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上，和陈云都主张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合理地处理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性战略地位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搞建设，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因为吃、喝、住、穿是人类生存发展所面临的最为基本的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也明确指出：“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在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上，和陈云都主张首先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然后再安排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吃饭第一，建设第二”。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明确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正式投身革命工作后，就一直注意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1939年6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1959年4月，在一封党内通信中指出：“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要重视农业生产。1934年1月，他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目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发展农业生产，是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基本前提。他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于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在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此后，他又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他说：“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为了解决衣食问题，提出在工、农、商各项事业中，必须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主要有：要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观点；农业要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观点；概括提出了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重视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不断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对发展农业进行长远规划，等等。
关于要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要始终注意农业的基础战略地位问题。还在解放初，就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且要为它服务。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证为轻工业提供原料，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更重要的是保证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他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首先，农业关系到5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5亿人口就稳定了。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第五，农产品还是重要的出口物资。第六，农业还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又说，我国有5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在“计划就是法律”（斯大林语）的条件下，发展农业生产就不仅仅只涉及到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农田水利等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等方面问题，在经济发展政策上，还涉及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政策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在讲到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时，指出：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得基础更加稳固。在这篇讲话中，还以苏联的教训为例，说明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他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指出，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他指出，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90%以上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10%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还以历史上的教训为例，说道：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35亿公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我们发现了缺点，1955年就少购了35亿公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100亿公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永远记住。
批评了一些人关于解放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的说法，指出：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到1956年已达到1800多亿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将近725亿公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150亿公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250多亿公斤。两项共四百几十亿公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因此，不能说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还指出，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有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在重视粮食生产方面，提出了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口号。他指出：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他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客观形势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59年4月，他专门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写了一封很长的党内通信。关于包产问题，他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这是不对的。密植问题，一定要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关于粮食问题，针对当时粮食形势十分紧张的严峻现实，指出，一定要抓紧节约粮食，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备一点，逐年增加。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关于播种面积，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关于机械化问题，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有实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逐年增加化肥生产，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历来强调，发展农业生产一定要走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道路。1959年10月，他在给吴冷西的信中说：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又说，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
提出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至今仍有其科学意义。1958年，他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和农业科研成果总结出了农作物的八项增产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个方面，称为“八字宪法”。
认为，土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有土斯有粮”，包括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等。肥料是农作物的粮食。植物有机质和矿物营养能供给作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养分，还能调节和改良土壤的理化性状。农业生产是一个能量和物质转化与循环的过程。增施有机肥和化肥，广开肥源和配方施肥是实现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认为，一味重视施用化肥，对土壤会产生破坏作用，因此他主张施肥应以农家自然肥为主。1959年2月，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会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化肥、菌肥、沤肥、绿肥、薰肥、人粪尿、牲口粪尿。
水，就是发展水利和合理用水。曾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的水资源相对紧张，人均占有年径流量只有世界平均量的1/4。因此，合理利用水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他非常关切黄河、海河、淮河、长江的治理。
种，就是推广良种。良种是有生命的生产资料。早就指出，有了优良品种，即使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种子工作是农业生产最根本性的基本建设，是农作物传宗接代、扩大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充分利用繁育推广体系和加强良种推广工作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疏忽的。
密，是指合理密植。指出：“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合理密植是要求在作物栽培上进行合理布局的一种措施，有利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加作物本身体内有机物质的积累，从而达到生产总量的增加。
保，是指植物保护和防治病虫害。目的是保护农作物不受病原生物、害虫、鸟兽和杂草的危害。这就要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根据病、虫、鸟兽和杂草的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和环境因素的作用等，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法，同灾害作斗争。实行植物检疫，控制危险性病、虫、杂草的传播和蔓延，并对局部发生的植物检疫对象，尽快地加以控制和消灭，以保障农业生产的安全。
管，就是田间管理。它是促进土地肥力较好地发挥作用，确保农业生产获得最大经济效益所需的重要措施。田间管理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先进科学的运用。主要内容有作物布局、种植制度、土壤耕作、施肥制度、灌溉制度以及防除杂草等。田间管理就是综合运用各种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给作物生育创造尽可能优越的条件。他曾指出：“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血管，减少水分的蒸发。”
工，就是工具改革。指出：“通过农具改革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农机的不断改革与土壤改造和耕地质量紧密相关。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把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结合起来，加强农机的制造和管理，改革工具，充分发挥农机的作用。每个人民公社都要设立农具研究所，要有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
陈云也始终十分注意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就提出：“在开支项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有了钱应多发油盐，使大家吃好些。吃得好，病就少。伙食好，意见就少，否则一天三顿饭，顿顿有意见。其次是治病，办公，文化娱乐。”基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他认为：“从目前边区的实际情况看，财政支付要注意以下几条：（一）保证粮食不缺，伙食费不缺。（二）被服布必须节省，要重冬轻夏，收旧省新。收了旧单衣可以做鞋底，做棉衣里子，估计仅这一项全年可以节省6万万元。（三）停止建筑和装潢，保证办公和文化娱乐。（四）协助公私生产，但要注意防止浪费，投资不超过原资本的1/3。（五）平常要保证经费开支，特殊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衣食。（六）要长期打算。被服应几年连起来考虑，粮食应计算到明年、后年的供给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一直负责经济工作，对发展农业生产以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建国后不久，他就明确指出：“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1951年5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又指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难以发展。他反复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农业的基础，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决粮食。“有粮则稳，无粮则乱”。
要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除了要优先发展跟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事业外，还必须做好流通领域的工作也就是商业工作。他指出：“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长江大桥是大，建设很有必要，但商业关乎6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
1956年，陈云就说过：“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1957年9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人民政府“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这是因为“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事实正是这样，由于“大跃进”运动打破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格局，重工业单兵独进，严重地挤占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正常比例，极大地冲击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导致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于是不得不从60年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式的大调整，实际上也就是回过头来补农业的课。
陈云特别关心城市的蔬菜和副食品的供应问题，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因此，“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
陈云对粮食问题的重视，在党内是有名的。在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朱德在讲话中赞许说，多年以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很紧。陈云认为：“吃、穿、用，首先就是吃。”他说：“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
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分析了1953、1954、1956、1961年曾经出现过的四次粮食供应紧张情况，其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造成的。他指出：“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在全党下决心纠正“三面红旗”失误时，陈云受命具体负责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他对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61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1962年3月，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又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5亿多农民和1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
为此，他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解决粮食问题。他提出要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克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危机。一是要扩大农民自留地、多种杂粮、肥猪私养等，要妥善处理好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种植计划，在切实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前提下再考虑安排经济作物的种植。二是为解燃眉之急，陈云向中央建议，动用一定数量的外汇从国外紧急进口部分粮食，包括以转口贸易的形式从美国进口粮食，以缓解国内过分紧张的粮食形势。三是大力精简企业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前后共精简下放城市人口和职工2000多万人，既充实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又有效地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压力。四是积极支持农村人民公社的退赔工作，恢复农业生产。五是想方设法保证供应城市人口每人每天一两黄豆，在形势稍有好转时，又提出要每月供应每个人半斤鱼和肉，以满足人们的最低营养需要。六是决定对重工业、基本建设进行“伤筋动骨”式的大调整，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高度重视化肥的生产和小农具的制造。七是采取许多临时措施，如开高价馆子、卖高价糕点等，共回笼货币60多亿元，从而避免了物价的持续大幅度波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决定进口粮食是很敏感的，因为曾讲过一句话：苏联也进口了一点粮食，如果他进口1000吨是修正主义，那么我们进口500万吨不就是半修正主义了吗？但是，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陈云认为，“进口粮食很有必要。”“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这一系列重要措施的实行，终于使我国较快地度过了主要是因人为失误而引起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时期。
如前所述，在发展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过分重视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以尽快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因此，他总是强调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重要性，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他强调要尽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使小生产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后来又轻率地作出了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策，并使这一制度强制性地维持了二十多年之久，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和徘徊的局面，粮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陈云起初也认为，通过合作化运动就能大幅度、快速提高农业产量，但是，通过调查研究，他很快认识到，在当时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要尽快解决粮食问题是不现实的。他积极支持在农业生产中推行责任制，为此受到的严厉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和邓小平一起，率先对包产到户的做法明确表示赞成，从而揭开了在中国历史上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恢复在经济工作中的发言权后，陈云又多次强调指出：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他说：“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加。”“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
陈云由于长期负责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对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辩证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少地方不顾本地的客观条件，一窝蜂地盲目发展乡镇企业，导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的现象，陈云冷静地指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他强调说：“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十亿人民要饭吃。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由于对陈云的忠告没有予以及时的重视，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连续几年出现农业生产滑坡，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情形。
陈云强调，在农业生产上一定要坚持“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原则，不能完全放任自流，听任市场调节。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似乎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他强调指出：“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总之，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灵活灵活。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跨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又说：“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坚持上述原则（即“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原则），不能例外，如郊区要计划种菜，养猪要派任务，种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了。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还是那句老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由于施用化肥在短时期内能对粮食产量的很快提高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在粮食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陈云力主加快化肥生产企业的建设。但是，随着化肥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很快就导致土壤板结，通透性差，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这对我们这样一个耕地面积非常紧缺的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对此，陈云指出：“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要研究现在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