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军和第83军：从正面的太平门突围，伤亡惨重，冲出重围的有3000多人。
第2军团：因为是提前过江，脱险者超过11，000人。
警察部队：南京警察部队原有6000人左右，过江者不足千人。
宪兵部队：原有5000人左右，过江的有2000多人。
教导总队：教导总队原有近3万人，按周振强回忆，过江者只有4000多人。
第88师：该师参谋卢畏三回忆，第88师撤至江北的不到2000人。
第87师和其他部队：脱险者更少。
最后来看，有4万人左右突围或渡江成功。谭道平给出的数字是44，000人。谭就职于南京卫戍司令部，亲历南京保卫战，并参与撤退计划的拟订，他的数字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在12万左右的中国守军中，阵亡3万多，脱险4万多，剩余的4万多（最多不超过5万人，有价值的初始资料来自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的记载，他在12月16日的阵中日记里说中国战俘有4万多人）被俘后遭日军屠杀。
但也有一些人，在得知南京弃城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教导总队炮兵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后来回忆起12月12日那天下午的一个片断：
教导总队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颜希儒（黄埔军校6期，广西横县人）来到严开运的阵地要酒喝，严把还剩下的一点酒递给颜，颜一口干了。喝完后，颜问：如果撤退的话，走不走？
严说：上级如果下令，有计划地撤退，当然要走；只怕危城之下，没有计划。
颜希儒说：还能有计划么？！
严开运问他准备怎么办。
颜希儒说：不管怎样撤，我都不走了。
说着，颜希儒从腰里掏出两颗手榴弹，一手拿着一个，说：你看，够本了吧？！
南京的烈风，刮过这个广西人的怒发。
在1937年12月12日深夜的下关，装甲兵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终于上了船，但回头看到岸上的几辆坦克和汽车，怎么能留给鬼子？就想叫人全部炸掉，但身边的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舍不得，把刘拦住，僵持中，那四个人说他们不走了。
“不走了”这仨字，在12日夜给人以无限的悲壮。
刘树芃说：我们是奉命撤退。
汽车兵说：不，我们是打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武器销毁了，应该打了再说。
坦克兵说：坦克上还有武器，破坏了还不如拆下来跟鬼子干一场。
刘树芃想把他们带走，说：你们排长呢，我跟他说。
汽车兵回答：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
说完，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带了枪，跳下船，重新上了岸。
这，是中国人。
到了13日天亮，日军已经逼近江边，一群失去长官的士兵围住一个穿上校军服的军官，说：我们突不出去了，长官！你指挥我们抵抗不好吗？否则，也是死。
上校说：我是军医，不懂作战的事啊！
士兵们说：只要您命令我们打就行了！
上校想了想，说：好！随后他振臂高呼：兄弟们，向鬼子打呀！
这名军医就这样带着一群散兵，发起了中国人在南京城下对日军的最后一次反击。
没人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突围出去。甚至到12月13日下午，还有20多名官兵在挹江门城墙上，狙击扫荡过来的日军。他们也是决定“不走了”的人。
而城陷后，困于孤城的，也有不少人。看下面这个单子：
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教导总队第2旅主任参谋廖耀湘；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第88师作战参谋卢畏三；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副连长沈咸；军医署署长兼南京卫戍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野战救护处科长蒋公榖。上面这些人，都没逃出去。如果说作为军医官的金诵盘、蒋公榖（著有《陷京三月记》（蒋公穀系南京守城部队军医，担负城防救护任务。他以日记形式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27日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南京陷城后进入外国大使馆，受到直接保护的话，那么邱清泉、廖耀湘、孙元良、郭岐、钮先铭、沈咸等军人的经历就可以用“血雨腥风”来形容了。在这些人中，第一个脱险的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1937年年底，他化装成菜农混出城。其他人，大多数在转年春天才逃离南京，比如官级最高的孙元良，而且他的经历也是个“疑案”。
孙元良在第88师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南京战时，年仅33岁的他，已升任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领中将军衔。
12月12日傍晚，唐生智下令放弃南京，孙元良参加完会议，返回中华门途中，得知已有日军突进，孙只身奔下关不成，一时间不知去哪好，最终困于孤城。关于南京陷落之后的经历，按孙元良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讲述：
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长官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的旅长廖龄奇不干了。
当时，廖龄奇带着从雨花台下来的残兵进中华门不成，又找不到孙元良，只好向下关江边突围，由于底下的辎重营手里有一些木船，廖龄奇就带着第88师的这些人在夜色中渡江了。南京战中，第88师幸存者中大部分来自廖龄奇的部队。后来，到了武汉，见到蒋介石，廖龄奇提出枪毙孙元良。
《拉贝日记》在中国出版前，风传孙元良在南京城陷后藏在妓院，这种说法有点捕风捉影，实际情况是：他躲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后来，被拉贝发现（见《拉贝日记》）。拉贝把这位中长安置在了该学院一座楼房的阁楼，使孙元良最终躲过日军的搜捕，1938年初逃离南京，辗转抵达武汉。他走脱没多久，他的部下师司令部参谋卢畏三也逃出南京。
在武汉，孙元良被关了一个来月，进行审查，但最后蒋介石还是放了他一马。孙元良后来很长寿，活了103岁（2007年去世），是最后一个黄埔军校1期生。战争年代结束后，孙元良渐渐被人遗忘，但他有个儿子，比他名气大多了，那就是艺名为秦汉的台湾演员。
关于孙元良的话题还没完。
蒋介石不杀孙元良，并不是因为孙是多出众的将才，而是因为从1932年“上海事变”起，孙元良就参战；1937年“八一三事变”，又是孙的部队打响第一枪，从这个角度蒋不忍杀。还有，蒋似乎也觉得对不起很多参加南京战的将士，所以对从南京撤下来的人，无论是怎么退的，他都不想治罪。孙元良没被治罪，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枪毙孙元良是廖龄奇提出的，孙没死，但1941年，在又一次长沙会战中，廖龄奇却因“部队溃退”（实为冤案），被蒋介石枪毙了。历史就是如此奇异。当时廖龄奇在王耀武第74军，任第58师师长。廖龄奇死后，给了副师长张灵甫独统一师的机会，这是后话了。
孙元良迷失南京时，邱清泉正待在富贵山地下室。
邱清泉的经历跟张灵甫相似，一度考入上海大学，但最终弃笔从戎。黄埔军校毕业后，又留学德国柏林，拿了洋文凭，中日开战前两个月回国，出任南京教导总队参谋长。弃城令下后，桂永清没把倔强的邱清泉拉走，只好一个人先撤了。邱清泉叫人把作战文件和军事地图全部烧毁后，继续打电话联系前线的部队长，把身边很多人都打发走了。
参谋刘庸诚对他说：参谋长，都处理完了，我们也走吧！
邱清泉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两个贴身卫兵了，他一边抽烟，一边往左轮手枪里装子弹，对刘说：你受过伤，你先走吧。
刘庸诚百感交集。
刘走后，邱清泉在几个房间里转了一圈，这才提枪带着两个卫兵走出地下室，这时候，紫金山第一峰枪声密集，火光冲天。
这绝对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冷酷的一夜。
邱清泉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但自己终不得出！在地狱般的南京潜伏了一个多月之后，第二年年初，邱清泉才成功逃离。
邱清泉是南京弃城后表现最好的一名将领，真正做到了在那个职位上该做的一切。
跟上面的人比，成名前的廖耀湘没被困在城里，而是陷于郊区。
廖耀湘跟邱清泉一样，也留了洋，抗战前一年，从法兰西学成回国，在教导总队第2旅做了中校主任参谋。南京战开始后，廖耀湘和部队跟日军血战了四昼夜。得到弃城消息时已是12月13日凌晨。此时廖耀湘在城外阵地，想奔下关来不及了，而且那样更危险。在指挥室销毁完文件，廖耀湘用最快的时间判断了一下路线，随后带4名士兵直奔南京外围的马群方向。
一路潜行，天色渐亮，后面仍有枪声，但较之于前一天，已经稀疏，廖耀湘知南京已陷，不禁心如刀绞。跑了十多公里后，一行人到达马群。在马群，廖耀湘跟部下不断遇到逃难的农民。这时候，一个好心的难民，带着廖耀湘等人去了栖霞寺。栖霞寺位于南京东北22公里处的栖霞山上。当日午后，廖耀湘等人来到栖霞寺。此时，聚集在寺院及周围的难民已超过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