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扎人的锥子
时间过得飞快，眼瞅着1895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可真是太多了。
由于出了上次的事，孙纲担心朝廷对海军的“创收”行动有异议，所以一直对朝中的消息极为关注，果然不出所料，不多久，翁师傅就指使御史言官上奏，说海军“各舰挟带私货，以训练护航为名，行走私贪污之实”，又说“每至他国港口，各舰管带率众淫赌于岸上，去船者有半，至夜不归”，还说“因有巨利可图，各舰皆离海口，各地军港竟无一舰守卫”也不知他们都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让孙纲无比“佩服”这帮言官们的想象力。
中堂大人当然不能任由他们在哪里胡言乱语，有理有据地展开了反驳，“海军为商民护航乃天经地义之事，观世界诸国莫不如此，非为得利，抚万民，布国威于四海耳，”他拿出了北洋诸舰从古巴，秘鲁带回的当地华人赠送的“万民伞”“万民旗”，说“古巴，秘鲁等国华工，闻我水师来，无不欢呼雀跃，相拥而泣，如见亲人，何也？感朝廷不忘之恩也，彼国见我水师来，畏我军威，亦不敢欺压我民，使在水火之十数万人华人将死而得生，知朝廷于绝岛穷荒，尚不忍一夫所失，何况大清之万民！”指出了海军护航抚侨对稳定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意义，又说“海军得护航之费，皆入海军专款，以为诸舰维护之用，所省经费实多，”指出这样做的目地是为了缓解朝廷的财政压力，然后又说“护航之舰多系快船潜艇，各军主舰皆守口护岸，未有擅离者”，指出那些言官们妄加指责，实属无中生有，这样一来，这一回“论战”，中堂大人又赢了。
但事后李鸿章曾对孙纲说道：“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每向前一次，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顽固势力绊在哪里！
“我让军情处‘驻京办’列了个名单，包括目前可能拖咱们后腿的所有这样那样的顽固们。”马玥曾经很认真地对他说道，“京官和地方官加起来也就几百个吧，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可以让他们在一个月内全部消失。”
孙纲又一次泪流满面，“后腿派”官员们全体逃过一劫。
“关键是在于这个国家目前的某些体制，”孙纲为了不让“手握重兵”的爱妻作出什么“过激”的举动，“耐心”地对她解释道，“杀掉这一大帮不要紧，科举考试就又会提拔上来一大批，你杀得完么？”
“我说上次朝廷不是罢了一批么，这次又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马玥恍然大悟，点头说道，“你的意思是毛病是出在制度上。”
“可以这么说，”孙纲说道，“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思想意识上，通过部分制度的变革可以促进思想意识的改变。”
“怎么才能快点促进从上到下的思想意识的觉醒呢？”爱妻很认真地问道，“现在这个样子变得可是太让人闹心了。”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孙纲的嘴角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
“是什么？”她盯着他问道，
“那就是，”孙纲一字一字地说道，
“战争。”
“我看你现在有希特勒化的倾向。”马玥听了孙纲的话吓了一大跳，说道，
“这是咱们俩私下里这么说啊，我从没和别人讲过，”孙纲看着她笑道，“如果不是鸦片战争敲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人还要沉睡多久？如果不是甲午海战让中国人意识到了海军和海权的重要，中国是不是就此滑向深渊了？”
“我明白了，就象一个沉睡的人，你没法子喊醒他，就只能用锥子扎了，是吧？”马玥立刻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示她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这大清国周围的锥子也太多了。”
“所以，怎么能把人扎‘醒’而不至于扎‘死’，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孙纲说道，“我现在防的，就是身边的两个大锥子别这么快的扎过来，给我让点时间，让我把家伙准备好。”
“俄国和日本，哪个都够你喝一壶的。”马玥说道，“对了，军情处在日本的人探来的消息，日本人好象也在自制军舰，而且还在买呢，只是多大的不清楚，不知道违没违反条约。”
“中堂大人现在正向日本交涉那两艘已经转售的战列舰的事，”孙纲说道，“他知道我不放心这个。”
“也是大清陆军太不争气，”马玥说道，“要是能稍微强一些，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打过去了？”
“陆军里也有好汉子，象聂将军（士成），左将军（宝贵），马将军（玉昆），只是他们脑中缺乏近代军事思想，这回朝廷要编练武卫军，请德国人来帮助训练，应该有些进步了。”孙纲说道，前些天他已经知道了，朝廷将聂士成宋庆等部调回和北洋陆军及部分淮军一起组成武卫三军，以德国军法操练，编制也仿德制，武器装备也都采用德国陆军的，在孙纲看来，是大清陆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刺痛了朝廷（大清陆军的现状表明，不但根本无法迎击外国侵略者，甚至连农民的骚乱都应付不了），朝廷才想建立一支真正的国防军的。
大清陆军自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后，多数部队都没有经过较大的战事（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和中法战争只是少数部队参战），过久的升平岁月使本来战斗力就不高的大清陆军更加腐败，“兵则半属空名，操则虚应故事”，“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为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四川提督宋庆就指出，陆军将领“平日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敌辄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一经战斗，官则惊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各军皆然。随军助战的武备学堂学生在战后指出，他们“往历前敌，亲见备军致败情况，实由将帅不善训练，士卒不常操习，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住扎不设营垒”，“三省练军大半旗兵之居城市者，平日居烟酒行赌，沉溺忘返，其官长士兵无人无烟癖，军容之劣，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枝，见者无不发噱”，这样的部队，即使装备了再先进的武器，也是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的。
即使是士气和军容装备较好的部队，因为缺乏有经验并懂得近代军事理论的指挥官，战斗力也是大打折扣的。甲午战争中，清军敢与同日军较量的指挥官脑子里都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老经验”，在进攻时仍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的战法（后世里的好多军事题材电影也是这么拍的，不知道是导演不懂还是以为战争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一拥而上，而且往往在1000米以外的远距离就开始胡乱射击，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好象还规定每人只能用8发子弹！），给予清军以重大杀伤。在防守时，清军的军官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日军只要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据观战的外国人说，“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该怎样防御自己”。在火炮的使用方面，问题尤为严重，一是参战各部不相统属，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日军则不论火炮多寡，一律集中使用以加强火力。二是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清军指挥官中也有个别人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教训，提出了改进意见，如聂士成即多次指出：“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已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可是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前敌将领仍是我行素。清军宋庆部曾奋勇作战，炮兵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但由于使用不当，被日军快炮“照准丛击”，所带火炮5门被击毁4门，很快丧失了作战能力。依克唐阿的镇边军又接着重蹈覆辙，被击毁火炮5门，全军溃退。好在这些清军将领总算从血淋淋的教训中醒悟了过来，反攻海城时，清军将所有的100余门各种火炮集中起来使用，结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夺回了海城，还算找回了些“场子”。当时，有的西方军事观察家就说：“中国陆军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假使军事长官们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许会给予日本方面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差一点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不改变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即使这一次甲午战争因为他这只小小蝴蝶的原因战胜了，面对下一次可能爆发的战争，也还是会失败的！
那么，他现在能改变这一切吗？
想起李鸿章和那些务实派官员们每次行动所遇到的挫折，孙纲的心里不由得阵阵发冷。
算了，还是多关心关心正在建造中的战列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