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红上了公交车。
干红拿出电话，翻到一个号码，打出去。
电话是打给严理文的。严理文接电话说：“小红啊，你在哪儿？”
干红说：“我在公交车上。”
严理文说：“把客人送回家了？”
干红说：“送回去了。”
严理文说：“没啥事儿吧？”
干红说：“没事儿，他没喝醉。杨叔，你在哪儿？我去你那儿？”
严理文说：“我在出租车上——刚送一个客人往——华连返，咱在华连大堂汇合，看能不能再干两单。我看一准能行，今天礼拜几？客人还挺多的。我往出走的时候，又有两个要‘代驾’的，有个女的，喝得够呛，站都站不住了……”
干红把手机关了。严理文就是这样，扯起一个话头就没完没了的。
严理文不知干红嫌他啰嗦故意把手机关了，以为是意外掉线，就又打了过去。
干红一看是严理文的手机，舌尖抵住上腭，发出“嘁”的一声，任凭手机去响，也不接，也不关。
干红的手机铃声是美国军歌《勇士之歌》，声音还很大。这首歌国内很少播送，就很少有人听到。加之它大气，粗犷，带有血腥味的风格，使人感到震撼，兴奋，甚至是恐惧。车厢里人声被压了下去，报站的机械女声显得那么苍白、乏力。当唱到“We‘regoingtocutouttheirlivinggutsandusethemtogreasethetreadsofourtanks.（我们还要掏出他们的五脏六腑来润滑我们的坦克履带。）”时，甚至有些阴森。
人们都往干红这边看。干红不理会，拿着手机的手的食指伸出去，勾住公交车的吊环，另只手握住一只椅背，压着头闷着，像是忍受极大痛苦似的。
到了华连中心大酒店，干红伸手去推旋转门，后边被人扯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严梅。干红就展臂绕着严梅的肩搂着她走进旋转门。严梅问干红：“怎么样？客人没耍酒疯？”
干红说：“一般不会。开的是他的车、他还在车里，他不想活了他耍酒疯？”
严梅说：“就怕喝酒了，意识不清楚了。”
干红说：“意识不清楚的，都睡；借着酒气儿闹人的，你一个大嘴巴扇过去，他就老实了——谁没喝过酒啊？那点事儿不溜清楚(非常清楚)的吗？”
严梅说：“我说没事儿，我爸非说不行——要不我就顶个‘岗’了，我爸说啥也不让！”
干红扭过头看严梅，说：“我看你呀，好好把你那魔术练练，整出点名堂来——哎，你在车上给我表演的，就挺好的，哪天和电视台联系联系，再整两个，组织一个近景魔术节目。”
严梅说：“再练一段吧。等李老师回来，看咋整。”
两人来到大堂吧桌旁，坐了下来。干红说：“哎，小梅，在车里你是咋变的？再变一个，我看看。这次你的手把真快，我一点儿也没看出来。”
严梅去口袋里掏那块小手绢，半路却停下了，冲干红后边微笑着。干红回头一看，见被她先前弄成一张“关公脸”的服务生，端着一杯饮品走了过来。
服务生走到他们桌旁，把那杯饮品放在严梅跟前，说：“欢迎‘大魔’光顾！这杯‘冲绳黑糖奶茶’是‘幻帅’专门为您调制的，希望您喜欢！”
严梅向吧台望去，举起手来摇了摇。吧台里那个小伙子也抬手用两个指头摇着，算是回应。
严梅收回神儿来，指着干红对那服务生介绍说：“这是我小红姐。”
干红做样子欠欠身，说：“干红。”
服务生中世纪绅士样地躬一下身子，说：“领教过，干姐。”
严梅说：“你们认识？”
干红想说，又不知怎么说好。
服务生说：“干姐，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不应该轻饶了我们这些小男生，该批评就批评，该损就损，我们这些小男生，没有一个不是蹬鼻子上脸的。”
这话听上去像是说别人。
严梅愣愣地看着干红。
干红斜上去看一眼那服务生，把手伸给了他，说：“我很欣赏你的坦诚、直率和勇于把解剖刀对准自己的鲁迅精神。”
服务生松松地握了一下干红的手，说：“干姐，我们这一小圈儿，象《水浒》里好汉似的，都有个绰号，我也给您起一个吧？”
干红绷住了脸，以为他要出言不逊，说：“噢，起个什么？”
服务生说：“‘大侠’，怎么样？”
干红说：“‘大侠’？好，我喜欢！你叫什么？不是都有绰号吗？”
严梅抢过话说：“他叫‘坡义’！”
严梅说完用手掩着嘴咯咯地笑，笑中说：“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
服务生说：“‘坡义’怎么了？老一辈为了孩子好养活，给孩子都起个别人听起来不雅的名字，什么‘狗剩子’、‘歪瓜儿’呀，到阎王爷那儿，阎王爷一听这名字都不要！”
严梅说他叫“坡义”，干红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经他这一番话，干红明白了：“坡义”原来是拼音，他叫“屁”！
干红笑了，又看了服务生一眼。不是哪个哲人大家说过，这种敢于自贬自抑的人，一般都是坦坦荡荡，具有无所畏惧精神。起码有幽默感。就对“坡义”说：“你记住了‘坡义’，姐交定你了！”
严梅瞪着惊讶的眼睛说：“我很少听小红姐这么说过呢！‘坡义’！”
“坡义”说：“那我表示一下呗——‘大侠’，来一杯什么？”
严梅说：“当然得符合‘大侠’身份了！嗯——来一杯‘伯爵’吧！”
“坡义”说：“好嘞，一杯‘伯爵养生奶露’。”
“坡义”说完，转身走向吧台。
干红和严梅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