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我切断了和医院的联系，而且我在河湾的租期也快到了，于是我决定离开亚特兰大。没有任何事情强迫我离开，至少我觉得没有，但留下来是不明智的。一直待在一个窝里的狐狸是很容易被猎狗抓到的，而我在同一个地方逗留的时间也太长了。我知道自己还在被通缉，我可不想让猎狗轻而易举地找到我。
后来我得知，离开亚特兰大真是明智之举。几乎同时，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调查员席恩・奥赖利接到任务，要求放下手里的其他所有案件，专门搜捕我。奥赖利身材高大，像爱尔兰的主教一样严肃阴森，并且像杂种狗一般固执，是一位献身于事业的出色探员，对待一切事情都极为公正。
我开始对奥赖利敬仰起来，甚至是在我竭尽全力阻挠他执行任务、让他大伤脑筋的时候。要是奥赖利对我有什么私人感情，我敢肯定绝对不会是憎恨。奥赖利不是个记仇的人。
当然，一开始我并不清楚奥赖利的存在，即便是我住在亚特兰大的时候。除了迈阿密那个年轻的探员和戴德县的警官之外，其他追捕我的警官都像幽灵一样。
我决定去另一个南方城市蛰伏一个月左右。和往常一样，我定下了目的地，因为那里有我认识的一个空姐。我迟早会找到一个爱好，能够比女人更能愉悦地影响我的行动。
她叫戴安娜，我跟她断断续续认识了有一年的时间。虽然之前我在亚特兰大机场遇见过她，但从来没和她乘坐过同一航班，她知道我是泛美航空的副驾驶罗伯特・F・康拉德，这是我偶尔会用的假名。我不得不通过这个名字来和她保持联系，起初，她只是询问我的个人信息，包括教育背景，逐渐地，我们就变得亲密无间了。大多数的飞行员都有大学学历，但不是所有人都是航空专业的。我告诉戴安娜我学的是法律，但一直没有机会从事，而航空飞行员这个职业刚开始出现，不仅刺激，还比法律行业更赚钱。她欣然接受了一个人因为开飞机而放弃当律师的解释。
她依然记得我编造的法律学位。我抵达她住的城市之后的几天，她把我带到她朋友开的派对上，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有趣的家伙，杰森・威尔考克斯。
“你们两个应该能谈得来。杰森是我们州助理检察官之一。”戴安娜对我说，然后转向威尔考克斯，“这是鲍勃，是名律师，但还没有机会挂牌执业，取而代之，他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威尔考克斯立即来了兴致：“嘿，你在哪里上的法学校？”
“哈佛。”我说。如果我准备弄个法律学位，总得找个有名望的学校。
“但你从来没有执业过？”他问。
“没有。”我说，“我在拿到法学硕士学位的同一个星期，也拿到了商业航空飞行员证书，泛美航空给了我一个随机工程师的职位。既然飞行员的工资有三四万美元，我也很喜欢飞行，所以就接受了。可能有天我会回到法律行业，但现在，我一个月只需要飞满八十个小时。没几个律师能有那么好的待遇。”
“确实如此。”威尔考克斯表示同意，“你平时都往哪里飞，罗马，巴黎？我猜世界各地都飞吧。”
我摇了摇头。“我现在没在飞。”我说，“我正在休假当中。上个月公司裁员，我资历又不深。在他们把我召回前，也许还要等上半年或者一年。所以我现在正处于游手好闲的失业中。感觉还不错。”
威尔考克斯一脸困惑地看着我。“你在哈佛学得怎么样？”他问道。我感觉他想拐弯抹角地说些什么。
“我想，应该算得上非常好。”我回答，“我是以平均3.8分的成绩毕的业，为什么这么问？”
“是这样的，检察长正要招一名律师。”威尔考克斯回道，“问题是他实在招不到人了。不如你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然后加入我们。我会推荐你的。当然，这份工作虽然没有飞行员的工资高，但总比失业好。你也会参加某些法律事务，这不会对你造成任何损失。”
我差一点就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但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又是个挑战。我耸了耸肩膀。
“我在这个州参加律师考试，需要提供什么东西吗？”我问。
“其实不多。”威尔考克斯说，“只要把你在哈佛的成绩单递交给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然后申请考试就可以了，他们不会拒绝你的。当然，你得突击一下我们的民事和刑事法规，我会给你所有用得到的书本材料。因为你来自另一个州，所以在考试时你有三次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哈佛的成绩单，对我而言似乎是个难题，因为我和大学形同陌路。但是我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飞行员训练，口袋里照样放着一张看似合法的联邦航空飞行执照来表明我有驾驶客机的资格，难道不是吗？我的大黄蜂本性又开始嗡嗡叫了。
我写信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务处，要了一份秋季班学程表和法学院的课程目录。短短几天，这些材料就寄到了我的邮箱。课程目录列出了所有哈佛法学博士需要研读的课程，还有一些可爱的标志和信头。但我对大学成绩单还是没有一点概念。
戴安娜是俄亥俄大学毕业的，商务行政专业。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她谈论起她的大学生活。
原来，她那个时候热衷于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类似学校里的花花女孩。“你肯定没怎么用功读书。”我开玩笑说。
“哦，我用功了。”她坚持，“我平均成绩有3.8分。而且，在最后一年，我还上了优等生名单。你瞧，一个人可以玩乐和学习两不误。”
“得了吧，我可不相信你那什么平均分。除非让我看到成绩单我才会相信。”我坚称。
她笑了起来。“好吧，机灵鬼，我正好有成绩单。”她说着便回到她的房间，几分钟后拿来一份文件。
成绩单包含了四张法律文件大小的划线纸，其实就是一份由教务处确认并公证过的影印文件，证明了她四年的大学成绩情况。第一张的顶部用很大的粗体字印着大学的名字，下面是俄亥俄州的图章，然后就是她的名字、毕业年份、拿到的学位以及学院（商务行政学院）授予的学位。剩下的几页都一行行地填满了她研修过的课程、累积的学时和各门成绩，每一学年结束时都有一个平均成绩，最后一条则写着她毕业时所有成绩的平均分：3.8。最后一张的右下角盖有俄亥俄大学的图章，附加了一个公证员的章以及学校教务主任的签字。
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把这份成绩单的构造深深地印到脑海里，然后把成绩单给她。“好吧，我信了，你不仅性感可爱，还非常聪明。”我摆出道歉的样子说。
第二天，我去了美术用品商店、文具店和办公用品商店，买了一些法律专用尺寸的铜版纸、设计材料、各种字体的字母印章块、美工笔和铅笔、一把雕刻刀片、胶水、三角尺，还有一些金色的印章贴纸和一个公证员钢印。
我开始简单地切下哈佛大学法律学院的标志，把它贴在铜版纸的顶端。然后同样地弄下学校的印章，附在学校抬头的下面。接下来，我填上了自己的名字、毕业年份和学位，然后用三角尺和一只很细的美工笔，仔细地在这些铜版纸上画线。之后，再用字母印章小心翼翼地打上哈佛法学学位需要的每一门课程名、选修科目，以及编造的成绩。考虑到威尔考克斯可能会看这份成绩单，我给自己大学三年打的平均成绩都是3.8分。
这份东拼西凑的成品看上去就像设计师桌上留下的边角料，然而，当我把这几张纸用自助式复印机打印出来时，就显得十分精致了，看上去简直和从电脑打印机里吐出来的一模一样。最后，我在最末页的底部贴上金色的印章贴纸，在上面盖了公证员的钢印，有意识地做点磨损，然后用一支粗头钢笔，字迹潦草地签上哈佛法学院教务主任的大名，并在下面注明教务主任兼公证员。于是，这六张纸的成绩单赝品就大功告成了。
至于它到底像不像真正的哈佛成绩单，我可不知道，要等到我把这份赝品递交到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时才能见分晓。威尔考克斯已经做了十五年的律师，州助理检察官也当了有九年时间。他在当地认识许许多多的律师同行。而据他讲，我是他碰到的第一个哈佛毕业生。
我花了整整三个星期把自己埋在威尔考克斯办公室的书堆里，结果发现法律比我想象中的容易多了，也枯燥得多。然后，我屏住呼吸，走进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一个法律系学生正在办公室充当办事员，他翻了翻我的假成绩单，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去复
印了一份，把我伪造的原件还给了我，同时还有一张律师资格考试的申请表。在我填写表格的时候，他一边查阅着日历，一边给什么人打电话。
“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就可以参加下周三的考试。”他说，然后向我鼓励地笑笑，“对于哈佛毕业的人来说，这简直轻而易举。”
要是对一个真正的常春藤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说这话，他也许是对的，对我而言却是困难重重。在考试的八个小时里，我一直琢磨揣测，这也许……那可能……再加上自信的推断和一知半解的连蒙带猜。
我失败了。
然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考试没合格的通知单后面居然还附着我的考试卷子，上面标注着我答对和答错的题目。看起来，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里有人对我有好感。
我回到威尔考克斯的办公室，在他的书堆里安营扎寨，集中对付考试中答错的那部分问题。威尔考克斯也一有时间就来辅导我。就这样，六个礼拜后，我觉得我可以做第二次尝试了。
我又考砸了。试卷再一次回到了我的手中，还是批注着正确和错误的答题。我正在不断进步。其实，我对于自己能答对那么多法律问题感到欢欣鼓舞。我决定最后一次考试一定要通过。
终于，在七个星期后，我进行了第三次考试，并且通过了！不到两个星期，我收到一张精美的证书，承认了我在该州的律师资格并允许挂牌执业。我简直要疯了。我连高中都没毕业，大学的校门都没踏进去过，现在却拿到了律师资格！不过，我认为我真正缺乏的学院教育只不过是些专业术语，历经这四个月填鸭式的法律学习，我认识到法律只是充斥着各种专业术语而已。这些专业术语决定了正义。
威尔考克斯履行了他的承诺。他安排州检察长和我进行一次面试，因为有威尔考克斯的推荐，检察长就雇我当了助理，年薪是1.28万美元。
我被安排在企业法务部，它是隶属于检察长的一个民事部门。这个部门的律师负责处理所有违反州法的小案子，诸如不动产的确立确定诉讼、土地充公案件，以及其他各种不动产纠纷。
这就是他们要干的大部分事情。我被安排在高级助理菲利浦・里格比下面协助他工作。他来自当地的一个显赫家族，有点不可一世。里格比以南方贵族自居，而我恰恰撞上了他两个最大的偏见。首先，我是个北方佬，更糟的是，我还是个信天主教的北方佬！里格比把我降级为打杂的——泡泡咖啡，去拿这个去拿那个，想要什么就叫我去拿。我是该州工资最高的打杂工。里格比真是个没知识又顽固不化的乡巴佬。许多年轻助理也同意我的观点，尽管他们大部分也是当地人，但思想上却惊人的自由。
在部门里，我很受年轻单身汉们的欢迎。我和检察长的这些部下交上了朋友，我还有2万美元的不义之财，于是慷慨地把钱挥霍在他们身上，请他们在高级饭店里吃大餐、乘船郊游、在豪华的夜总会里花天酒地。
我故意给他们一种自己来自纽约有钱人家的印象，但我不会直接说出来挑明。我住在一个豪华招摇的湖景公寓里，开着租来的捷豹，堆满高档衣服的衣柜都够得上一位英国公爵的。我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上班，一方面是让自己开心，但更主要的是，我有那么多行头似乎让里格比感到不爽。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有三套西装，而其中一套我敢肯定是他那南联邦上校的祖父传下来的。里格比为人也挺小气的。
如果说里格比对我的衣着打扮十分反感的话，其他人对此倒还挺赞赏。某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的案子稍微有所延迟。其间，法官在长椅上向前探出身子，对我说：“康拉德先生，你对本次出庭的法律程序可能没有技术上的贡献，但你的出席无疑为我们增添风采，先生。你是我们南方穿着最讲究的打杂工，律师，本庭对你表示称赞。”这是真心在表扬，我十分高兴，虽然里格比听了差点中风发作。
事实上，我对自己这个打杂的角色非常满意。我并不希望真的去受理什么案子。那样子太危险了，说不定我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事情就会暴露。而且大部分时间，我和里格比做的事情都是枯燥乏味的，这种烦人的工作最好叫他一个人去处理。偶尔，他也会分我点好处，允许我写某项可有可无的土地纷争问题报告，或者对某个既定案子做公开论证，而我也的确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认为，总的来讲，自己没有给法律行业抹黑。里格比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律师，我坐在他后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在法律书和考试中搜集到的知识可要多得多。
基本上，我这个职务就是一个避风港，一个不大容易被猎狗发现的藏身之处。如果你在搜寻一个罪犯，你是不大会想到在检察长手下的检察官中去找的，尤其当你要找的还是个十几岁大的中学辍学生。
我在检察长手下干了几个星期后，戴安娜被调派到了达拉斯。失去她，我只是稍微难过了一下。我很快就搭上了格洛丽亚，她是该州一名高官的女儿。格洛丽亚是个活泼漂亮、充满活力的姑娘，要说我们的关系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她不能完全算得上是贴身伴侣。但我开始明白，一个女人穿着衣服也能同样讨人喜欢。
格洛丽亚来自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家庭，我经常陪她去她的教堂，同时也让她明白我是不会改变信仰的。这种尊重各个宗教派别的姿态获得了她父母的欣赏，而其实我自己也挺乐在其中。甚至，我还同该教堂年轻的牧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说服我参加教会的一些青少年项目活动。我积极地参与了本市贫民窟地区几个儿童乐园的建造，并且在管理其他一些青少年项目的几个委员会里工作。对于一个骗子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消遣方式，但我丝毫不觉得这是伪善。我生平第一次无私地奉献自己，没有考虑任何回报，这真的让我感觉很好。
然而，一个罪犯在教会的葡萄园里辛勤耕作，无论他的劳动多么有价值，都不应该做得太过火。我接受了太多委员会的任命，于是葡萄开始变酸了。
就在这个特别的小组里，有一个正宗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不仅如此，他还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见到我，他高兴极了，简直是狂喜。之后我才对哈佛人有所了解。他们就像獾一样，团结在他们自己的洞穴里。一只孤独的獾一定会找到另一只獾，一个在陌生环境中的哈佛人也一定会找到另一个哈佛人。他们也一定会一起谈论哈佛。
这个人立即向我猛扑过来，用他全部的热情，就像斯坦利在神秘的非洲遇到利文斯顿一样。我是哪一届毕业的，哪些人当过我的导师，我认识哪些姑娘，我属于哪个俱乐部，经常去哪些酒吧，有哪些朋友？
第一天晚上，我要么含糊其辞，要么集中谈论手边委员会的事情以避开他的问题，总算是成功搪塞过去了。但后来，他一有机会就来找我。他打电话来约我一起吃午饭，如果在附近，就来办公室找我。打电话来要么邀请我参加派对或者郊游，要么打高尔夫或者参加一些文化活动。而且每一次，他都能把话题引到哈佛上去。我都在哪些教学楼里上过课，知道某某教授吗，认识哪个剑桥古老家族的人吗？哈佛人与哈佛人之间交谈的话题似乎很有限。
我无法回避他。当然，他的很多问题我都没办法回答。他起了疑心，将我作为一个冒牌哈佛人，不然就是个冒牌律师，开始对我“立案”调查。当我得知他正从几个方面大量调查我的背景、严肃地询问我的诚实可信度之后，我知道这已经是个“既判”案件了。
就像谚语中所说的阿拉伯人一样，我卷起帐篷，悄悄地溜走了。不过，我也没忘记去领最后的那份工资。我向格洛丽亚告别，虽然她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永别。我只是对她讲，家里有人去世，必须回纽约待几个星期。
我把租来的捷豹还掉，买了一辆亮橙色的梭鱼跑车。这对一个被通缉的逃犯来说，实在有些显眼，但是我十分喜欢，并且很想要，于是就买了下来。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正当理由：有麻烦的是司机，又不是这辆车，说不定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总体上，这是个明智之举，因为我过去总是租车，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们丢在机场，当时我还不知道奥莱利的存在，而他就是利用我的这种行为破译出我的行动规律的。
我冒充医生将近一年，后来又扮演了九个月的律师。在这二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尽管不能说行得正站得直，但确实没有开过一张空头支票，也没有做过任何吸引当局注意的事情。假设里格比或者检察长本人对我的突然离职不追究原因的
话，那么，我有可能已经不是紧急搜捕的对象了。当然，奥莱利还是会对我穷追不舍，但是他除了坚持不懈的执着外，手里的线索实在不多。
我试图维持这种状态，因为我在金钱方面并不拮据。我只是想从“哈佛同僚”的盘问中逃脱而已，结果却变成了度假之旅。我在西部各个州闲逛了几个星期，去了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怀俄明州、内华达州、爱达荷州，以及蒙大拿州。哪里的风景迷人，我就在哪里游玩。美丽的风景通常也包括一些漂亮风情的女人，我在那里就更有兴致了。
尽管我对自己是个罪犯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不清，但我并没想过金盆洗手。其实，为了着眼于未来，我在落基山脉的一座大城市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以便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和之前假扮泛美航空副驾驶弗兰克・威廉一样，我用相同的方法伪造了弗兰克・亚当斯的身份，职务是环球航空的副驾驶员。制服、伪造的身份卡和联邦航空局飞行员执照全都准备好了。另外还弄了一套双重证件，这样我就还能变成弗兰克・威廉，在泛美航空和环球航空之间切换角色。
不久之后，我来到犹他州，这个州不仅因为壮观的地理和摩门历史而令人瞩目，还因为日益增多的大学院校。我觉得，既然我之前已经伪造了两个大学学位，那么至少也该让自己熟悉一下大学的校园。于是，我参观了犹他州的几所大学——在操场上漫步，领略学院风光，尤其是那些男女合校的学校。校园里有那么多美丽可爱的姑娘，我简直要申请入学了。
然而，我却成了一名教师。
一天下午，我正懒洋洋地待在汽车旅馆的房间看当地的报纸，某所大学急缺暑期教师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所学校目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能否找到代替学校两位社会学教授上暑期班的人选。这则新闻引用了该学院院长阿莫斯・格莱姆斯博士的原话，“看来我们将不得不在别的州，寻找愿意只上三个月课的合格人选了。”
我幻想自己安坐在教室里，被十几个妙龄女学生包围着的场景。我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于是给格莱姆斯博士打了个电话。
“格莱姆斯博士，我是弗兰克・亚当斯。”我轻快地说，“我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我目前正在此地旅行。博士，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在招社会学教师。”
“是的，我们绝对想要招到人。”格莱姆斯博士小心翼翼地回答，“当然，你知道的，这是一个临时职位，只在这个夏天。我想你是有一点教学经验的吧？”
“哦，是的。”我随口说，“但这是几年前的事了，让我来说明一下我现在的情况吧，格莱姆斯博士。我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最近因为身体原因休假六个月，我得的是一种内耳炎，因此不能开飞机。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找点事情做。正好看到了那篇报道，我就在想，重返课堂可能还挺合适的。
“在我加入环球航空之前，我在纽约城市学院担任过两年的社会学教授。”
“好的，听起来你非常符合我们职位的要求，亚当斯博士。”格莱姆斯博士说，他变得热情起来，“你不妨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可以详细谈谈。”
“十分乐意，格莱姆斯博士。”我回答，“因为我对犹他州人生地不熟，能否告诉我申请贵校的教师职务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哦，只要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绩单就够了。”格莱姆斯博士说，“当然，如果你能拿到几封纽约城市学院的推荐信，就再好不过了。”
“没问题。”我说，“当然，我得叫人把成绩单和推荐信给我寄过来。我来这里时，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准备，因为在看到报道前，没想到要临时教书。”
“我理解的，亚当斯博士。”格莱姆斯博士回答，“我们明天早上见。”
当天下午，我就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索取一份完整的课程目录以及所有和该校相关的介绍册。我又立即给纽约城市学院教务处写了封信，说我是犹他州的一名研究生，正在纽约寻找一个教师职位，最好是教社会学。我设法在当地的邮局租了一个信箱，然后把信都寄了出去。
我与格莱姆斯院长的会面非常愉快。他似乎立刻就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花了大部分的时间讨论我作为飞行员的“职业”，就连在教工俱乐部吃午餐的间隙也不例外。格莱姆斯博士和许多坐办公室的人一样，对航空飞行员的工作抱有幻想，渴望那些激动人心的想法能够被证实。我有的是各种奇闻轶事，足以让他身临其境地满足当飞行员的愿望。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在这个夏天聘请你，亚当斯博士。”在我正要离开时他这样对我说，“我本人非常盼望着你来我们学校。”
一个星期不到，我向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城市学院索要的材料就寄到了，我开车到盐湖城去购买了伪造证件需要用到的工具材料。我的“成绩单”成品非常精致，我给自己的平均成绩打了3.7分，博士论文写的是《航空业对北美洲农村人口的社会学影响》。正如我所预期的，纽约城市学院教务处的回信用的是学校官方信纸文件。我把它裁剪成标准打印纸的大小，然后坐下来，分别以教务主任和社会学系主任的名义，给自己写了两封推荐信。
我写这两封信时非常谨慎。上面只说明了我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间曾在纽约城市学院担任导师，教委会给了我非常令人满意的评价，后来我主动辞职，进入商业航空业成为一名飞行员。写完后，我把信交给盐湖城的一家零售印刷商，告诉他我正在申请几所大学的教师职位，需要很多印在高级铜版纸上的推荐信，让他每封信各复印十二份。他草草了事，显然这是个很普通的要求。
当我把这些材料给格莱姆斯博士时，他只是扫了一眼，几乎看都没看。他把我介绍给社会学系副主任威尔伯・范德霍夫博士，范德霍夫博士也只是粗略地翻了翻我的文件，然后就把它们送到教工人事处归档。不到一个钟头，我就被聘用了，在夏天教两个学期，每学期各六周，一学期是1600美元的工资。我被安排上午教一年级新生，九十分钟的课，每周三次，下午也是九十分钟，教二年级，每周两次。范德霍夫博士给我提供了两本教学用的教科书以及学生点名册。“如果你还需要其他东西，可以在书店找到。那里有现成的标准申请借阅表。”范德霍夫博士咧开嘴笑了笑，“看到你又年轻又结实真让人高兴。我们的社会学暑期班都是大班，你可要辛苦了。”
此时，离暑期班开学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以恢复状态为由，旁听了范德霍夫博士的几节课，只是想了解一下大学究竟是怎样授课的。到了晚上，我就开始研读那两本教科书，我发现这书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范德霍夫博士说得没错。我那两个班可真够大的。一年级新生班里有78名学生，二年级班也有63名，不过这两个班都是女生占了大多数。
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开心的夏天之一。我彻头彻尾喜欢上了扮演教师这个角色。我的学生肯定也这么认为。根据要求，我照本宣科就行了，这一点都不难，只不过得比学生提前读一章节，选出我认为文中需要强调的部分。但是几乎每次给两个班上课，我都会偏离书本，滔滔不绝地谈论犯罪问题、破碎家庭中的青少年问题，以及他们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我脱离课本的内容——大部分都取自我的亲身经历，当然，学生们并不知道——总是能在课堂上引起激烈的探讨和辩论。
周末的时候，我就在犹他州某处景色优美的仙境中尽情享受，通常身边还有一位美若天仙的伴侣。
那个夏天就像沙漠中的春天一样，眨眼就过去了。当要结束时，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遗憾。范德霍夫博士和格莱姆斯博士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和我们保持联系，弗兰克。”格莱姆斯博士说，“如果我们有机会招一名长期的社会学教授时，我们很希望能够把你从蓝天上引诱下来。”
至少有50名我的学生来找过我，同我告别并送上祝福，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地喜欢听我的课。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犹他州这个乌托邦，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留下来。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我的过去肯定会被挖出来，我可不想在这些人对我的美好印象上抹上污点。
我一路西行去了加利福尼亚。当我翻山越岭时，山脊上正积聚起一场大风暴，但这和我马上要犯下的一连串的罪行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