权不可。
地方一旦有财权，就有离心力，从晚清的现实就能很清楚的看出来，就算是张佳木生活的那一段时间，分税制下，中央地方彼此利益牵扯，很多时候，地方根本不买中央的账，所以就税制财政收入分配来说，无疑就是一柄要当权者极为小心的双刃剑……
至于新吏治，在前两样没有确切的流程的前提下，无疑还要再多拖一阵子。
但新军制，已经是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了。
武校的地址挑好，已经开始建设，这一部份的款子是锦衣卫自己垫的，所以校舍建设很快。
同时，在全国各地都以锦衣卫的名义在招收武校的学生，卫所军户的子弟当然优先，普通的百姓只要是清白良家子，又孔武有力，或是识文断字的都可以，只要自忖能通过入学考试的，就不妨一试。
通过初试，就可以领取盘缠，到京师再来复试，就算复试不通过，也会发盘缠统一由张佳木的邮传送回家，所以一个月间，报名武校的学生就已经超过万人，初试之下，也会有数千人通过各种渠道到京师来。
讲武堂是张佳木改革军队的先声，从组织制度到将官任免，再到营制、兵制、军饷、后勤、荣誉、养老、伤患，一切制度都要重新再来过。
这么大的动作，如此多的大事，就光是公文往来，就已经把中央各部的官员和小吏书办们忙的不可开交。
九月初，张佳木上书皇帝，奏请户部添加吏员，皇帝经内阁批复曰：依议。
户部，是张佳木在中央部务改革的先声，无论如何，户部最近要负担的责任太多太重，而人数是可怜复可笑的。
管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财政，再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要对整个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进行一次大梳理，然后再把每个官员的俸禄根据实际情形实重制定一次……然后再把火耗归并入中央财政，根据各地离府库的远近和地点加上运输条件来制定火耗的征收额度……这一切工作都要户部的二百七十三个官员和吏员来做……
是的，二百七十三人。
张佳木听到这个数字时都被气笑了，说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大政府还真是一个笑话，一个管理这么庞大的国家，官僚数字几万人，加上武官十几万人，加上皇亲勋戚几十万加上军队有几百万吃皇粮的大帝国，还要有造桥修路治河等中央级拨款的大工程，负责这一切事物的就是二百七十三人
这其中还是连官带吏，不少官员就拿俸禄不干事的，反正具体事物有书办吏员去做，官儿们闲着没事，愿意做点事就做点，平时闲了没事就写字画画儿，要么吟诗弄月，饮宴无度，部里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但少几根萝卜根本也无伤大雅。
张居正为一国首辅执掌天下的时候，母亲死了不肯丁忧，一生令名都毁了。因为这个帝国的官员就是这样，家中有丧事居丧二十七个月不办事，反正少了几个人也无妨，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凭什么你江陵相国就能赖在位子上不走？
大明少了你就玩不转？
就是这种情绪之下，使得夺情在明朝成为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任何讲究政治名声和立场的官员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丁忧权。
于是可以看到，后世人说皇帝不作为，中央部府寺缺额一半以上的官员，内阁都只有两三人办事，但奇怪的事，这个帝国居然没出太大的问题，后来的跨台也是因为这个帝国的痼疾已经难以医治，而天灾伴着双重的人祸降临，所以无药可知了。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这个帝国的官员们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又在做些什么了。
治官不如治吏，就目前这个阶段，就是如此。
户部的吏员分为最高六百石的长吏，然后是四百石和三百石、二百石到一百石的辅吏，百石以下，便是斗食小吏，只能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了。
九月中旬，整整六百名从锦衣卫吏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全部充入户部之中，在内阁和吏部的配合下，这些吏员也算是第一批新俸禄的受惠者。
以往的俸禄标准，官员都很菲薄，更加不必提那些被歧视的小吏们。当然，吏员们也不可能完全靠俸禄吃饭，他们上下其手，勒索贪污，用额外的收入来弥补名誉和收入上的双重不足。
新的吏员当然不必如此，吏部和户部已经最先把他们的俸禄给制定好了。
大明各部，原本是分令吏、攒吏、典吏，这种分法已经被取消了，户部的官员俸禄暂且未定，但所有的吏员就按自己的实际工作来额定俸禄，比如户部的宝钞广惠库，原只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底下有典吏和攒吏若干人。这一次就是增加了大使丞、吏等若干，裁撤副使，多加吏员，而吏员俸禄，则是以三百石到一百石不等。
事实上，广惠库大使的年俸不过四十两，一样也是要折宝钞和以物抵俸，这一次有品级的官员没有改俸，名义上是他助手和下属的吏员们却拿着比他高十倍的俸禄，一时之间，改制加俸的议论，一下子便是上扬了十倍有余。
而同时，有些闲曹却面临被裁撤的危险而惊慌不已。
比如鸿胪寺已经无公可办，衙门除了用来积灰已经无所作为，对这些衙门，自然是有裁撤的打算。
好在风声一出，就又有安抚人心的说法：衙门纵撤，官员仍然可以择地安置。
比起一直有捐班和大量恩荫的清朝，明朝此时还没有传奉官，所有的官员都是正途出身，而比起宋朝来，明朝科举中式的人数是有限额的，所以没有冗官之害。
这自然也是在定制的时候考虑到了前宋的弊端而做出的改革，所以在明朝改制，最少在官员安置这一块，所受到的压力就小的多了……
天顺二年的八月到十月之间，地方上感受到的震动还有限，南方诸省除了看邸报的人群外，几乎对几千里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只有特定的人群，比如官员和士绅才会在邸报上看到一些细微的变化，这变化看似不大，但也足以发人深省。
除了正式的邸报之外，还有锦衣卫已经开始正式对外发行的“卫报”，每份卖一个铜钱，贩夫走卒也买的起，当然，总要识字才行。
大量的消息自京城中源源不断的流出，不停的冲击着的人固有思维，在南京，在广州、福建、昆明，无数人借由邸报和锦衣卫的报纸来了解京师之中刚刚开始的变革，已经有无数人思索着，借着报道来权衡着京师之中变革的利弊所在，无形之中，一场全民的大思索也是借由京城的变化而悄然展开，无数的官绅士子，在华屋或是陋巷，在学堂或是青楼花街，思考或是辩论者。
在大明，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前中期的历史上，对人的思想也是钳制的，甚至，做的比清朝还要血腥和野蛮。
洪武年间，国子监生因为不满祭酒宋讷所为，有监生写状子帖在墙上，历数宋讷的不满，但此事触怒了朱元璋，一声令下，监生们人头落地，并且将头颅挂在旗杆上，以警示其余的监生。
国家储备人才和官吏的最高学校，用这种蛮横的做法来教育学生，对人的思想之钳制，对学问思想之侮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