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几逃跑前的那个礼拜，他突然在临睡觉前发现自己的手指甲又长又脏，并且兽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剪指甲的东西。任何刀剪都不准带进监狱大墙。他违背了监规，走出自己的监号，一个个监号地串门。他是个从不串门的人，此刻为了指甲而串门搭讪，问谁有指甲钳或者剪刀可借。所有人都莫名其妙：谁还记得剪指甲这回事？留着指甲好处太多了，用它们刨挖地底下的蕨麻根、草坡上的兔鼠洞，现成的工具。再说整天干糙活的手，指甲不是自动磨下去，就是自动劈了或断了，那不就自动修理指甲了吗？他串到第六个监号时，岗楼上的解放军呵斥起来，叫他立刻回到自己号子去。他问解放军可有指甲钳或者剪子借他，解放军避开他的提问，更大声警告他，再不回号子他们就不客气了。那一夜他没睡着，感觉着指甲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第二天他跟大组长申请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刀，大组长说他会把他的申请上报。在等待有关指甲钳报批的几天里，他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感觉指甲“嗖嗖”地长，如同春竹拔节，那里面的污垢就是它们的肥沃土壤。他对自己说：但愿婉喻永远不知道他的指甲干过什么：刨过兔鼠洞，挖过蕨麻根，掐过肥大的虱子，抠过干燥的大便。
因此在1963年初冬的这个下午，老几一切就绪，逃跑的激情和理性准备都成熟了。根据他自己肠胃的活动，他约摸这是下午四点半左右。他和十来个犯人从早上就被派遣到这一带来清除“钢铁垃圾”。每一批新犯人到达，都会指着大草漠上矗立的奇形怪状的庞大异物发问：“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钢铁垃圾是1958年大炼钢铁留下的，是一个个倒塌的土高炉分娩出的怪胎。1958年的大荒草漠可不荒了，绿色让给了红色，红色的旗帜和标语，随着一车车含铁量可怜的矿石从山外红进来。那是不计成本的革命和浪漫。到处有人在草地上挖，终于挖出了煤炭，但应该是一万年后才能叫煤炭的煤炭。不成熟的煤炭比牛粪难烧许多，比狼粪烟还大。犯人们挖出这样狼烟动地的煤炭，卸下由于运输费用而变得无比昂贵的铁矿石，填进土高炉。几个月后，高炉一座座停歇了，大草漠上出现了一个个冶炼成果，那似是而非的形状大致像多年后人们认识的抽象雕塑。渐渐地，人们诚实起来，公开叫它们钢铁垃圾。又是渐渐地，高炉们被挖了墙角，砖头被化整为零地运走，钢铁垃圾对谁也没用，谁也运不动，似是而非地堆在那里，成了巨型纪念品。堆着堆着，便也有了生命，它们像石头一样生出红色的苔来，一层层的，记着年轮似的。
那些从高炉上拆下的砖头有的被砌入了糖厂的围墙，有的被垒成了副业队的宿舍。我祖父和两个狱友这天来到副业队和糖厂之间。老几在被逃亡诱惑的两年里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一个地方，他马上情不自禁地看地形，丈量距离，哪里有个藏身处，从A点跑到B点需要多少步，往往在他一瞥目光中完成演算。此刻他半心半意地计算着糖厂和副业队宿舍之间的距离。我在这里说的“之间”，和一般的空间概念不同，站在我祖父陆焉识此刻的位置上，是看不见糖厂和副业队宿舍的，最多看见一个灰色影子（副业队宿舍）和一个红色影子（糖厂）。草地上响着零敲碎打的金属声：犯人们先用嘎斯把钢铁垃圾割小，再用榔头敲。他们的活儿是愚公移山，把准金属碎块搬到三辆马车上。
老几对跟来警戒的解放军说，他的手套让钢铁垃圾磨破了，马车上他还搁了一副备用手套，请班长们允许他去取。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十个犯人，两个解放军选择看守九个年轻力壮的刑事犯，挥挥手让斯文柔弱的老“无期”自己去取手套。解放军不愿意刑事犯们歇工。一般情况下，只要看守者一走，犯人就找地方坐下来；他们不干没人看的活儿。
老几就是这时决定逃跑的。人有时需要这样心血**的最后催动。他走到马车旁边，花了五六分钟还没有弄开三匹马当中的那匹青灰马。所有拉套的马都雄健魁梧，这是没错的，可老几认得出它们中间的长跑手。老几靠读书读来七十二行手艺，识马也是读书读来的，那还是他在美国学马球的时候读下的闲书。假如还是解不开青灰马的套，他可能就把这次机会放过去了。但是就在解放军突然发现老几去时已久，久得叵测的时刻，套被解开了。其实一个好机会到这时已经不好了，变成了一个坏机会。与其抓住一个坏机会，不如从一开始就认输，认失败。现在的老几却连把马拴回去的时间都没有，一个解放军正吆喝着往这边走。老几的斜前方是糖厂的红影子。红影子朦胧在一大片黑刺丛后面。这就是他的逃生之路了。天色将暗不暗，上苍和大地那可怖的宽阔把人和物都压得扁扁的。青灰马上的老几就是这样扁扁的一人一骑，在年轻的解放军的眼前远去。
解放军愣了足足五秒钟，才认出青灰马背上的骑手是谁。他劈开嗓门就喊：“啊！……”
老几骑着光荣退伍的青灰马一路逃去。他不是从饥荒里逃生去的。这年饥荒已经过去，饿死人的事从1962年就开始减少。连着两年，青稞收成都很好，领导们也放够了亩产卫星，不再把几十亩地的土豆埋在一亩地里，让犯人们表演土豆大丰收给国家和省里的上级们看了。因为饥荒，上交的粮食被上级减低，犯人的口粮定量每月增长了四斤。从田里偷回的青稞在大墙内烘炒，青稞粒在饭盒里噼噼啪啪放小鞭的声音，再也诱惑不出那么多没出息的涎水。那些没胆量偷田里青稞的犯人也不再去搜集鸟粪，淘洗出鸟们消化不良遗漏的穗粒。荒野上暴弃的各种枯骨，犯人们也失去了兴趣，不再捡回大墙内熬骨油了。三万犯人肿得明晃晃的大脸蛋都小下去，成了打皱的皮革。老几逃跑的这天早上，关于死人的故事都被说絮了。老犯人总是把击毙的伪连长的故事传给新犯人，传到这时候，故事老了，传不动了。
伪连长在196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迈着训练有素的军人步伐走出监狱大门的样子，渐渐在被犯人们淡忘。那是饥荒的顶峰，体力劳动已经停止，吃进去的那点食物仅够去维持就要停歇的新陈代谢。饥荒已经淘汰了许多生命，幸免于淘汰的犯人们眼里闪烁着兽光。比冬荒还要可怕的春荒来了。那就是春荒到来的下午，犯人们正读报学习，讨论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吃。一个西安犯人开始发言，是一篇有关羊肉泡馍正宗做法、吃法的精彩发言。接下去，发言踊跃起来，江苏犯人讲到无锡排骨，徽州犯人谈论臭
桂鱼。大约是在一个四川犯人发言的时候伪连长离席的。四川犯人的发言最热烈，讲的是一种叫“三合泥”的甜食，核桃泥、芝麻泥……总结是“好吃惨了”！伪连长大概就在四川人用活色生香的四川语言请大家客的时候走的。谁也没注意到他。监督学习的是大组长，一个判五年徒刑的抢劫犯，他也没有注意到伪连长的反常，就像不愿错过一道道物质美食一样，他不愿错过一道道精神美食。伪连长的离去，大概只惊动了一个人，老几。这些年在犯人里混下来，对于老几来说，尊重不叫尊重，叫无恶感。无恶感就是老几在心里给予伪连长人品的得分。伪连长出去之后，老几就在心里默默给他计时。没了手表的老几自己就是一座钟，他可以根据肠胃运动准确地判断时间：肠胃的运动从缓到急，最激烈的时候简直是五脏相互咬噬，然后又会慢慢转缓，转为放弃，这个过程使他这座钟相当准确。他在伪连长离开一小时后开始不安，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后他知道坏了。再过一会，就听见大门岗楼的哨兵吼起来：“站住！不站住开枪了！……”哨兵的吼声使每个号子的草门帘都开了。一时间，每个门口都挤满犯人们浮肿的大脸蛋。看得清的告诉看不清的：伪连长此刻一身新，正雄赳赳地朝大门外的开阔地走去。大门在白天是敞开的，伪连长走出门二十多米哨兵才看见。听见哨兵的吼叫，伪连长来了个“向后转——走！”然后就开始大踏步后退，脸朝着哨兵，一面吼出指挥口令，让哨兵好好瞄准，节省子弹，争取两三枪结果他，别打得他满地打滚。哨兵得了命令开始射击，第一枪是官样文章的警告，照着头顶的阴霾打，第二枪才来消灭伪连长。那哨兵枪法不错，第三枪就把伪连长放倒了。大墙上四个角落岗楼的其他哨兵顺着墙头上的小道跑来，四支自动步枪打空了四个弹夹。那场枪击等于把抗日战争延长了十好几年：伪连长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抵抗中的日伪分子。伪连长的尸体被打得花乎乎的，几十个弹孔在棉袄上炸出灰白的棉絮，肚子里的秘密也随着流出的肠子公开了：那是一些颗粒完整的青稞粒。遍地春荒，肚子里还有青稞粒的人按说是最有办法、身怀偷窃绝技的人。按说身怀绝技的伪连长应该挺得下去。
随着饥荒的告终，犯人们也淡忘了那个“张现行”。一个江西的现行反革命。死人最多的时候，监狱院子只要一停放新鲜尸首，张现行必然会夜里出动。他脱下尸首的棉裤，用一片碗茬割下腿肉，再把棉裤给尸首穿回去。他的秘密屠户干了大半年，谁也没发现尸首们体重的变化，一夜间竟轻了两三斤。他的暴露是他的好意招致的：一天他把偷偷煮过的肉舍出一块，当作“野马肉”给了一个严重浮肿的狱友。狱友知道野马早已大批西迁，就是偶尔遇到一两匹，也不是近乎饿殍的张现行能猎到的。于是张现行在“现行”罪状之外，又多了一项不好定义的新罪状。新老罪行让张现行被精神病院的救护车拉走了。
随着甜菜汤上的油珠增多，大型的围猎减少了。猎物也都猎得差不多了。我祖父的回忆录记载了这种大型围猎场面，记得生动详尽，我从字面上都能看到被饥饿鞭策得勇敢残忍的人群。每年夏秋交接，围猎把几万犯人召出监狱，跟在上千的管教人员后面，和家属孩子一起，拉起一道八九十公里长的半圆形围猎线。无论犯人还是非犯人，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饭盒、大茶缸，一面用树棍敲打，一面齐声吼喊。围猎线在青海湖边收口，被围出来的动物绝望地跳进青海湖，不甘淹死，又跳回来。那些被大迁移留下的病弱老幼的黄羊、野马在青海湖里扑腾，一两丈高的浪白花花的。它们呛饱了咸水，明白水里也是绝境，便返身朝人群冲来。黄羊挺着头上的角，野马扬起前蹄，要和发出“呕呕”吼声的人类背水一战：和他们拼了。就在此刻，枪声响成一片。上千个管教干部击毙了不屈的牲畜，但总有一小部分撕开缜密的猎网逃出去。那都是牲畜里的最优秀分子，勇猛强悍矫健，它们可以跳得比人头还高，跑得比子弹还快，总是在踏伤或踏死一两个人类成员之后自由地远去。
我祖父看着它们远去，就像看着自己远去一样充满悲壮的感动。围猎结束后，犯人总是等着那顿羊肠子汤。说准确点，是羊肠子气味汤。犯人强弱不一，弱者如老几，连闻气味也没份儿的。
但那都过去了。连羊肠子气味也没份儿闻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因此，老几背向钢铁垃圾骑马逃去的时候，这些人和事正在被犯人们淡忘。老几不是在逃离饥荒。让老几做逃犯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祖母冯婉喻。婉喻的信一月一封，谈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她说得详尽极了，都是细节，当时两岁的我误把一颗话梅放进嘴里，酸出一张怎样的滑稽面孔，婉喻都用她娟秀的小楷一笔一划写给了丈夫。孩子们的成长他一点都没有错过。家里成员的生活也从来没落下过他。婉喻的信里，一半写现时，还有一半，是写过去。焉识、婉喻还有恩娘的过去，在婉喻那里都有完整的备份。某件事，发生在哪里，怎样发生，焉识你还记得吗？看信的时候，陆焉识发现冯婉喻总是记住事情美好的那一半，或者说，同时发生于他们的事情，可以给看得美好，也可以给看得庸常。婉喻在她信里跟他重新过一遍那些日子，把它们过成了好日子。
婉喻总是在信上这样问，焉识，记得……吗？他想告诉她，他记得的，只是记得的和她记得的大相出入。但他从来没有在回信里这样告诉她。他还想告诉她，他们俩的过去，或美好或庸常，都是他们自己的，私密的，都不该给××信箱后面的眼睛去看。老几多次被赤身露体地搜身，但××信箱后面的眼睛让他觉得自己和婉喻更加赤身露体。
老几靠记忆把婉喻的信存档，按年月日编号，一封不漏地保留起来，然后就把实质的信纸烧毁。婉喻娇羞的字展露给××信箱后面的眼睛是无奈的，但绝不能再让其他人看到眼睛里；那都是些什么眼睛——看过凶杀和暴行，看惯了血污和粪土，满映着同伴多日不洗的污垢面孔和漆黑的鼻孔。
也许他的逃亡就为了这个目的：要当面告诉婉喻，他什么都记得，正因为记得，他现在知道那么多年他自己误了自己，也误了婉喻。他要婉喻原谅，他最好的年华没有给她。他一定要婉喻原谅他对她的心不在焉，在她身边的他仅仅是一份面带微笑的在场。
老几刚刚跑出黑刺林子就听见后面的喊声。年轻解放军的倒仓嗓门叫完一声“啊！”之后，想起他该叫的来了。于是他来了战士的威严：“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
老几想，犯人来了十来个，解放军不可能放了那十来个追他一个人。解放军的枪举起了，六十二岁的老几觉得准星锁住了自己花白的脑勺。现在他感觉自己的后脑勺凝成了一个点，准星隔着越来越宽的距离烧灼着花白卷发下的生命要害。就在稀疏的花白卷发和薄薄的颅骨下，他那存有多部手稿和婉喻百封家信的记忆，此刻正在被准星锁定，任何千分之一秒，子弹都会使那些精彩记忆崩出，热乎乎地流淌到正在枯干发白的草地上。但老几还是决定跟子弹赌一局。
“啪！”的一枪。老几
身后的黑刺中弹了，一截树梢飞出去。又是连续两枪，老几觉得现在是自己的脊梁在解放军的准星里，因为热胀移到了那里。
一个解放军也骑上了马，朝老几追杀过来。老几对于马的那点学问可帮了他大忙。青灰马是正确选择。青灰马还有个好胜的性子，只要屁股后面有追的，它就觉得称心。青灰马和追来的黑马距离越扯越大。
此刻暮色一下子从草原四周的雪山卷来。
另一个解放军赶着十来个犯人组成了步兵追捕队。犯人们跑在前，解放军端着步枪跑在最后。饥荒毕竟刚刚过去，犯人们的身体亏空一时补不上。老几听见某个犯人发出哭腔，抱怨跑不动了。解放军也出了哭腔，说跑不动就枪毙。老几听着自己六十二岁的胸腔轰轰作响，气管成了风箱的活塞，从肺里却抽不出风来。头脑一明一暗，他知道自己随时会缺氧倒毙。他有什么选择吗？要是现在投降，解放军一气之下是可以毙掉他的。毙掉了老几，婉喻怎么办？婉喻就听不到他的懊悔了。他一定要告诉婉喻，一个浪子的回头就要这么大的代价。
糖厂的红砖围墙出现在一个枯草坡后面。老几就要这样气喘吁吁跑回去告诉婉喻，这个花白卷发的浪子是爱她的。顺着围墙跑了一截子，他勒住缰绳，马放慢了速度。前半生的公子哥教养又帮了他一个大忙：他的下马非常漂亮精干。他在跳下马的同时给了马屁股恶狠狠的一巴掌，失去骑手的马继续向前跑去。
糖厂的红砖围墙有一米半高，老几的脚蹬在砖棱上，手扣住了墙头。墙头上的玻璃碴子怒指苍天，排得十分密集，老几没什么选择，只能任它们割进手心。破烂手套下面是多日积留的污垢以及十多年磨出的老茧，多少挡住一点玻璃的锋利。老几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墙头。
老几从一扇破窗钻进了厂房旁边的棚子，一进去就掉进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池子。池子里发黑的**起着泡泡，面上一层浓白的蒸气。老几的反应终于跟上来：发黑的**是糖浆。幸亏天冷，糖浆一出炉热度就散发了，不然老几一定已经熟了。也幸亏他的棉袄棉裤厚实，浓稠的糖浆一时还浸不透。
听觉越过轰隆的机器噪音，能听见枪声穿过糖厂，跟着跑去的青灰马远去。老几从糖浆池子里爬上来，浑身重得他一步也走不动。泡透糖浆的老几成了个铅灌的老几，迈着铅一样的步子，挪到一个角落。角落里堆放了许多破烂口袋，等着被缝补好了再去盛装原糖，老几就藏在口袋堆里。
骑马的解放军还要花一点气力追上青灰马呢。即便追上，他也不一定会马上想到诡计多端的老几在糖厂就已经金蝉脱壳。
大约十分钟之后，老几听见糖厂的犯人换班了，有人朝棚子里走来。他赶紧挪着铅一般的步子，挪到院子里。院子乱七八糟，废机械，破机床，大捆的干甜菜，任何阴影都庞大宽阔，足够把老几拥入黑色的怀抱。天完全黑下来。糖厂里日班已经换成了夜班。老几是蹲着躲藏的，等他想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几乎不可能：他下蹲的姿势已经随着灌满棉袄棉裤的糖浆凝固，被铸成了一个蹲着的糖人。吃透了糖浆的厚棉絮坚硬如钢铁，要里面的肉体成什么形状它就得成什么形状；箍在里面的肉体根本别想拧过它。老几蹲着走了一步，发现脚和腿麻木得很透彻。他用力运动脚趾和腿的肌肉，知觉回来了一些。他蹲着慢慢向一侧走，仅仅几步，所耗费的体力不亚于那场跟子弹的赛跑。但他不敢坐下，生怕一坐自己又成了一具坐姿的糖人，再也站不起来。月光很好，老几在月光里看到了一根棍子，他开始往那里挪动。他终于移动到了棍子跟前。由于棉袄袖子把他的胳膊塑成了抱膝的姿势，他很难伸展开来，痛快地用棍子敲打棉袄关节处凝固的糖浆。他改变了策略，开始用棍子敲打棉袄前襟的纽扣。一块块糖被敲下来，老几把它们塞进嘴里。他呼哧带喘地咀嚼，一股股甜水流进他的胃，成了燃料。燃料把老几发动了，他一次次发力，终于把自己从糖衣棉袄里剥离。零下好几度的气温，多亏老几运动量巨大，也多亏有糖给他加油。大概十几分钟以后，老几把棉衣和棉裤关节部位的糖敲了下来。他摸了摸棉袄里子藏的东西。东西好好的，没有沾上糖浆。那是他最后的库存：四十六块九毛钱，一对纯金袖扣，一个蓝宝石领带夹。
月亮上到山顶的时候，老几僵硬地上了路。不能走大路，大路此刻正热闹，解放军一个排一个连地到达，见什么都叫“站住！”老几连小路都躲开了。他就在荒草里开路，他照相般的记忆这时可是好使，还有他的知识，这些都避免他迷途。他不急不慌地走着，二百公里行程，急不得的。
第二天他花了大半天把棉袄棉裤上的糖揭下来，装进从糖厂偷的口袋里。然后他脱下棉袄，拆下缝在里子上的那块黑布和那团插着针的黑线。他把黑布缝在了棉袄脊背上。黑布不大不小，正好遮挡住“劳改”二字和下面的囚犯番号。泡过糖浆的棉袄针尖根本扎不进去，他的手被扎成一双血手才大致完成缝缀。
这以后的逃亡日子大致是这样，老几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大荒草漠上建监狱，并对犯人松弛看管都是鉴于一个信念：没有吃的，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老几却破了例。他的破例是个偶然，是个奇迹。棉袄棉裤上揭下的糖片可以补足他的给养，草地随处可睡，白天太阳把大草漠晒得阳春一般。糖够他三生吃的，吃进去的糖在他胃里酿成了醋，稍微喘息得深一些，就把满腹陈酿的醋泵上来，顺着食道直喷上堂，本来有牙病的牙都要给酸倒了。几次一来，嗓子给腌烂了，每一口糖下去，或每一口醋上来，都留下一道火辣辣的刺痛。
偶尔碰上顺路的游牧藏民回归他们的冬牧大本营，他就用随意的藏语和他们玩笑搭讪，再用一些糖片做礼，坐一段路的牦牛背，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有一次碰到一家东乡族老乡，他用糖跟他们换了一只雪鸡，又学着他们的样连同雪鸡精美的羽毛一块在篝火上烧烤。那是他二十多天的逃亡里程中唯一一顿不甜的餐食。
吃完雪鸡后，老几告别了东乡族老乡。老浪子心情不错，有个留学生时代的歌就在嗓子眼做痒，但他还是把它硬压回去了。老几算着，老浪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出现在婉喻面前。老浪子要好好地抱住婉喻，让婉喻知道这回是把她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婉喻来抱的，而不仅仅是一具女体；他的身和心是特地为婉喻而动情的，仅仅因为她是婉喻而不是任何其他女人。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那些心猿意马的抱都不算，那都是尽职而已。甚至都不怎么尽职，时常敷衍，时常躲懒。
他脚板上的血泡全部爆破、所有糖片儿就要给他吃完的那天，他已经快要把偌大的荒草漠走到身后去了。这天傍晚，他碰到一条浅溪，马饮水那样伏在溪里灌了一肚子，又好好洗了个脸，把属于大草漠的面孔还留给大草漠。
至多还有一个礼拜，他就会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老浪子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
老得爱不动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