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里，石棺的致命诱惑
“这才是探险的乐趣，这才是来切尔诺贝利的价值。”下了楼，我边套防护服边说。
接下来的路，我们必须穿防护服了。向导说，对外开放的区域，都是进行过严格清理的，包括土质和周围的植物都清理过，辐射值在安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去的幼儿园和上的那栋大楼，都是从未对外开放的地方，辐射量都很大。再暴露下去，就很危险。
回到车上，计划路线，是到爆炸中心外围开一圈，然后从另外一条路返回。
汽车再也没有停，只在爆炸的4号反应堆外面路过。最近的时候，我们离封锁4号反应堆的石棺只有几十米远。
向导说，那里面封印着恶魔。是世界上最神秘、最致命的地方。我来切尔诺贝利，就是因为它致命的诱惑。
这个石棺，就是切尔诺贝利的恐怖之源。有200吨的铀，1吨致命的钚，上千吨的实木、铅和沙子，融在一起像陶瓷一样，被封存在里面。
当年爆炸发生后，核辐射非常高，无法进行稀释、消除。为了抑制其强放射性和剩余的破碎堆芯继续溶解，甚至重返临界再次爆炸，政府只能紧急施工，采用大量的中子吸收材料、冷却材料和屏蔽材料，修建一座堡垒，将4号反应堆全面覆盖。形成了现在石棺的模样。
科学家说，这里要完全消除核辐射的影响，需要24万年。对于人类来说，这个时间就是永远。
原计划，这个石棺的使用寿命是10年，但现在28年过去了，它还在工作。石棺内部的高辐射性，使混凝土发生脆化，开始裂缝。高温核燃料还与封盖物反应，产生的气体制造了很大的内部压力。现在石棺一直在漏水，甚至有可能坍塌。乌克兰政府已经准备重新修葺。
来之前，我想都不敢想，自己竟然能从石棺身边经过。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车子划过的刹那，我把盖革计数器伸出了车窗。瞬间我就体验到了一种无声的震撼：100倍！外面的辐射值是车里的整整100倍！
危险是如此的真切，我们却看不见它。
突然车子停了。做谢尔盖上校的工作起了作用，向导把我们带进了切尔诺贝利的纪念园。
一个苗圃围绕起来的园区。与我们一路所见的建筑都那么破落风尘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不再肃杀，但却肃穆。
迎面而来的，是一堵墙，上面镌着很多铭碑，每个碑上都刻着一个人名。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消防员，牺牲在了这里。墙壁的正中央，挂着一口大钟，警钟长鸣，这是我的理解。旁边是一个十字架，英雄们安息。
园区中央，是一座纪念碑。一只手托着一座挂着钟的大楼。
回头，背后居然就是4号反应堆的另外一面。它就在我的面前，我离它只有十几米，就一堵墙的距离！
盖革计数器也应景地疯叫起来，我身上的辐射值已经接近设定的安全极限了。再靠近，就是自杀。真没办法了，切尔诺贝利的杀伤力无色无味，带来的恐怖却是如此的实实在在北京的雾霾还能看得见呢。
石棺就在我眼前，我却只能挥手和它再见。
随着汽车的前进，我们离4号反应堆越来越远。石棺的旁边，1号、2号、3号反应堆现在已经停止运行。旁边不远处就是5号、6号反应堆的建筑工地，当年施工的吊车还停在那里就好像刚刚停工一样，只是早已无人驾驶。
再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反应堆规划的地基。当时苏联计划要在切尔诺贝利建12座这种反应堆。如此规模，举世之最。
切尔诺贝利之行，我最感兴趣的，第一是石棺，第二是“Duga-3”（啄木鸟雷达）的天线阵，挺臭名昭著的。
后者我也如愿见到了，“冷战”时期苏联建造的，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的，仅次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甚大天线阵，用来跟踪美国可能发射的核弹。因为耗电量巨大，所以建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附近。现在已经被废弃，那一带也是隔离区。
绕了个圈往回走。向导
给我们留了一份礼物。
那是一所学校，在10公里辐射圈边缘处。向导说，这是当时救援人员们集结、休整的地方，还有普里皮亚季来不及转移的人，也临时安置在这里。
没能进4号反应堆控制室，是我此行的一个遗憾。在这里，去缅怀一下那些英雄们，看看那些亲历者的痕迹，也算是一种补偿。
救援人员们都是在核泄漏第一现场待过的，所以这所学校里面会有大量的辐射源。防毒面具和防护服在身壮胆，我们进去了。
又是一个校园恐怖片现场。盘根错节的树枝探了进来，枯叶洒满了操场，风一吹就飒飒作响。教室已经残破不堪，学生们用过的桌椅胡乱摆放。
纪念碑前的留影，我们笑得很勉强。
记忆尚在废墟，亡灵离去未远。
废弃的生化设施。
烛光祭英烈。
进入一间空教室，里面是一地的老式防毒面具，成千上万。都是当时救援人员留下的，没有被填埋，随意地堆放着。当年，每个防毒面具后面都有一个英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全都奉献在了这里。他们后来遭遇了什么，现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这里除了老旧许多，一切都还是当年的原样。站在防毒面具堆中，仿佛再次时光穿越了，我有点体会到28年前，重返危机现场的感觉。灾难当头，人命关天，舍生忘死。
我走近，捡起一个防毒面具，一抖，里面散落大量灰尘。手上的盖革计数器几乎要爆了，这里有重辐射源！
瞬间，我的无线麦克风就失声了。身后的魏凯也一摊手，摄像机等电子设备，一并儿全瘫痪。
回到车里，摆弄着相机，看我们进切尔诺贝利一路拍的照片，发现了问题。我和梁红，原来无论在哪儿拍照，都带着笑。在奥伊米亚康零下50℃的极寒下如此，在摩加迪沙的暴力街头依然如此。但在切尔诺贝利的所有照片里，我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全透着恐惧。
可能自己不觉得，但表情出卖了我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