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日月如梭。
自大皇子朱慈燃,在四位国公的鼎力支持下登基称帝,大明的政局也过渡到了四国公辅政阶段,而年号崇祯,在经过这不平凡的几个月后,终来到了崇祯元年。
旧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对张维贤、赵宗武他们来说,现阶段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巩固自有权势,而天启七年到崇祯元年的这段时间,就是他们搭建基础势力的最佳时机。
就现阶段的大明政局来看,四国公辅政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倒阉党,就变成了第一政治要务。
这件事情不仅要体现在京城朝廷,更随着时间的推移蔓延到地方,把那些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员统统罢黜!
张维贤是主要负责大明民生、监督两方面的辅政国公,因此他也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去搭建属于他的势力基石。
因为只有这样,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取永固的权柄。
当然想要真正做好这件事,张维贤他必须巩固好京中基础,那么才能将势力延展到地方上去。
京城作为大明的中枢神经,一切风吹草动那都是经京城传导下去的,同时也是在归置京城势力的时候,地方一些聪明的官员,早已遣派心腹,携带巨额金银,以各种理由奔赴京城寻找他们对头的国公。
而有些时候,又因为地方上民生、刑罚是不分的,这也使得地方官员在奔赴京城时,往往需要备上两份厚礼,不管是哪一位辅政国公,那都不是他们所能得罪的角色。
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说就是大明官场最为混乱的一段时期,为了能撇清或者举报阉党成分,地方上的官员,上书的可谓是层出不穷,前来投效的更是比比皆是,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效忠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于是乎。
以检举魏忠贤犯下的种种罪行为开头,大明各地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倒阉党运动,在这样一次举措中,不仅魏忠贤被指出了无数大罪,就连在京阉党也多被安上了种种罪名。
张维贤、朱纯臣、徐希他们借助这次机会,不断肃清大明地方上的阉党官员,同时在自己的权责管控范围内,尽可能的安排自己人前去顶替。
同时在大明地方上的官员,原本为了恭维魏忠贤而建造的生祠,皆被新到任的或者留任的地方官员尽数捣毁。
而因为地方检举的罪责,张维贤、朱纯臣他们则开朝议,最终定下了阉党逆案。
时员外郎王守履等上书,魏忠贤逆党,文臣崔呈秀、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寺卿)号称‘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镇抚司理刑官)、崔应元(锦衣卫指挥)号称‘五彪’……
朱纯臣代崇祯皇帝,明确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一应党羽,并由锦衣卫北镇抚司惩处。
如果按照历史轨迹来论,此事后续应交由三法司全权负责,但是很显然,因为赵宗武的缘故,使得三法司未能获取到相应的权力。
阉党在京的党羽尽数关押在诏狱中,而崔呈秀他们更是在诏狱中接受讯问,所以负责刑权的朱纯臣,就只能顺势把调查的权力交给锦衣卫。
在一个赵宗武他在此之前,毕竟是拿到了魏忠贤的巨额财富,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要做好答应人家的事,你说处决魏忠贤那就处决魏忠贤了?那以后还让赵宗武,还怎么出来顶事?
因此张维贤、赵宗武、朱纯臣、徐希他们之间,也就没有趣过度的去深究此事,毕竟他们的心中都清楚,在大明官场掀起这样一场倒阉党的举措目的是为了什么,现如今在倒阉党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明确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这最终的事情就甩到了锦衣卫身上,至于以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那完全就等以后再说其他吧。
而赵宗武在此事上为什么会表现的这般坚定,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崔呈秀他们身上的价值,根本就没有被完全的逼出来。
像崔呈秀他们当政的这些年,赵宗武他才不相信崔呈秀他们就敛了那么一点财富,更为重要的是赵宗武他,想彻彻底底的摸清楚大明的根底。
不要小看这些做奸臣的,他们的心思比谁都要细腻。
因此想了解什么事情,只需细细的讯问他们,总是能够获得有用的情报的。
由此一项涉及大明多项隐私的情报档案,正在不断地完善当中,至于这些情报档案在彻底完善后,崔呈秀他们会有怎样的下场,那就要看当时赵宗武的心情了。
而就在这样勾心斗角的铺设基础的过程中,时间也就在悄然流逝,而陈奇瑜在这数月间也详细搞清楚了,京营、五城兵马司的相关情报,只是看着眼前的情报汇总,让陈奇瑜的内心多是悲鸣……
天启七年,这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原先的辽东都司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其只能挂靠在山東承宣布政使司名下,但是现在的辽东都司早已是今非昔比,不仅疆域上得到了扩充,就连地方实力也得到了夯实,那么再以都司的名义运转,这其实并不符合辽东的实际发展。
再者说赵宗武尚兼任辽东经略一职,为了能让辽东拥有更健全的发展,赵宗武决定向张维贤他们要更高一级的编制,辽东不应该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埋汰前行,这不是辽东应该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