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表现为收入差距大、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还有很多话题与之相关，比如官二代、富二代、显二代等等。社会上关于公平始终很纠结，抗议的人多数是弱势群体、民工、上访的、盲流、无业人员等等，他们发出的质疑、抗议都在说不公平。社会有很多不安定也来自于对某件事情的不公平的愤怒。
公平这个话题现在几乎天天都在讨论，连总理也特别爱说公平正义。
起点公平就是机会均等
对公平这件事可以从不同立场来看。在思想史上一直都有两派观点，一是起点的公平，一是终点的公平。所谓起点的公平就像运动会上跑步，枪一响，大家都从同一个起跑线出发，但是大家的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否则刘翔也当不了冠军。强调起点公平暗含着终点上是有差距的、不公平的。邓小平讲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这句话讲的时候，起点是公平的。但今天看，人们所关注的所谓收入差距大，是直接看向了终点，一部分确实先富起来了，但是差距有些大。
立场不同，心态就不一样。我1989年开始做生意那会儿，没人给我发工资，我和很多人一样也是下岗职工，那时候大家是起点公平。折腾了20年，有的公司破产了，有的公司还维持，有的收入多点儿，有的收入差点儿。20年以后，你说不公平了，那之前这20年的政策难道错了？1989年我起跑时，大伙儿都一样啊，今天说收入差距给整大了，那我也有想法。
强调起点公平、一致性或等同性，却不承认终点的必然差距，那在运动场上就没法儿玩了。所以起点公平是强调竞争。愿意强调起点公平的，多数是强者、自信的人、愿意创业的人、愿意保持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就像在运动场上跑步，刘翔肯定愿意起点公平，因为他跑得快，起点公平实际是激励大家奋力快跑。
从学术上来说，起点公平更多是强调机会均等。比如说教育，不管有钱没钱，不管是官几代、富几代，大家受教育机会或教育条件是一样的。公立教育由政府来承担，就不能够有人受歧视。除了那些私立的贵族学校不谈，有一些特别好的公立学校，像北京人大附中，收取高额费用，只能是特别的人或者有特别关系者的孩子们才能进去，这就叫机会不均等。机会均等在教育上应该是有教无类，所有孩子都能够公平地享受教育；至于施行教育以后，孩子们努不努力就干涉不了了。像国外发达国家，学校教育水准都差不多，有些孩子就是不爱读书，天天玩，起点是公平的，但是你没学出来，逐步跟人拉开差距，那就不能怨政府了。
另外每个人有就业的权利，在国企小孩儿可以顶替父母岗位，非国企就没有这样的政策，这就可能发生机会不均等的现象了。大学毕业后大家自由择业，毕业生自己去网上找机会应聘，这就叫机会均等。但任何时代总是会有一些人可能有些特殊背景，他不需要这么辛苦，直接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比如文革的时候参军，普通人家的孩子要先到农村插队，但也有干部子弟、军人子弟直接就可以去当兵的。华谊兄弟的王中军就是这样，他父亲是部队的一个领导，他当兵直接就去了，等他办公司的时候，才发现居然连入伍手续都没有，后来才回到北京补办。入伍时，部队首长问他，是想学技术还是想长干呢？那会儿学技术就是以后到工厂工作，长干就是永远在部队学军事。他说我要长干，后来就当了侦察兵。显然，在那个年代他的机会跟普通人不一样。
再有现在看病，也有机会均等的问题，我前两天去看个病人，发现病房拥挤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缺，所以看病过程中一定有机会不均等的现象。我们在三亚海棠湾项目边上有一个，投了20亿，可能多数人还是没条件去那儿看病。据报载，目前中国医疗资源的80%是向公务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倾斜的，显然，医疗资源不是对所有人都平等地开放，而机会均等是要求大家在教育、医疗、就业方面都一样，只要我作为公民，我想去就应该能去，不应该分这么多等级。
另外关于社会事务管理的机会均等，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民主。一个公民，我有权利对某件事情发表意见，然后参与社会管理，不能说我是普通老百姓，我就不能管。比如在西方还可以参与组织政党、竞选，什么人都行，这就是机会均等，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机会也是开放的。你想做的事情有充分的自由，社会不给你设置障碍，只要你愿意做，在第一天你进入的时候，门槛是一样的，至于你能不能像奥巴马一样从科级干部选上总统，那要凭本事了，这就是在起点上强调公平的结果。
官二代，富二代
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基尼系数"，它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的专业术语，主要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收入差距程度的一个指数。基尼系数到了0.5证明收入差距比较大，到1基本上不能接受。媒体上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很高，西方认为到了这么高的国家一定要崩溃。事实上关于基尼系数，政府从来没有指定过哪个机构专门去做入户调查，发现就是一些经济学家为了要研究一些问题，组织一些人做过简单调查，但也不是准确抽样，大家只是社会心理上的感觉，成为经济学家的演绎。
今天中国的收入差距比过去几十年，特别1976年以前大很多。我研究生刚毕业工作时，我母亲跟我打赌，因为她觉得自己工资挺高，有好几百块钱，我那时硕士毕业拿70多块钱，她说你这一辈子不可能赶上我。今天我已经远远超过她了。因为按照她在文革前时代的概念，一辈子工资涨不了多少，那时候是结果公平，大家都一样，所以她觉得不可能。如今不同了，李彦宏在全球100个富人里边，他排在四十几位，中国有1亿以上投资能力的个人已经有2万人，这是私人银行调查的财富报告数据。有上千万投资能力的人有几十万人，整个民间的资产是60万亿，私人手里的钱非常多。不到20%的人拥有银行存款的80%，显然收入差距的确很大。但其中工资性的收入带来的差距占的比例不是太大，最重要的是资本性的收入。比如股票投资，另外现在创业板上市老板的股份可以变现，还有一种财产性收入，比如买房。
这从消费上也能看出来，比如中国发展经济当中，生活有所好转，但普遍还有很多压力，比如看病、就医、住房，但另外一方面，奢侈品商店在中国越开越多，北京国贸商圈，LV都开了两家，爱马仕一个包几十万，还是拥趸无数。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很开心，他帮助外国一家公司卖飞机，他老板跟他讲，你在中国能卖出10架，咱们就算非常成功，因为每架飞机都1000万美金以上，贵的4000、5000万美金，很难卖。我前两天在迪拜碰到这个人，他说去年卖出去21架飞机，他赚了超过1亿，令老板大跌眼镜，笑得合不拢嘴。可见，中国有钱人非常多，飞机、游艇、豪宅最近几年很火爆。
我们讲的收入差距大，一种是显性的看得见的，但还有一些是隐性的，我们为什么要仇官呢？因为官和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每弄出一个贪官，都有8套、10套房子，家里都有几百万，现在出来上千万都不稀罕，最近起诉许宗衡3000多万，上亿的也都出来了。而且官越小，贪得越大。权力带来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现象很多，所以大家对官二代有意见。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挡了我们升官的路，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么多钱，还这么嚣张。有个省级官员和他太太贪污，他被判了无期，太太被枪毙，但是他把很多钱转给了儿子，把儿子弄到海外，他儿子后来追一个女孩儿，钱被人家全部卷走了，他又变成穷人了。这些人大部分隐性的收入，不在公开场合用，转移到境外或者地下，最近被枪毙掉的湖南某市的纪委书记讲，钱是一把刀，杀了我，我拿这么多钱也不敢用，都藏家里了。在人们心中都知道这种收入差距，但又不能度量。前一种显性的收入差距，大家能够看得到，比如听说赵本山买飞机，总体上还能容忍，因为人家是卖艺的，不容易，大家对这种收入差距容忍程度比当官的要大，因为我们愿意捧他场。后一种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是对致富路径和过程，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合规性的讨论。
另外一个关于公平的角度涉及横向的公平问题和纵向的公平问题。横向的公平问题就是不同职业、不同产权形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之间的公平，这是横向来比。比如我们跟国企比，凭什么我们民营企业职工收入低，国企又垄断还收入高？查出国企用公家的钱买福利，比如团购房子分给他们，民营没办法这么做。另外有很多隐性的，比如他们就业比较稳定，竞争性不强，一干干一辈子，收入比较多。民营则不够稳定。
现在官二代有机会当官，富二代经商机会也比别人多，这样在起点上又不公平了。从纵向来看，越往下传越不公平。过去科举是解决当官纵向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个小地区招的公务员都是20多岁，一查他们家都是当地当官的，舆论哗然。现在公务员考试，一个职位几万人考。通过考试的方法让整体公务员素质增加，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去考，不断筛选、竞争、提拔。如果以后开放党内民主选举，通过民意基础加上竞争机制、外部监督，减少政府体制内纵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用人透明诚信。
富二代、富三代问题怎么解决呢？西方解决方法是收遗产税。美国都收遗产一半的遗产税，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现金，不能交资产、交股票、交房子。这样房子你得打折卖，还得缴税，所以有钱人缴遗产税是为社会做贡献，一大半都交给社会。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疗、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彦宏挣100亿美金，至少一大半交给社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他，让他赶紧挣钱，挣了其中一半是给咱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税收，那么富二代跟我们的孩子就不公平了。这些富二代全部躺在这儿吃喝，但什么机会他都给你拦住，你有发明创造刚想弄，他给你买了，他把各个最有利的位置都占据了，把大家发展的路拦住了。而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美国富豪为什么捐钱呢？很大程度跟遗产税有关。巴菲特到70岁左右开始琢磨这个事情，最后说全捐了。因为这些股票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他不捐，他死以后要缴所得税，那就得卖这些股票。那股价就会掉，公司其他股东就不干了。但是他捐给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聘请专业的人来管，政府不能剥夺，永远是社会的，虽然他没有所有权，但他有支配权，可以通过信托和法律来保障。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
在中国为什么有时捐款没动力呢？因为你捐了一块钱，等于捐了一块五，你捐的钱是税后的。我们做了一块五的好事，给了五毛钱表彰，那就不做了，还惹事，还让人家知道我有钱，遗产税鼓励了公益捐款，调整了结果公平。遗产税能够增加财政的收入。现在中国统计有60万亿私人财产，假定今后20年之内，这些人陆陆续续过世，这些资产增长成100、150万亿，可能遗产税也有50、60万亿。给予社会对大家也是好事。政府掌握时机推动遗产税的法案很重要，但是太早也不行，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经交给第二代了，财富报告里说，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第二代了，如果他已经交完了，你才出遗产税，就收不着了。遗产税过重会导致财富创造的动力减弱，也会导致资本外移，钱跑了。台湾曾经遗产税是50%，很多台湾人就把钱转来转去，把公司迁出去或者死在遗产税低的地方躲过去。最近马英九上台把遗产税降到10%，海外的钱又回到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很多人移民过去。
还有一种解决收入纵向公平的方法是用政治运动，我们过去五千年是用农民起义的方法，最近一百年用革命的方法。当一代人刚刚挣点儿钱，就闹革命了，抄家、斗地主、没收，这样只能富一代，甚至半代。我有个朋友，他的父母曾经是富二代，1949年以前家里是地主，斗地主把他们家的东西都收了，他们家就变成贫一代，改革开放这几年做生意，他又赚钱了，又变成富一代，他的小孩儿变成富二代。朋友跟他小孩儿说，你别高兴太早，富二代过两天可能还是贫一代，因为咱们国家老动荡，过两天没准儿又革命了。
社会不断通过政治运动、革命方式来解决纵向的不公平问题，这是不好的办法，因为每一代人的心里都结下了疙瘩，不能和解，你把人家东西抢走，总是不快乐的事情。抢的人是当下快乐，但是因为你是抢的，不善于管理，这东西很快也没有了。我们还是要着眼于法制、税收、公务员考试，通过一些理性的能够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应该用一些暴力的激进的革命的方法试图一夜解决纵向不公平的问题。
我到台湾见到一个老兵，他们家以前是地主，很有钱，藏到罐子里埋着。1945年土改把他们家产全分给了农民，结果他们家的长工、佃农都有地了，把他们家人吊着打，有的给整死了，他跑到台湾当了。他说我们家祖上好几代人辛苦，现在积累都没有了。
我们一个合作伙伴怡和洋行的主席出生在上海，他说1949年军代表找他们签字，把他们家在大陆的东西都没收了，分给广大的人民，他觉得不公平。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招商，把他们家原来在外滩的一栋楼要卖给他们，很贵。他觉得当时是我们家的，你拿走了，最后又卖给我还是不公平。所以公平这件事情很难做到大家都满意，一部分人认为的公平，对另一部分人不公平。追求公平的过程往往导致更多的不公平，这种历史的循环和悖论经常看到，令人悲哀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