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第一批增援力量在九月二十四日到达，全部是补充给作战部队的兵员。
按照日军的计划，第一支新增部队要到十月上旬才能到达东港，在此之前，将向前线部队补充大约十万官兵，以恢复各部队的作战能力。与兵员一同到达的，还有补充给各作战部队的主战装备。
事实上，这也正是帕特里奇的要求。
对帕特里奇来说，发起新一轮进攻的主要力量不是新增部队，而是前线作战部队。只有让那些已经尝到战火滋味的日军恢复战斗力，才能尽快发起进攻。新增部队也就只能用在后方保卫后勤补给线，很难在前线发挥作用。
不管怎么说，日军按照计划派遣了增援力量。
相对而言，影响最大的还是日军的编制体系。
在此之前，日军一直采用以往的编制，即简小精悍。与美军相比，日军师团的规模小得多。普通师团的兵力一般在一万人以下。即便是主力师团，比如第七师，作战满员编制也只有一万多人。与之相比，美军主力师的规模大得多，第二骑兵师有近两万人，第二机步师的满员编制超过了两万，即便是战斗力稍差的第七步兵师与第四步兵师也有一万四千多人，相当于两个日军师团。
较小的编制不是不好，而是不适合中国战场。
一直以来，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任务就是“专职防御”，以守卫本土安全为唯一任务。冷战期间，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日本一直将主要师团部署在北海道地区，对抗随时有可能登陆北海道的苏军。因为国土面积狭小，所以日本陆上自卫队一直采用简小精悍的编制体系。
从本土防卫的角度出发，日军的这一编制体系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到了中国战场上，在广阔的战场上作战，特别是在必须自行保护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过于简小的编制使得日军的作战效率大打折扣，甚至影响到了部队的作战行动。在绝大部分时候，一个日军师团最多只能执行相当于一个美军师三分之一的作战任务，而其编制规模却相当于美军师的一半。
比如在彰武会战中，攻打康平的日军就因为师团编制规模较小，各师团之间的防御间隙太多，让中国军队获得了穿插分割的机会，最终导致日军惨败。如果日军师团的编制规模与美军相当，每个师团的防御范围扩大一倍以上，中国军队的穿插机会就小得多，彰武会战的结果就将改写。
在接下来的阜锦会战中，日军师团编制规模过小的问题照样暴露无遗。受此影响，在这场几乎决定了东北战略局面的战斗中，日军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如果日军能够表现得在好一点，恐怕以白石水库为中心的突出部就不会存在了。
事实上，日军也发现了这些问题。
阜锦会战结束之后，日军就着说调整部队编制。因为战争还在进行，加上大批作战部队分散部署在后方守卫补给线与军事要地，所以日军只对编制体系做了有限调整，即为每个主力师团增强一个二线师团，合并两个师团的指挥机构。
显然，这种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长崎遭到战略打击，日本当局决定全面参战之后，日军才扩大了改编范围，主要就是完成基层部队的整编工作，将二线师团的作战部队编入主力师团，以加强的方式，增强主力师团的作战能力。
事实上，这就是在向美军的编制体系看齐。
让日本当局这么做的原因还有一个，即日军开始全面接受各类美制主战武器装备。
虽然日本拥有非常发达的军事工业，能够生产包括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自行火炮与火箭炮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而且日本在4式主战坦克基础上改进而来的4B型主战坦克的性能不比美军的差，其他武器也与美军相当，但是日本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仍然远远比不上美国，加上囤积的战略资源非常有限，所以日本仍然得依靠美国的军事工业，从美国获取足够的主战装备。
按照美国的承诺，美国当局不但为日本提供了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生产权，还将帮助日本生产主战装备。
既然用了美军的装备，也就只能用美军的编制才能发挥出这些装备的战斗力。
可以说，日本在模仿与学习美国的时候，确实做得很彻底。
对帕特里奇来说，这显然是天大的好事。
因为编制指挥体系上的差别，使得美日联军在协同作战的时候一直存在问题。很多时候帕特里奇不得不让美军单独行动，从而使日军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随着两军在编制与指挥体系上逐渐趋同，美日联军协同作战，特别是在大规模会战中的合作能力大大提升，也就解放了美军，让日军能够承担更多的作战任务。
更重要的是，因为日军还不是很熟悉新的编制与指挥体系，所以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必须倚重美军。
也就是说，美军掌握了美日联军的指挥权。
这不仅仅体现在战役与战略层面，也体现在了战术层面上。
九月二十七日，美日联军在锦州东边的凌海市发起了一次代号为“嘹亮号角”的扫荡行动，重点打击盘踞在该市的几支游击队，以确保从沈阳到锦州的交通线。在这场行动中，美日联军协同作战，由美军指挥作战行动，结果冲锋陷阵的全是日军，几乎所有艰巨任务都由日军承担，美军主要负责掩护与支援。
名义上，这是为了锻炼日军，实际上，却是在为美军开脱。
当然，这轮扫荡行动，也确实锻炼了日军，至少让参与行动的几个师团的日军基层军官充分掌握了美军的基本战术。
由此也看得出来，帕特里奇肩上的压力非常大。
作为联合司令官，他不但要指挥部队打赢这场战争，还得尽量减少美军伤亡，让美军坚持到获胜的那一天。
只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帕特里奇也意识到，如果还不采取行动，胜利就将离去。
也就在“嘹亮号角”吹响的第二天，帕特里奇敲定了作战计划。虽然许多参谋都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突出部上，围歼该地区的数十万中国军队，打开进军朝阳的大门，但是帕特里奇仍然坚持迂回攻打赤峰，迫使中国军队主动撤离朝阳。
只不过，帕特里奇并没有把参谋的意见完全放在一边。
在制订主要作战计划的同时，帕特里奇也让参谋制订了一份备用计划，即在进军赤峰不利的情况下，把主力转向突出部，以占领突出部，正面强攻朝阳为主。
事实上，这也正是美军指挥制度的直接体现。
虽然帕特里奇是司令官，但是在参谋提出了意见之后，他仍然得有所顾虑。可以说，就算帕特里奇仍然坚信美日联军能够打下赤峰，他也得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其中，最让他担心的，就是中国军队在美日联军发起进攻之前发动反击。
从某种意义上讲，帕特里奇让参谋制订备用计划，就是针对这一情况。
虽然侦察机与侦察部队没有搞清楚部署在突出部的中国军队到底是不是主力，但是集结在该地区的中国军队多达数十万，而且都是作战部队，而不是民兵。这一迹象表明，罗耀武很有可能在策划一次大规模战略反击行动。就算以中国军队的实力，打回阜新与锦州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却能以此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如果中国军队能在关外坚持两到三个月，随着严冬到来，美日联军的进攻行动必然会推迟到二零一四年的春天。
对帕特里奇来说，推迟进攻，等于是放弃胜利。
罗耀武已经动员了大批游击队，每天都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美军官兵在占领区的小规模战斗中伤亡。仅在八月份，在对付游击队的战斗中阵亡的美军就超过了两千名，而九月份前三周阵亡的美军官兵更是多达二千一百七十八名，最终很有可能突破三千人。如果拖到二零一四年，仅在后方阵亡的美军就将超过两万人！
对美国来说，这绝对是不可承受的重大伤亡。
正是如此，帕特里奇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罗耀武会发动反击，利用积极主动的反击行动拖延美日联军的进军步伐，最终达到击溃美军的目的。
没有美军当主心骨，就算美日联军能够突破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也不见得能够打下北京，更别说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受此影响，在整个战役策划阶段，帕特里奇非常重视战场情报。
如果不是为了打击中国军队的导弹部队动用了大批侦察力量，帕特里奇甚至有可能在该方向上投入全部侦察机，搞清楚部署在突出部的中国军队到底是不是主力，从而搞清楚罗耀武的战役企图。
可惜的是，在帕特里奇搞清楚这些问题之前，中国军队的反击行动就开始了。
十月二日，部署在突出部的中国军队分别沿三零五国道与三零七省道，从北面与西面攻打义县。
“突出部战役”就此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