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益慈善在中国备受关注，对于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社会上有很多误解。我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成长阶段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富人或者说是财富创造者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以后还应该做得更好。
巴比晚宴
我说民营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有根据的。第一，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私人捐款在去年已经超过了公部门包括国企的捐款。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上缴了国家50%的税收，但只占用了30%的公共资源。国企占了70%的公共资源，才解决了不到30%的就业，也才缴了一半的税，盈利部分还只上缴15%给政府，可是它的捐款远没有民营企业多。
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第一代，我和王石等人去全世界考察很多公益基金，发现我们做得确实相当不错。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短的有几十年、上百年，长的都已经几百年了。比如美国，和它市场经济最初30年来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得非常好，可是他们家那个基金会是到第一代快结束、第二代才开始设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代还在奋斗着呢，已经开始捐钱了。这几年我们从公司到个人都在做慈善和公益，所以我们觉悟得不晚，动手也不晚。再和比尔·盖茨比，他1970年办公司，办基金会是20年以后的事情。万通创建第15年就办了基金会，也比他起步早。巴菲特从赚钱到他决定全部捐出去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哪个人是赚钱30年后才想起捐钱的，更何况在美国有50％的遗产税在前头等着，他们大规模捐给个人的私募慈善基金，在利益上并不吃亏。
关于裸捐，除了陈光标不断号召提倡外，在社会上响应者似乎并不多。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经来中国请一些企业家吃饭，我也参加了，当时听两位先生讲话，有几点印象深刻。
比尔·盖茨强调捐款和慈善不应该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比如我们每天能吃到肉，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自己不吃肉，就吃剩菜。作为正常人来说，应该是在保障自己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同时帮助别人。所谓舍己为人，是发生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你跳下水救人，自己却牺牲了，但那些人当时都没有想死的。在公益慈善当中，多数情况下不应一味提倡舍己助人，而应该是护己，保护自己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用多余的能力、时间和金钱帮助别人。我觉得比尔·盖茨讲得很实在。
另外他和李连杰都强调慈善公益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每个人帮助别人的方法不同，比如医生免费帮人做手术，老师免费教人读书，这里用的都是能力；有的人能力弱一点儿，就陪伴老人，用的是时间，这也是很好的善心、义举；有些人财务能力强一点儿，时间少一点儿，就拿出金钱来帮助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这应该变成社会普遍的道德，而不应该只是跟钱有关的事情。
巴菲特就讲，捐款这件事情要自愿，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弄。他说自己也是30多年后才想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就做了。这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强迫。
说到裸捐，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强调：企业最主要的职责是好好经营，只要你努力经营企业，那么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赚钱后大量缴税，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善。如果你把钱都捐完了，企业没有了，或者说企业发展的动力没有了，你不能再挣钱，那日后再捐钱就没可能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捐不捐、捐多少，是个人的事情，用不着谁来教谁，你自己要捐就捐，不能拿来作为衡量公众道德的一个尺度。
我的观点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和发生规律来看，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不管怎么捐、捐多少，钱不能捐给政府，要捐给社会，因为捐政府和捐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钱捐给社会，意味着捐给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钱还在民间；在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中国现在只有2000个。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这样社会越来越强大，公益舞台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趋势，符合未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要求。上个世纪50年代大家全部裸捐给政府了，变成了国有资产，结果经济还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政府办企业是没有效率的，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最后领导的权力不受约束，公权力就会无限蔓延，必定祸国殃民。
第二，不应该全部捐，因为如果在捐款过程中伤害到财富创造的能力和自由企业制度，这样会破坏市场经济。如果上世纪50年代只捐10%，哪怕捐给政府捐错了，但是企业还在挣钱、竞争、发展经济，这样市场经济的逻辑没有改变，民间的创造财富的活力不会被抑制、消灭。捐款一旦变成裸捐，必然伤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伤害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财富创造源流枯竭，经济崩溃，最终人们得到的福利反而会减少，甚至走向绝对贫困化。
我们主张理性慈善或公益，即通过公益组织，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业持续地理性捐款。万通做出决定，每年上市公司捐利润的0.5%，非上市公司捐1%，根据能力大小，高管、员工自愿捐，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关于陈光标高调慈善的行为，社会各界评价不一。有媒体称之为慈善暴力，即你在晒你的善行时，可能灭了别人的自尊。台湾马英九就提到，善是好事情，但是行善要照顾到接受者的观感和尊严。比如一个母亲，看到儿子跪在那儿跟别人要钱，你说她会不会伤心？你晒你的善等于晒了别人的穷，晒你的强等于晒了别人的弱，晒你的自尊就晒了别人的自卑，晒你的光荣就晒了别人的耻辱，这就是慈善暴力。
另外，高调慈善是不是遵守了法律？比如有人质疑陈光标到台湾这样发钱，是否违反了外汇管理局规定，因为通常一个公民不可以短期带这么多现金过去；如果他在当地借了钱，然后回来还人民币，这属于逃汇行为，需要在法律上进行解释，但是陈光标至今没有解释。
还有你是不是善待员工？假如员工都没有照顾好，对亲属的态度也过于严苛，你这样去晒钱就不太近情理。如果是万通，我为了个人做首善，把大家工资克扣一半，大家肯定不会支持。因为我们相当于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不能伤害到最亲近的人的利益。据说陈光标家里最亲近的人都得不到他的施舍，他却去捐钱给最远的人，这难免会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疑虑。
当然，即使这样，民众还是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我们还应当继续进步，做得更多更好。
但是，社会和政府还是应该肯定大家、鼓励大家继续做社会公益和慈善。如果既不保护又不鼓励，也不能制定出相应的免税政策，那大家就有可能觉得委屈。西方人捐一块钱等于只捐五毛钱，因为可以抵税；我们捐一块钱等于捐一块五，因为我们通常是将分红的一部分捐出去，而这部分是已经缴了税的。所以社会应该对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积极客观的评价和鼓励，他们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社会若再提更高的要求，他们也会积极回应，做到善无止境，通过扬善推动社会进步。
公益组织的治理：独立、透明与专业
在治理结构上不管私募、公募，目前都面临三个重要问题。一是独立性。它既不是政府的，也不应该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团体、企业、个人。目前看独立性都不够，政府的公募基金相当于准事业单位，如红十字会，它有财政拨款，相当于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政府下边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部分没有独立性可言。壹基金相对来说往前走了一步，但还在努力当中。私募公益基金大多是个人、企业捐款，它的独立性就是怎样和企业的经营不要纠扯，这在目前是一个挑战。如果不独立，治理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过程中，我问一个企业公益基金的理事长，我说，你是公司的CEO，怎么又同时兼公益基金的理事长呢？这两件事情本身是冲突的。独立性表现在业务上不能够交叉，人员上要绝对独立。
二是透明度。一定要确保善款用到对的地方。如果不透明，没有监督，像前面讲的上海红会的人用善款大吃大喝，那别人就不会再捐款了。没有透明度，公益基金的募款一般很难成功，这类似于上市公司，你不透明，谁敢买你股票呢？
现在万通公益基金、腾讯公益基金、爱佑华夏基金、友成基金、壹基金等透明度都很好，年报全部上网，管理费用绝不超过10%。爱佑华夏基金做得最好，每一单都能查到捐给了哪个小孩儿，并且可以跟这个小孩儿联系，看到被捐的小孩儿能活下来，让人很有成就感，这让好事落在了实处，所以现在爱佑华夏发展很快，手术成功超过1万例，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的救助基金。
第三是专业性。中国目前特别缺少专业人才。壹基金现在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学院，培养专门的公益人才。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公益类科目，有专业教授和专业研究，中国这方面刚刚开始。目前来看，政府管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量派机关干部去做，不是好办法，关键是人员不够专业。企业的私募公益基金大量派企业人员去做，也不够专业。这些做法使公益基金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慢，他们做项目经常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治理水平也有限；机关派来的人容易把公益组织做成政府，就像红十字会，企业派来的人容易把它办成企业，什么事情都问老板。这同样会导致它既不独立，又不专业。
在治理上最大的问题是组织效率。我参加的公益组织中，治理最复杂的是阿拉善基金和壹基金。阿拉善基金有180多人参与，怎么让这么多人的公益组织提高组织效率呢？章程委员会总在研究治理结构，希望提高组织效率。它由生态协会和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两个机构组成，后续参加生态协会的会员必须给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捐10万块钱才能成为会员，然后你就能够选举理事会，理事会再选举理事长。这个选举极其复杂，今年又到换届之年，将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专门来处理选举事宜。这个协会里有将近20家台湾企业，台湾人特别会选举，帮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选举办法。但是最近又碰到新问题，因为各地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多，按照海选制度，每个人都是选举人，也可以成为被选举人，若按简单的多数票当选，很容易造成拉帮结伙，各推自己的人，从而忽视整体愿景和组织协调，所以需要改善。企业成员对阿拉善基金的批评有两种，一种说应该保证大家共同参与，发展速度可以慢点儿，重点在于扩大影响；另一种说法是这样办事效率太低。
壹基金现在的理事长是周其仁，副理事长是王石，平时日常执行都是王石，秘书长是杨鹏，另外有九个理事，监事长是由深圳民政局派来的。从目前开会运作的情况看，壹基金的效率比阿拉善基金要高，在公募基金里采取了很规范的治理方法。
未来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将来自四个方面，即独立性的竞争、透明度的竞争、专业性的竞争和组织效率的竞争。组织效率里有一条就是募款的效率和花钱的效率，因为你募款的速度越快，募的数量越大，你必须捐出去越快，捐的数量越大，这才有效率。公家的公募基金募款能力很弱，花款能力很小，管理费提的比率越来越大。如果他1年能募10亿，这点儿管理费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它募不到钱，那管理费就会提取得越来越多。壹基金为什么敢说只有5%呢？因为它募款能力强，募款多了，管理费比例不就小了吗？这就是效率的比较。
怎么样提高募款效率？我曾经受过TNC的募款培训。我听到一个方法很有意思，它看着没有效率，但实际效率非常高。西方人经常对有钱人的遗嘱表示关注，中国人可能会不习惯，但是西方人可以接受，一般人要死了的时候给钱很大方；那些募款人就和有钱人讨论遗嘱，让他在遗嘱里尽量将捐赠数额写多一些。这样看着没有效率，因为离人家过世还早呢！但是如果有1000个目标人，按照概率，每年总会有几个走的，所以募款效率其实相当高，而且遗嘱是立即生效的。
另外要研究花钱的效率。爱佑华夏基金的花钱效率就很高，这样导致募款效率进一步提高，大家愿意给它钱，这样就形成良性循环。万通公益基金也在努力做到这点，它3年前创办，目前已成为北京私募公益基金中的治理标杆。它的独立性不错，11个理事万通公司只占3个；在5个人组成的项目委员会中，万通只占1人；另外，理事长也不是万通的人，而是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室退休的专家，他有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背景和经历，我以前都不认识，是别人介绍的；秘书长也不是万通的，是猎头公司找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以前在国际NGO做过的专业人士；在业务方面，他所做的事情跟万通的盈利机构是绝对分开的，目前已经做了40多个生态社区，他愿意做哪儿、跟谁做，都是他们来决定，我也不知道，都在网上看公开的内容。这就是独立性，表现在人员和业务两方面都要独立。
另外在透明度方面，万通公益基金的年报、日常事务都挂在网上，平时每三个月给捐款公司做汇报，年底再做一次总结。专业性方面，尽量聘请专业人才，聚焦在可度量的生态环保项目上，保证项目做到可度量，这样每年有大量可度量的成果，比如碳减排具体减了多少吨，有一个数量化的标准。万通公益基金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公益回报了社会，同时让万通的价值观跟社区、人群、社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