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俭的这个提议,李元吉很赞成。
因为大唐确实不能让藩属们占便宜,也没必要给藩属们更多的好处去彰显大唐的大方。
但大唐确实不能让各国使节无利可图,对大唐失去兴趣,断掉跟大唐的往来。
大唐目前处在向四邻张望的阶段,对于远邻了解甚少。
一旦断掉了跟远邻的往来,那大唐就彻底失去了解远邻的机会了。
等到大唐完成了征讨四邻的战略,向远邻伸长脖子的时候,再去了结远邻可就晚了。
而且闭关锁国不是什么好政策。
这一点是经过明清两朝验证过的。
所以打开门,欢迎四方到来,跟四方人做生意,跟四方沟通,了解四方,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才能保证大唐在各个方面一直处在世界的领先水平,而不是被世界偷偷摸摸的给落下。
所以,不仅得让各方的使节觉得大唐有吸引力,还得让各方的商人、读书人等等都觉得大唐有吸引力。
而且,大唐还得加大跟各方的交流,让唐人走出去,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各方的一切。
所以李元吉提笔在唐俭的奏疏上写了很长很长一段话。
上面除了赞成了唐俭的提议以外,还对唐俭以后的工作做了一定的指示。
让唐俭扩大鸿胪寺的规模,让唐俭广纳喜欢冒险、喜欢出使的官员,跟随各国的使臣,去各国出使,了解各国的历史、了解各国的文化。
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在各国驻使。
虽说麻烦是麻烦了一些,工作量也大了一些,但这对唐俭来说并不难。
李元吉相信唐俭可以做到,大唐也不缺喜欢去冒险,喜欢游荡四方,喜欢通过各种危险搏一个富贵的人。
大唐也有许多的游侠儿整天在大唐各处晃荡,各处惹是生非。
把这些人收编了,让他们去帮大唐探索一切的未知,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历史上李世民就干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没把这些人用在探索未知上,而是用在了管理敌方上了而已。
而这些人也被赋予了一个在后世传的极广的名字。
不良人。
历史上,不良人就是由街道上游走的闲汉,以及地痞流氓、游侠儿组成的。
李世民收编他们的目的,一是为了好管束,把这些四处为祸的家伙们全收编了,然后再以军法去管束,不仅能约束他们的行为,也能为民间除害。
二是为了以恶制恶,这些人就是大唐最恶劣的一群人,他们知道所有欺负人的手段,由他们去收拾其他欺负人的人,必定能手到擒来。
依照历史的记载看,他们在被收编了以后,确实做到了李世民想要的这两点。
只不过,李元吉的想法跟李世民不同。
在治理地方、维护地方治安这个问题上,李元吉有更好的人选。
那就是退出军伍的兵卒。
他们本就是纪律部队出身,比不良们更懂得遵守纪律,也比不良们更好灌输,也比不良们战斗力强。
他们中间一些打了十几年仗的人,已经习惯了跟人厮杀,已经学不会其他谋生的手段了。
放他们回去种田,实在是有些浪费,让他们维护地方治安,才是人尽其用。
维持地方治安的事情,由军伍出身的兵卒们占了,那么不良们就只能帮大唐去探索未知了。
管他们吃、管他们喝,让他们去大唐外面作威作福,他们绝对会激动的嗷嗷叫。
毕竟,能成为不良的,不是懒汉,就是心里不安分的人。
你让他们安分守己,他们反倒不自在。
你让他们去探索未知,去为非作歹,他们会激动的嗷嗷叫。
大唐内部没有他们为非作歹的土壤,大唐外部全都是。
不过,李元吉并没有把这个写在唐俭的奏疏上,只是隐晦的给唐俭提了一下,他相信唐俭能看懂。
在给唐俭的奏疏做了批示以后,李元吉又相继给吏部、刑部、工部、兵部,以及其他各寺的奏疏做了批示。
其他各部各寺的奏疏,都大同小异。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那就是‘爸爸给钱’。
要的数目都不多,但加起来超过了去年大唐税赋的一倍多。
大唐一下子就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上了。
这在李渊在位的时候虽然有,但绝对没有这么夸张。
李元吉敢肯定,这绝对是李纲、陈叔达两个人搞出来的鬼。
一定是两个人看到了国库里有进项了,而且还是大把大把的进钱,就惦记起这些钱了,开始变着花样的要钱。
李纲和陈叔达要是在上奏之前,没有把六部尚书叫在一起商量过,李元吉敢把脑袋摘下来给他们当球踢。
不过,即便是看透了李纲和陈叔达的心思,李元吉也没说什么,更没想过做任何反应。
他弄这么多钱,不就是为了让大唐拿来发展的嘛。
如果只是堆在国库里不花,那要它们干嘛?
反正,钱在他眼里是花不完了。
只要他手里还有权,只要大唐的军队还听他的,那世界上所有的钱都是他的,他想花多少花多少,想怎么花怎么花。
不够了,派人去取就是咯。
反正都是他的钱,他想怎么取,想怎么花,还不用问别人的意见。
“嗯?!”
在批示完了各部和各寺的奏疏以后,李元吉看到了一本特立独行的奏疏,之所以特立独行,是因为它跟其他奏疏的颜色不一样,用本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内容还不一样。
打开一瞧,李元吉就不知道说啥好了。
奏疏的一段,明晃晃的写着一行大字。
《论佛害疏》。
内容就是一一列举的佛出现以后,所产生的所有危害。
萧瑀家那个把自己卖给寺庙的老祖宗再次被拉出来鞭了一回尸。
李元吉不用看末尾都知道这本奏疏是谁写了。
除了太史令傅奕外,没人对佛门这么执着。
自打大唐立国起,他是每年上一封请求灭佛的奏疏,雷打不动。
你说佛门跟他有仇有怨吧,那倒没有。
他出身不低,没过过什么苦日子,一出仕就是前隋汉王杨谅的近臣,杨谅要造反,都得找他问吉凶。
杨谅事败以后,他不仅没被砍头,还被免了罪,调到了扶风任职。
大唐立国以后,他就被征召入京,拜为了太史丞,成为了太史署的二把手,跟当时的太史署一把手庾俭的父亲庾质谈论占侯,稳压其一头,庾俭果断就让位给了他。
而在他任职太史令期间,什么袁天罡啊,李淳风啊,都得乖乖靠边站。
他在天文历法方面,可以说是大唐第一人。
纵观他的履历,跟佛门完全没有交集,更谈不上迫害他,跟他有什么仇怨了。
如果非要说他跟佛门之间有什么恩怨的话,那就是信仰不合。
他信仰的是老庄,而佛门信仰的是释迦摩尼。
而道教在大唐又是国教,作为国教中的领军人物,对其他教派有敌意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李元吉还听到过一个说法,那就是从南北朝开始,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所侵占的田亩更是数不胜数。
傅奕就是看不惯这种情况,所以在大唐立了道教为国教以后,才屡屡上书请求灭佛。
一开始的时候,傅奕的言论还没有那么激烈,也不提灭佛,只说废除佛教。
上奏了几次不起作用以后,傅奕的言论才变得激烈的许多。
这一点李元吉能够理解。
如果他给谁说事,说个两三次对方也无动于衷的话,那他的言辞也会变得很激烈。
从历史上看,傅奕到最后虽然没有成功的灭掉佛教,但也遏制了佛教的发展势头。
不过,在玄奘去天竺走了一趟后,佛教又重新大兴了起来。
李元吉觉得傅奕生错了什候。
如果生在柴荣在位的时候,那绝对有机会得偿所愿。
可惜他生在了唐初。
生在了这个历史上中原最羸弱的时候,羸弱到不敢跟佛教翻脸。
等到有实力跟佛教翻脸的时候,玄奘又出世了。
虽说大唐和柴周都是在乱世中建立起来的,但大唐的底子实在是太薄了,薄到连占据着小半壁江山的柴周也比不过。
大唐的疆域虽然比柴周大,但是大唐的丁口却没有柴周多。
大唐立国之初,丁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万户,按照一户五人算,才七百多万人口。
而且这还是全天下的人口(隐户、逃户不算,柴周时期也有隐户和逃户)。
而柴周建立之初,就有上千万人口,全天下的人口更是多达三千多万。
虽说隋末乱世远没有五代十国的纷乱那么长,但大隋给大唐留下的家底,远远没有大唐给五代十国留下的家底厚。
所以大唐有足够的地盘折腾,但没足够的人口去折腾。
柴周的地盘虽然不大,但有足够的人口去折腾。
如果说大唐初期有柴周初期的人口的话,那大唐敢跟所有势力叫板。
那样的话,傅奕奏请废除佛教,才会得到李渊的回应。
所以,不是李渊不想废除佛教,也不是李渊不想让李家老祖宗的道教一枝独秀,而是大唐初期没有跟佛教翻脸的资本。
因为大唐初期,站在大唐对立面的不只有外敌,还有内贼,还有世家豪门。
如果再跟佛教起争执的话,那大唐就顾不过来了。
而大唐初期,从不缺少敢于造反的内贼。
为了大唐的安定,也为了李氏的统治,李渊必须尽可能的维护着大唐的稳定,而不是四处去树敌,尤其是树佛教这种你不碰它,它也不碰你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