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通篇的主题就是讲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也是他首次提出了要实行党内民主生活的原则。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一贯强调群众路线，他根据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所以遇到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的倾向，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要充分依靠群众，听从群众意见来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以克服各种困难。要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把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同1957年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联系起来，他指出：“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的深刻论述，不仅深化了社会建设目标的内涵，而且把目标和基本方针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的条件是民主集中制。
对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但同时又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了一个很好的定义：“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他还强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2．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发展规律
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要求人们一定要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规律性问题。他根据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客观实际，指出“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强调，在认识规律过程中，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许多经济发展的规律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这是第一次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长期性的发展规律，这对当时克服盲目性，制定整套适合情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3．强调依靠团结，把中国建设好
在这篇文章中，再次强调，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他指出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这种论述，进一步阐发了1956年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
指出了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发扬党内民主。要让人敢说话，不能拿帽子压人，对犯错误的要允许改正，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积极性，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但由于经验的不足，在探索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失误。正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从一开始就注意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总结，从照抄苏联的经验到吸取社会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建设的路线。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到以后的诸多社会建设思想和理论成果，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框架。
当然，我们说除了以上三篇文章，在建国后许多文章都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如1950年6月6日的《不要四面出击》、1955年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6年11月15日的《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2日的《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1957年11月18日的《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等等。
（四）晚年社会建设思想的重大失误
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仍然离不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性问题。他从苏联的变化中高度警惕，为防止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写了一封信，习惯上称之为《“五七”指示》。它描绘了一幅当前理想社会的蓝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
《五七指示》原本是回复《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但它已经超出了对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指导，它把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淡化商品流通的、强调社会公平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社会模式总体规划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成为晚年主要的社会建设思想。
1．建立一个学校式的社会。
把社会各行业都比喻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生产劳动，思想改造，文化活动等等都不是分割独立的，一切社会生活在每个行业中都可以得到统一，以达到一种完全公平的形式。在《五七指示》中强调：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战争时期，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在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对于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参加批判资产阶级，从事农副业生产。对于农民，除了要以农为主外，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对于学生，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另外，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总之，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人们样样要学，还要改造人们思想，批判资产阶级。还为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内容、目标和手段。
2．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
《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人员都能做工、务农、打仗、斗私批修，不论工农学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能务农，农能从文，学能做工，商能打仗，社会明显的分工将消失，正像当时一些流行的培养目标中戏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各行各业已经没有分别，完全平等的景象一显无遗。
从《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各行各业都要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需要通过产品交换来获得，彼此间也不需要与外界交流，当然，也无法与国外进行交流，产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这就形成一个自给自足、封闭的、自我隔绝的社会状态。过分强调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目标的终极模式，虽然在当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了一专多能的新式人才起到了一定作为，但是受自然经济模式的影响，忽略了社会形式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在一体化社会中的作用，从而适得其反。
晚年，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在分配领域中强调缩小工资级别的差距，取消奖金和实物奖励，取消记件工资制，只承认国家的统一计划，否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取消自由市场，等等。其结果是按劳分配原则遭破坏，平均主义盛行，商品流通不畅，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
3．“**”的大民主思想对进行社会建设的影响
一贯坚持群众路线，但在晚年，却错误采取群众革命、群众斗争的形式，直至进行“**”，导致了当时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对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是一种新的革命内容，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晚年，希望利用“**”的大民主思想，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改进工作、克服缺点，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行社会各项建设，并把“四大”写进了宪法，强调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要采取这个方法。但事与愿违，十年“**”不仅没有解决矛盾，相反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破坏了安定团结，破坏了党、政、军的正常关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使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无法正常进行。
晚年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本人的个性分不开的。对于晚年的失误，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思想是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和国家的富贵财富。”在晚年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所提出的理想社会设计方案，背离了当时社会实际，实际上也背离了本人的正确思想，这些失误应算是个人的思想，经过拨乱反正已纠正过来，不应被包含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