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立言心疼女儿，恨不得将范力夫生吞活剥了，可如今的范力夫已是炙手可热的新兴权贵，是徐又鸣的心腹，姚立言这样的革命党人在北平的地盘上还得仰他鼻息，还没动手收拾范力夫呢，就被范力夫先使手段弄得事事掣肘，处处给他小鞋穿，姚立言有苦难言，只能气怒难平地在家中成日怒骂范力夫小人得志。
乔霏冷眼旁观，却不动声色，只是不住地使人往外放消息给新闻界，都是一些当局者无伤大雅的逸事，渲染范力夫和徐又鸣政府中几个亲倭派官员还有一些倭国政客的良好关系，范力夫为人圆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不坏，可也没有报上说的那么亲如兄弟，但这些报刊上所说于他有利无害，不但不起疑心，还乐呵呵地生受了。
范力夫是根典型的墙头草，两面讨好，虽然在军阀政府里任要职，却始终以革命党人自居，行事讲话处处要扛着革命党和卢林先生这面大旗，并和在北平的革命党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便是对那个三番四次痛骂他，要开除他党籍的宋慕德，也是恭恭敬敬到谦卑的地步，这也是徐又鸣政府倒台后，他还能被革命党所接收的原因。
但是乔霏却不想放过他，她要的是一击即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她用的招数也是最普通不过的捧杀，她要把范力夫捧得得意忘形，捧得失去理智恋栈权力，捧得众人皆知范力夫是个“卖国贼”。
范力夫的确是春风得意，他越来越受徐又鸣的看重，这也是他早先没有想到的，徐又鸣甚至起了将他拔擢为国务秘书长的念头，这个职务非同小可。他跟随徐又鸣的时间并不长，又不是什么实权派元老派的人物，能够有资格问鼎这个职务，足见徐又鸣对他的看重，自然表现得更加卖力。恨不得趴下来给主人舔鞋面子。
在世界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范力夫和徐又鸣一样此时自信心开始膨胀，抱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厢情愿地沉浸在当初华太祖年间的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认为华夏作为一个大国在和会上分得许多好处是必然的，自己也将成为民族英雄载入史册。
可是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不过是被列强强迫着出了些大洋，派了十几万华工参与战争，连倭人要来自己的领土跟德国人打战，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别人蹂躏自己的人民，在世界上自然是极被人看不起的。华人被看作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哪里有可能在和会上分得一杯羹。
待那些参加和会的华人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他们自以为的大国在列强眼里只是最后一个等级的弱国，连准许参会的人数都是最少的，会议开始后，一部分与华夏同属第三等级的小国经过力争被允许多增加一个席位，只有华夏依然只允许两人出席，不管华人想不想承认，整个华夏在世界上的地位无疑是排在最末最末的，连那些巴掌大的蛮荒小国都不如。
这一切让华夏人丢尽了颜面，天朝上国的美梦泡沫总算是彻底破灭了。
北平政府尽管气恼，可也知道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事实，所能做的就是尽力捂住这一切，不使消息外露，要知道此时的华夏还笼罩在一片庆祝的欢乐中，北平政府的声望也正在如日中天之时，消息若是传出，会极大损害政府的威信。
乔霏又怎么会让北平政府将如意算盘打下去，算准了在第一时间将北平政府外交代表团的遭遇悄悄地透露给了报社，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社会为之哗然。
士可杀不可辱，华人受辱的事迅速激起了北平知识分子的义愤，迅速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后和会上。
而焦头烂额的北平政府错估了形式，在这个时候还企图掩盖外交上的失利，义正言辞地说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暂时没有更确切的消息传来，人们还是将信将疑。
很快，更确切的消息从那些自掏腰包前往巴黎观会的华人和留学生、侨民那里传了回来，不仅华夏成为和会上最耻辱的战胜国，倭国还逼迫华夏将原先战败国在华的权益全部让给其，不仅是在法华人觉得暗无天日，所有的华人都有了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身为一个战胜国，却要割让自己的领土，这种耻辱感比被人用大炮轰开国门还要强烈。
平等何在？公理何在？
情绪高涨到了一个极点再瞬间回落，那种落差感会把人逼疯，更何况是一个国家。
在消息传来的第一时间，《新思想》上便刊登了清如有史以来最为冷静却也最为激进的一篇文章，仿佛身临其境般描述了华人代表团在和会上的种种遭遇，包括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对华人轻视侮辱的态度，五大强国逼迫华夏就范的种种手段与其后的利益纠葛，最让所有的华人羞愤欲死的是，华夏外交代表团竟然“欣然应允”了倭国所提出的要求。
深入浅出的剖析将一切冠冕堂皇下的丑恶全部揭出来让人看个明白，越是冷静的笔调，越让人从心底泛起寒意。
原本热血沸腾的国人想在和会上解决自末帝年间以来，华夏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却没有想到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连自己的国土都收不回，不过是要从一个列强口中转到另一个列强的爪下，就不啻于在华人脸上狠狠地摔一记火辣辣的耳光。
尽管没有华人想要相信这个消息，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清如在外交部工作多年，又从一些华侨那里风闻到一些消息，更加确认她所说的消息恐怕是八九不离十了，尽管政府一再狼狈地掩饰，但他们的话已经没有多少可信度了。
“欣然应允”四个字深深刺痛着所有国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