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士兵，云铮有些感叹。别看这些士兵在城楼上看似忙碌，其实杂乱无章，做事没有一点规律可言，怎么看都达不到井然有序这句话所说的程度。
最近出兵南下，云铮经常觉得，天下幸而有四大边镇，幸而有云家。否则当初北宋的下场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场。
大魏如果不谈边镇，其实与北宋太像了。
当后人谈论中国历史时，提到战国时代的秦，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强秦”，而谈到宋代时，则往往会形容它是“弱宋”。这个说话，从军事上来说的确如此，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严格说来，宋从建国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为什么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这不仅是史学家，而尤其是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
云铮自从开始学会站在全局看问题，就一直思索这些问题。宋代并无内乱，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的考据，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绝对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点，云铮觉得，其实主要是四大边镇的功劳，特别是云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而大魏则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几员大将各有其兵，以至于太祖自己也没法削掉他们的兵权，于是干脆做出相信他们忠心的模样，赐封出八大世袭罔替的名门世家，并且将它其中外四家分镇边疆。如此一来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还有说话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势力，所以文人并不能完全压制武人，于是大魏倒是扛住了辽国和西夏的侵扰，直到现在发生内乱。
然后，便是变法。无论宋朝的变法，还是大魏的变法，都变出了大麻烦。宋朝的变法，后来不少人说宋朝亡与执拗君子王安石；而现在大魏之所以焦头烂额，也未尝不是万昌大用秋临江的缘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一是仁宗庆历三年的范仲淹变法；二是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且知道人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欲因此而树敌过多。(2)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反而言之，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而为了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大致说来，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这可能是害怕反对)，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此种叠床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则，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强推行了17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后人对其失败的原因其实不必花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射特效药，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好像维生素等，这种药固然有益于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论事，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此实为变法不成的主因。
云铮此刻的心思是，大魏已经无可救药了。虽然如果现在没有了巴匪、浙匪，大魏朝廷看上去仍然能算一个富足的朝廷，但实际上云铮觉得，其根子已经烂了，他现在已经少了很多顾虑，这个大魏，不能再由林家的人乱折腾下去了。
宁鹏轩忽然出现在帅帐内，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出了云铮自己。
“风哥，林坚约你今夜虎牢关上一叙。”宁鹏轩平静的道。
云铮瞥了他一眼，问道：“他想做什么？”
“他说，他有先帝留给他的亲笔诏书，证明他是被迫潜伏于乱贼林旭麾下的。”
云铮笑了笑：“答应他，就说本帅今夜必到，让他决定地点吧。”
宁鹏轩没有多劝什么三思而行，他知道云铮必然是有必胜的把握，知道林坚不能将他如何才这么说的。
“是，风哥，那我去了。”
“去吧。”云铮回头坐下，淡淡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